制裁俄罗斯会影响俄罗斯打击乌克兰的战斗力吗？

两个人打架时，我们都知道真帮助其中一人时，要么劝架设法拉开两个人，要么上去帮助揍其中一人，不嫌事大的才只在外围火上浇油。
制裁俄罗斯会影响俄罗斯打击乌克兰的战斗力吗？
短期不会，至少几个月内达不到目的，只会让现在的俄罗斯军队下手更狠。
那为什么还要制裁？
制裁让俄罗斯内部给普京施压而退兵。
这点，估计几个月内也没有可能。
其实，很多人心知肚明现在制裁俄罗斯的主要目的不是在帮助乌克兰。是希望让自己的国家及其他国家以后减少面临乌克兰现在的境况。这点也是很多“理性”人士劝说大家支持乌克兰的理由，说帮乌克兰就是在帮自己。
只是乌克兰人民可能并不知道，这些场外的叫喊，场外的制裁对他们现在的处境没有任何帮助，反而让他们陷入更大的危险。 

注：只是谈个事实，篇幅关系没评价该不该制裁俄罗斯。

任泽平：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报告（下）

　　四、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
　　(一)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构建
　　通过现有创业理论梳理可发现，创业精神、创业机会、创业资源在创业发展中具有关键地位，而创业环境对创业精神塑造、创业机会识别、创业资源提供具有重要影响。创业一般视为在风险和不确定条件下为获利或成长而创建新型经济组织的过程。现代创新理论之父、美籍奥地利裔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认为，创新是对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强调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并在后期把企业家概念从个人扩展到组织乃至国家。在熊彼特的影响下，早期创业研究一般集中在创业者特征方面，后逐渐扩展至创业过程、创业环境等。曾任美国国家创业委员会特别顾问的JeffryA.Timmons的创业过程模型认为，商机、团队和资源是创业的核心要素，商机是创业过程的核心动力，创始人或工作团队是创业过程的主导者，资源是创业成功的保障，因此创业过程是商机、创业者和资源三个要素匹配和平衡的结果。

　　基于现有创业理论，参考国内外相关创新创业测度研究，结合中国青年创业实际，我们从创业环境、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结果三个角度构建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框架，共涉及17个具体指标。目前国内外关于创新创业的测度研究较多，这些研究成果为创新创业发展评价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或缺乏对创业的单独衡量，或与中国实际情况结合不够，或不能反映中国不同城市创业发展的差异。鉴于以上情况，基于目的性、全面性、科学性、层次性、可操作性等原则，我们从创业环境、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结果三个方面构建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框架，以形成可持续跟踪的创业测度体系。其中，创业环境是创业发展的基础；企业家精神是创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创业结果是创业发展的成果，由创业环境和创业者的行为共同决定。

　　1)创业环境由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等2个二级指标构成，涵盖了政策、中介服务、金融、人才等各类环境要素。其中，政策环境由财政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比、财政科技支出占比和地区教育公开支出占比构成，分别反映政府行政效率、政府对科技创新的直接投入力度和政府对教育事业的重视程度；市场环境由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城镇就业人员比重、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GDP、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等指标构成，分别代表综合经济实力和市场消费能力、专业服务对创新创业活动的支撑、金融发展水平、人才基础。

　　2)企业家精神由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2个二级指标构成，分别反映创业者的创新能力和开拓精神。其中创新精神由全社会R&D经费支出/GDP、每万人R&D人员数、每万人商标注册数量和每万人发明专利授权量构成；创业精神由每万人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员、每万人新增市场主体构成。

　　3)创业结果由创业活力和创业质量2个二级指标构成，分别反映创业的质量和活力。其中，创业质量由每万人独角兽企业数、每百万人新增创业板上市企业数量构成，分别代表作为创新创业标杆的独角兽企业数量、科创企业的质量；创业活力由人均技术合同交易额、每万人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案例数构成，分别代表从研发到产业化、从创新到创业的转化效率、创新案例的数量。

　　创业环境、企业家精神及创业结果来自公开数据。对于部分地区或部分指标尚未公布2020年数据的情况，我们根据2015-2019年数据趋势外推。在数据处理上，为消除原始数据的量纲差异，对原始数据采取“最大值-最小值”方法进行标准化处理。对于单调递增指标线性转换为0-100，对于单调递减指标逆向线性转换为0-100。在权重处理上，采用层次分析法自上而下设置各级指标权重。

　　需要特别指出的一些权重设置：1)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城镇就业人员设定的权重为12.5%，因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属于生产性服务业，能够代替企业完成专业化的市场调查、品牌设计等工作，为企业提供了专注研发制造的基础，劳动力是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这一指标用于衡量城市的租赁和商务服务的发展水平，反映企业是否能够集中精力完成创新研发这一核心任务，是创业市场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2)存贷款余额占GDP比重设定权重是15%，由于初创企业成立之初难获得融资市场的支持，银行信贷是企业创立时融资的主渠道，因此存贷款余额是衡量创业环境特别是市场环境中金融支持力度的重要指标。此外，资金的筹措决定着创业企业能否成立并初步发展，所以存贷款余额占GDP比重这一指标在衡量某一城市的创新创业发展时起到很大的作用。3)每万人R&D人员数(7.5%)作为衡量创新精神的指标，该指标得分越高，说明该城市及其创业企业的技术投入越高，则对提高生产率的作用越大，即越具备创新精神。4)人均技术合同交易额这一指标设定权重为17.5%，因为它能很好地衡量地区技术市场发展情况，即衡量科技创新及其技术成果创造财富价值的情况，是衡量“创业结果”情况的重要指标。

　　(二)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
　　以2015为基期，2015-2020年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由100升至167.5，其中，创业环境指数由100升至146.2，企业家精神指数由100升至146.0，创业结果指数由100升至279.7。以2015年数据作为基准100，2016-2020年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分别为109.9、121.5、136.9、153.6、167.5，呈上升趋势。其中，创业环境指数分别为108.4、118.1、128.3、139.6、146.2，企业家精神指数分别为111.9、123.6、135.4、145.3、146，创业环境和企业家精神指数稳步提升，主要源于政府支持政策、教育科技投入、居民收入稳步上升和市场环境的优化；创业结果指数分别为115.2、134.6、176.5、222.2、279.7，2020年创业结果指数较2019年大幅上升，主要源于2020年创业板和技术市场的良好表现。2020年4月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总体实施方案》。2020年8月，创业板注册制后首批企业挂牌上市，有助于资本市场充分发挥对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助力作用，极大的利好创新、创业公司的发展。这使得企业尤其是处于初创期的中小型新经济企业得以通过直接融资的方式获取融资，有效降低融资成本，并扩大企业影响力，提高中小型新经济企业的存活率。市场化的筛选也督促企业积极创新提高竞争力，有助于提高行业乃至全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

　　五、中国城市青年创业发展排名
　　(一)中国城市青年创业发展指数构建
　　城市层面青年创业发展指数框架与全国一致，但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对2个三级指标进行了调整。1)部分地区未公布总体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且常住人口和城镇化率数据缺失，无法根据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推算，用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替代。2)每百万人新增创业板上市企业数换为每百万人新增科创板上市企业数量，因为科创板于2019年开市，该指标更能衡量当地科创企业的质量。其余指标不变。

　　(二)中国城市青年创业发展排名
　　我们选取199座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各城市的创业发展指数对城市进行排名，评选出50座青年创业友好型城市。我们从全国337座地级市中选取出199座城市，被剔除的城市均缺失5个以上指标数据，其中大多缺失新注册企业数和技术合同成交额指标。其中，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分别有76、62、46、15座城市进入考察范围。

　　从整体看，北京、上海、广州在2020年创业友好型城市中名列三甲，一线城市、发达省会城市及东部发达地级市的创业发展指数排名明显居前。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深圳、西安、珠海、南京、厦门、成都位列青年创业友好型城市前十名；其中，一线城市全部入围，其余城市多数为东部发达城市。前十名城市中，上海、杭州、南京位于长三角城市群，广州、深圳、珠海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除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外，前50名其余地级市大多分布在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其中长三角城市群13个，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6个。分地区看，前50名城市中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分别为30、6、9、5个，除直辖市、省会城市外基本上集中在东部地区。排名前10的城市中，深圳在财政科技支出占比、每万人商标注册量、每百万人新增科创板上市企业数量等7个指标中均位列前5；成都人均技术合同成交额排名第8、每万人独角兽企业数排名第10，这两项表现突出，跻身前10。排名前30的城市中，贵阳存贷款余额占GDP比重排名第6、每万人大学生数排名全国第9，这两项表现突出，跻身第12位；太原每万人大学生数排名全国第1、存贷款余额占GDP比重排名第4，凭借良好的金融环境和雄厚的人才实力，排名居中部城市之首；兰州得益于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占GDP比重，位列全国第一，跻身第14位；哈尔滨成为东北部地区排名最高的城市，其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城镇就业人员指标的排名为全国第2；海口存贷款余额占GDP比重、每万人大学生数和每万人新注册企业数指标排名均在前20，因此跻身第21位。

　　从创业环境看，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和中西部地区的省会、副省级城市排名靠前。创业环境排名前十位的城市依次为广州、北京、哈尔滨、上海、贵阳、兰州、太原、西宁、杭州、南京。创业环境排名前50位的城市集中分布于各大城市群，其中长三角城市群着力于科技创新、产业协调、区域一体化和全面开放的高质量发展，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和智慧经济赋能新产业发展，加快科技创新融合；积极推进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发展，构筑支撑创新创业发展的政策框架体系，起到高水平科技创新创业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前50位城市长三角城市群分布最多，达11个，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4个，京津冀城市群3个。分地区看，前50名城市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地区分别为26、6、11、7个，除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外，基本分布于东部地区。具体来看，广州得益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完善政策架构，建立起高质量、高效率发展创新创业环境。广州创业环境突出，据广州统计局数据，2020年广州财政科技支出和地区教育公开支出占比分别高达8.5%、18.3%，政策环境突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5052元，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城镇就业人员达10.31%，远超其他东部城市，市场环境优势明显。深圳地区教育公开支出占比位列100名后，是导致其未能进入前10的重要原因；郑州每万人大学生数高居全国第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城镇就业人员等多项指标均进入全国前30，是中部地区创业市场环境支持力度最大的城市；哈尔滨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城镇就业人员指标高达8.91%，仅次于广州，这是其排名第三的重要原因。

　　从企业家精神看，厦门、杭州、北京位列前三位，排名靠前的城市同样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企业家精神排名前十位的城市依次为厦门、杭州、北京、深圳、宁波、珠海、西安、东莞、中山、上海，除位于中部城市群的西安外均属于东部发达城市。企业家精神排名前50位的城市集中分布于各大城市群，其中长三角城市群分布最多达13个，珠三角城市群6个，京津冀城市群3个。分地区看，前50名城市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地区分别为30、4、10、6个，除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外，基本集中分布于东部地区。其中，厦门得益于改革开放，深化改革坚持创新，同时重视拓宽人才政策，打造创业城市。早在1984年，厦门就在全国率先设立“人才交流咨询服务公司”，诞生了全国首个劳动力市场、人才资源市场。借助经济特区的政策红利和本土优秀的地理环境，逐步发展为东南沿海重要的港口、旅游和创新创业城市。厦门企业家精神突出，每万人R&D从业人员达到164人，居全国第三位；每万人注册商标数量达到146个，居全国第四位；每万人私营企业和个体人员就业数量为5900人/万人，居全国第二名；每万人新增市场企业数为658家，居全国第五。企业家精神指标内的各项统计项，厦门均居于前列。西安在企业家精神上表现同样亮眼，为企业家精神前十城市中唯一西部城市，其主要原因在于其每万人新增市场企业数为865家，仅次于杭州位于全国第二。

　　从创业结果看，创业活动活跃地区集中在核心城市内，长三角地区区位优势明显，中部城市异军突起。北京、上海、深圳、西安、南京、渭南、广州、杭州、苏州、武汉位列创业活动指数榜单前10名。排名靠前的城市基本上由一二线大城市及发达都市的三线城市构成，这表明创业活动活跃的地区高度集中在核心大城市及发达都市。结合CB Insights、Pitch Book、桔子IT等数据和榜单梳理，以包括成立时间超过10年的广义独角兽数量计算，2020年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独角兽数量分别为28、17、7、5家，合计57家，全国占比81%；从估值看，四城独角兽企业估值分别为1850、217、214、193亿美元，合计2474亿美元，全国占比达93%。这表明上述4城已经成为中国高质量、高增长创业企业的摇篮。尽管其他城市重视培育初创企业，出台税收减免、平台资源嫁接、人才和业务对接等政策，但在融资、人才等方面依然劣势明显，4城以外城市拥有新生独角兽企业的包括东莞、成都、重庆、合肥、广州、青岛、武汉、贵阳、无锡、南京、天津，除成都有两家外，数量均为1家。据投中数据，从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案例数来看，2020年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分别有867、658、414、254例，占全国比例分别为22.9%、17.4%、10.9%、6.7%，合计占全国近2/3。同时，本年度创新创业结果受疫情影响较大，对比2019年，投资案例数由4330起下降至3774起，北上深杭分别下降341、153、35、99起，每万人新增科创版上市企业数量和新增独角兽企业数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六、启示
　　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塑造青年才能塑造未来。青年是创新创业的生力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对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打造发展新引擎、增强发展新动力、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面对疫情冲击，保就业压力突出，为进一步支持青年创业发展进而通过创业带动就业，我们建议：
　　第一，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协同机制，统筹创新创业政策。发达国家大多设有专业机构负责大学生创业政策的统筹实施，如美国的中小企业发展中心、英国的科学创业中心、日本的创业研究中心等。相较而言，我国的创业组织体系仍不完善，协同机制有待提高，国务院多次强调需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健全普惠性政策措施，加强统筹协调，构建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的政策环境、制度环境和公共服务体系，以创业带动就业、创新促进发展。创业政策落地与协同机制构建需要发挥专业机构统筹协调作用，带动多个主体共同参与。启示：一是完善创业政策执行各相关单位职能的梳理和重构，建立一站式创业政策服务平台，提供手续办理、法律咨询等全方位服务；二是加强协调机构或小组的人才队伍建设，选拔具有相关经验的政府工作人员担任机构成员，组建专家资源库，邀请有创业教育经验的高校教职工及有创业实践经验的企业管理人员担任组员，加强专业培训，提高协调能力；三是将创业教育前移，将“创业理念、企业家精神和社会责任”植入中小学学段教育，构建大中小相互衔接的创业教育体系。

　　第二，拓宽初创企业与高校的合作渠道，解决初创企业招工难问题。问卷结果显示，创业者对于“当地获得人才资源的条件很便利”中“非常符合+符合”评价的占比仅51.5%，满意度较低，招工难问题在初创企业中普遍存在。从企业层面看，初创企业在就业市场上处于竞争劣势，且部分高新科技类企业对相关领域专业人才需求量较大，导致招工数量、质量均与企业需求不匹配；从高校层面看，学校和毕业生面临就业信息差，难以实现人尽其才、专业对口，人才培养效率受损。启示：一是拓宽企业与高校的合作渠道，建立健全校企对话机制，鼓励校企协商完善人才培养机制，缩小就业摩擦，提升人才岗位匹配效率；二是鼓励企业向学校进行资金和技术渗透，设立实验室、研究所，储备科技创新人才，灵活变通人才输送模式，运用高校科研技术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

　　第三，优化农村创业制度环境，重点扶持农民返乡创新创业。问卷结果显示，农民创业群体占比达6.9%，引导农民进行现代化农业创业至关重要，特别提倡外出务工的农民回乡创业，支持农民进城创业，有利于激发农民创业精神，充分释放农村创新创业潜力。建议：一是在政策上坚持普惠性与扶持性相结合，坚持盘活现有的农民创业企业与增加农民创业企业二者并举方法，加强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相结合的举措，实行城乡一体联动；二是政府健全基础设施，各级政府、高校都应加强服务平台设施建设，通过农民创业培训、成立农民创新创业中介机构，引导农民进行创新创业；三是通过免税、免房租或补贴房租的形式，调动农民创业积极性。

　　第四，加大政府资金投资创业企业力度，成立市场化运作的产业投资基金，服务于战略性产业的招商引资。问卷结果显示，创业者对于“当地创业者很容易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融资”中“非常符合+符合”评价的占比仅51.1%，满意度较低，所以需解决创业企业融资难问题，形成创新资本生成能力，需要加强资本招商，深入剖析企业资质及行业现状，打通资企双方交流渠道，建立健全“引导性股权投资+社会化投资+天使投资+投资基金+基金管理”的多元化科技投融资体系。我们建议：一是加强企业信息深入剖析，委托国内外顶尖专家和专业机构对创业企业的财务、技术、供应链情况进行全方面研判；二是高度关注国家政策导向和行业动向，对创业公司所处赛道展开深度评估；三是鼓励政府与企业积极开展对话协商，在充分论证的前提下加强政府资金对创业企业的扶持力度，如2020年2月蔚来汽车与合肥签署蔚来中国总部落户合肥的框架协议。

　　第五，重点解决中小企业短期资金周转问题，加大短期资金扶持力度，促进企业短期融资渠道通畅。2020年的新冠疫情等重大公共突发事件对中小企业带来短期巨大冲击，尽管经济快速恢复，中小微企业发展情况略好于2020年，但恢复情况不稳定，所以解决企业短期资金流动性问题、提升企业抗风险能力，对减轻中小企业的生存负担至关重要。启示：一是政府加大对短期融资困难企业的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支持力度，对于受短期外部冲击而暂时失去收入的中小企业，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应优先处理其短期贷款需求，精简审批手续；二是优化对中小企业的短期融资担保服务，鼓励金融机构对拥有相关资质的中小企业提供信用贷款支持；三是对于无抵押资产行业的中小企业，建议金融机构参考其公司估价发放信用贷款，灵活企业短期融资渠道。

　　第六，完善创业培训体系，规范青年创业培训内容，建设专业化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培养青年创就业理念，引导青年走出家门，投入实践。政府作为青年创业的指导者，对于引领全社会形成积极就业风气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如大连依托创业导师资源，针对各类创业人员创业现状和实际需求，打造自身“创培”品牌。启示：一是地方政府部门组织优秀创业者、创业专家等设计一套操作性强、系统全面的创业教育课程。同时，注重建设一支专业化的创业教育师资队伍，确保创业教育培训的质量；二是加大投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创业培训，并给予相应的创业培训补贴。同时，建议政府完善激励机制，推进创业导师分类与奖励，提高创业导师的指导积极性，真正发挥导师的实际作用，以“一对一”或“一带多”的方式切实帮助解决企业初创阶段的突出困难；三是定期评估当地青年的就业积极性，及时根据反馈做出相应调整；四是加强高校开展校内创业培训体系建设，与政府、校外创培机构等形成良好合作机制，共同确保校内创业教育培训质量。

　　第七，精简创业企业审批流程，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发展动力。问卷结果显示，创业者对于“申请的政府创业支持总是能很顺利地通过”中“非常符合+符合”评价的占比仅54.2%，满意度较低，所以需深入推进以“放、管、服”为核心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能够有效降低创业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个人创业意愿，为市场主体释放更大空间。启示：一是各级政府深化“一窗受理、集成服务、一次办结”的服务模式，建立“互联网+政府服务”的创新模式，实现“最多跑一次”的服务目标，降低创业者的时间和信息成本；二是实行政务公开，推进审批流程、办结时限和收费标准的规范化、透明化改革，营造零障碍、低成本、高效率的政务环境，降低创业审批门槛，激发普通民众的创业热情；三是进一步简政放权，通过减税降费等降低企业负担，并加大监管力度，确保真正服务，为创业企业提供更多的便利。

　　第八，提高针对种子期、初创期企业投资比例，培育更多耐心资本和硬科技风投，营造最优硬科技创新生态。中国的PE/VC投资规模高于美国，但种子期、初创期投资比例较低，且风投对投资周期长、攻关难度大的硬科技创业企业缺乏足够耐心，所以需政府改善投资环境、鼓励增加投资种子期、初创期企业比例，并培育更多耐心资本和硬科技风投。启示：一是加大政府对硬科技创新型企业天使轮融资的支持力度，并提供合理的税收政策优惠，激励硬科技企业研发；二是搭建天使投资行业的信息网络，引导行业规模、规范良性发展，加强天使投资者与硬科技创新企业的对接交流，提高撮合效率；三是政府牵头设立针对硬科技创新企业孵化器、天使投资基金等，以风险共担的方式吸引天使投资人共同投资；四是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与法律法规改革，进一步建设投资硬科技的风险资本退出机制，为天使投资行业与硬科技创新企业创造健康、稳定的发展环境。

任泽平：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报告（上）

　　意见领袖 | 任泽平团队
　　摘要
　　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富民之道、强国之策。青年是创新创业的生力军。为贯彻落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乡村振兴”战略部署，进一步推动青年创业发展，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与泽平宏观联合开展青年创业专题研究。

　　中国创业情况整体蓬勃发展，不仅创业数量大、创投活跃，而且创业质量、创业生态也逐步向好。(1)创业数量：2020年新设市场主体超850万，活跃度稳定在70%左右；(2)创业质量：2020年中国独角兽数量世界第二，科创板上市企业数量增107%；(3)创投机构：2019年创投机构资本近1万亿元，风险投资规模高于美国；(4)创服机构：2019年孵化载体超1.3万家，广东孵化器数量全国第一；(5)疫情冲击：2021年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中国经济逐渐恢复，中小微企业发展情况略好于去年，二季度中小企业发展指数87.2，高于去年同期的85.5，但对比一季度的87.5有所下滑。

　　基于2021年8月组织的8319份调查问卷，我们从创业者的基础特征、创业资金、创业驱动力、创业现状、面临困难五方面刻画中国创业青年群体画像。(1)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创业者占比超85%；(2)超九成创业者启动资金低于50万元，创业启动资金主要来自个人或家庭积蓄、亲友借贷，创业者主要通过银行贷款、合伙入股方式融资；(3)首次创业人数占七成，33岁及以上人群超50%有二次及以上创业经历；(4)创业形式以个人独资、合伙创业为主，70%的创业者在三年内开始盈利，过半创业企业在初期实现规模显著扩大；(5)创业资金、社会资源和知识储备不足是青年创业主要面临的困难。

　　基于成都、长沙、大连三地的实地调研，我们发现：(1)成都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国家战略支持下，积极实施青年创新创业就业筑梦工程，率先提出并建设青年之家三级服务终端体系；首提首创“泛存在”孵化空间，补足青年双创孵化前端服务空白；创新“五创”、“人才贷、成果贷、研发贷”、“股债通”等双创金融产品，形成双创金融服务领域“成都模式”，成为创新创业者的“圆梦之都”、“活力之城”。(2)长沙在乡村振兴战略落实方面表现突出，是全国首个形成系统性乡村产业人才认定支持政策体系的城市，以青年企业家协会为核心组织集聚了一批优秀创业青年及初创企业，企业总资产额近100亿元，通过每年2000万元“柳枝行动”专项资金支持解决青年创新创业融资难问题，将长沙打造成人才向往的创新创业之都。(3)大连依托创业导师资源，针对各类创业人员创业现状和实际需求，打造“创培”品牌，为创业者提供创业资源和智力支持，不断提升各类创业者素质能力；在2015年开展市级创业孵化平台等级认定，培育和激励“创孵”载体，提升孵化能力；2018年出台激励企业创新举措，向科技型中小企业发放创新券，进行资金补助。还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解决创业者资金短缺问题；在2020年出台激励人才创新举措，鼓励高校的专业技术人才离岗创业，给予3-5年离岗创业期，保留其人事关系。

　　基于现有创业理论和国内外相关创新创业测度研究及数据获得性，我们从创业环境、企业家精神、创业结果三个维度构建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体系，共涉及17个具体指标。以2015为基期，2015-2020年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由100升至167.5，其中，创业环境指数由100升至146.2，企业家精神指数由100升至146.0，创业结果指数由100升至279.7。以2015年数据作为基准100，2016-2020年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分别为109.9、121.5、136.9、153.6、167.5，呈上升趋势。其中，创业环境指数分别为108.4、118.1、128.3、139.6、146.2，企业家精神指数分别为111.9、123.6、135.4、145.3、146，创业环境和企业家精神指数稳步提升，主要源于政府支持政策、教育科技投入、居民收入稳步上升和市场环境的优化；创业结果指数分别为115.2、134.6、176.5、222.2、279.7，2020年创业结果指数较2019年大幅上升，主要源于2020年创业板和技术市场的良好表现。

　　我们选取199座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创业环境、企业家精神、创业结果三个维度构建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体系，按照各城市的创业发展指数对城市进行排名，评选出50座青年创业友好型城市。从整体看，北京、上海、广州在2020年创业友好型城市中名列三甲，一线城市、发达省会城市及东部发达地级市的创业发展指数排名明显居前。东部地区城市在青年创业发展排名前50名城市比例为60%，这表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在创业发展领域的显著领先地位；从创业环境看，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和中西部地区的省会、副省级城市排名靠前；从企业家精神看，厦门、杭州、北京位列前三位，排名靠前的城市同样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从创业结果看，创业活动活跃地区集中在核心城市，长三角地区区位优势明显，中部城市异军突起。2020年北上杭深遥遥领先，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独角兽数量分别为28、17、7、5家，合计57家，全国占比81%；从估值看，四城独角兽企业估值分别为1850、217、214、193亿美元，合计2474亿美元，全国占比达93%。

　　启示：一是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协同机制，统筹创新创业政策；二是拓宽初创企业与高校的合作渠道，解决初创企业招工难问题；三是优化农村创业制度环境，重点扶持农民返乡创新创业；四是加大政府资金投资创业企业力度，成立市场化运作的产业投资基金，服务于战略性产业的招商引资；五是重点解决中小企业短期资金周转问题，加大短期资金扶持力度，促进企业短期融资渠道通畅；六是完善创业培训体系，规范青年创业培训内容，建设专业化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培养青年创业就业理念，引导青年走出家门，投入实践；七是精简创业企业审批流程，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发展动力；八是提高针对种子期、初创期企业投资比例，培育更多耐心资本和硬科技风投，营造最优硬科技创新生态。

　　目录
　　一、创业发展现状
　　(一)创业数量：新设市场主体超850万，活跃度稳定在70%左右
　　(二)创业质量：独角兽数量世界第二，科创板上市企业数量增107%
　　(三)创业投资：创投机构资本近1万亿，风险投资规模高于美国
　　(四)创服机构：孵化载体超1.3万家，广东孵化器数量全国第一
　　(五)疫情冲击：中小微企业恢复速度慢，创业带动就业作用突出
　　二、中国青年创业群体画像
　　(一)基础特征：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创业者占比超85%
　　(二)创业资金：八成以上创业者通过银行贷款、合作入股融资
　　(三)创业驱动力：为实现自我梦想、获取财富
　　(四)创业现状：近半创业者盈亏存在波动，七成三年内开始盈利
　　(五)面临困难：资金问题依旧是创业者面临最主要的困难
　　三、典型城市青年创业发展现状
　　(一)成都：实施青年创新创业就业筑梦工程，打造“圆梦之都”

　　(二)长沙：全国首个建立系统性乡村产业人才政策体系城市
　　(三)大连：依托创业导师资源，激励“创孵”载体
　　四、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
　　(一)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构建
　　(二)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
　　五、中国城市青年创业发展排名
　　(一)中国城市青年创业发展指数构建
　　(二)中国城市青年创业发展排名
　　六、启示
　　正文
　　2010年后，中国经济面临转型，下行压力突出，迫切需要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推进高质量发展。在国家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稳定就业、提升质量的重要作用，加大力度以创新创业赋能乡村振兴，带动产业融合和科技发展。其中，青年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和突击队，大力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是关键。为此，我们需要全面了解青年创新创业难点和需求，营造优质的人才环境，完善体制机制，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打造发展新引擎，增强发展新动力。

　　2018年以来，大众创业持续向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和更深程度推进。2018年1月发布的《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全面部署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提出大幅降低创新创业成本，提升创业带动就业能力。2019年12月，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意见》，提出扶持创业带动就业，鼓励和支持更多劳动者创新创业。2020年12月，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支持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带动中小企业创新活动。2021年3月，“十四五”规划提出推进创新创业创造向纵深发展，优化双创示范基地建设布局，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允许入乡就业创业人员在原籍地或就业创业地落户并享受相关权益。此外，还提到立足新发展阶段，要深入实施青年发展规划(2017年国务院印发《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促进青年全面发展，搭建青年成长成才和建功立业的平台，激发青年创新创业活力。2021年9月人才工作会议指出，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要求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2021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将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建立以创新创业为导向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国家针对创新创业的主要环节和关键领域陆续推出了许多税费优惠政策措施，其中企业初创期，除了普惠式税收优惠，符合条件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个体工商户、特殊创业群体或者吸纳特殊群体就业的企业享受特殊税费优惠。同时，国家对扶持企业成长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等创业就业平台，创投企业、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等给予税收优惠，充分发挥集聚效应，给予企业金融支持。

　　为全面贯彻落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乡村振兴”战略部署，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进一步推进青年创业发展，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与泽平宏观联合开展青年创业专题研究。课题组于2021年9月对成都、长沙、大连进行实地调研。从创业环境、创业精神、创业结果三方面构建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体系以分析中国整体和主要城市创业情况，形成《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报告(2021)》。

　　2020年，不期而至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我国在抗击首轮疫情及2021年上半年境外输入变异毒株中取得显著成效，率先进入“后疫情时代”。在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中，青年创新创业必将起到重要引领作用。2021年1-7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82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74.7%。7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6月份上升0.1个百分点，低于2019和2020年同期水平。其中25-59岁的就业主体人群失业率为4.2%，同比下降0.8%，与上月持平，就业形势总体向好，这与后疫情期间文件多次提及的“灵活就业渠道”密不可分。随着“双创”快速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就业带动效应显著增强。

　　一、创业发展现状
　　根据全球创业研究机构StartupBlink发布的《2020年全球创业生态系统指数报告》，中国在全球100个主要经济体中排名第14位，位居亚洲第一，超过新加坡(第16)、韩国(第19)、日本(第21)和印度(第23)。2020年，中国6座城市进入全球前50，其中北京和上海分别位列全球城市排名的第6位和第10位。根据USNEWS网站公布的最新的全球调查，在“2020年全球最佳创业国度”中，中国排名第3位。通过上述国际机构的研究发现，近年中国的整体创业生态较好。

　　根据2017年发布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界定，青年年龄为14-35周岁。考虑到当前专门统计青年创业的宏观数据缺乏，且青年本身就是创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用创业整体情况分析中国青年创业基本情况。

　　(一)创业数量：新设市场主体超850万，活跃度稳定在70%左右
　　新设市场主体数量快速增长，2020年新设企业超850万。根据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与企查查大数据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20中国企业发展数据年报》显示，2013-2020年全国新设市场主体从1132万户上升至2735万户，增长141.6%，其中，新设企业数量从250万户上升至868万户，增长247.1%；我国市场主体从2012年的5500万户增加到1.44亿户、活跃度稳定在70%左右；发展质量明显提升，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分别突破20万家和18万家，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支出的76.2%；个体工商户作为一类群众直接开展经营活动的特殊市场主体发展到9670多万户，成为基层群众的就业容纳器、民营企业的后备力量、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微循环和各类企业的协作配套伙伴。

　　从每万人均新设市场主体数量看，江苏、福建、海南、浙江、陕西等省份创业活跃度高，甘肃较低。根据各省新设市场主体数量及人口，计算每万人均新设市场主体数量，表征创业活跃度。江苏创业活跃度最高，每万人新设市场主体数量达到444.1个，原因在于2020年江苏市场监管部门超前谋划，积极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出台支持企业平稳健康发展18条和支持企业复工复产12条措施，并联合相关部门出台支持个体工商户发展16条措施，帮助企业纾困解难，促进市场主体快速发展，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同时，抢抓时机，精心打造“一品牌一平台”。为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江苏市场监管部门加强了监测分析，加大帮扶力度，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支持自贸区制度创新，规范平台集群注册，引导地摊经济健康发展，努力催生更多新的增长点；福建、海南、浙江、陕西、山东则分别占据第二到第六位，而甘肃相对靠后，每万人均新设市场主体数量不及江苏的一半。甘肃主要是因为其经济水平相对落后，2020年GDP在31个省级行政区排27位，人均GDP排名末位，因此创业活跃度较低。

　　(二)创业质量：独角兽数量世界第二，科创板上市企业数量增107%
　　独角兽公司代表了新经济业态，引领着社会创新。部分独角兽一旦成行业巨头，必然使得一个行业的经济以及发展潜力大大增强，往往会引领一个国家的科技进步与产业升级，因此独角兽企业情况可以表征创业质量。国际对独角兽企业的定义是成立时间短(不超过10年)、发展迅速(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新生态公司，是创业公司的标杆，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市场活力的指标。

　　从总量看，2020年我国独角兽企业为120家，仅次于美国；但2020年新生独角兽数量较2019年减少41%。根据CB Insights统计，至2020年全球共诞生552家独角兽，中国120家，占比25%，仅次于美国的284家。其中，2020年全球新生独角兽共113家，美国、中国、印度新生数量位居前三，分别为70家、13家、9家。2020年中国新生独角兽数量较2019年减少41%(2019新生22家，2020新生13家)。独角兽通过模式创新和科技创新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质量，是我国新经济发展的代表，近年来我国独角兽企业数量和估值井喷，说明我国新经济领域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有望引领我国经济整体上的创新发展。

　　从行业分布来看，中国独角兽企业以互联网、科技为主。互联网的核心思想是依靠平台“共享”，互联网独角兽主要产生于汽车交通、文娱媒体、电子商务等行业，代表企业包括字节跳动、快手、货拉拉等。高新科技独角兽主要涉及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领域，代表企业包括主营区块链的比特大陆、主营柔性屏幕的柔宇科技、主营人工智能的商汤科技和旷视科技、主营机器人的优必选等。

　　科创板企业情况可以表征国内创业企业质量。科创板主要面向有较强科技创新能力和高成长型企业，是创业公司的标杆，已成为衡量一个城市创业市场活力的指标。2020年，科创板新增上市企业145家，市值由2019年底的0.87万亿增至2020年底的3.7万亿元。总体看科创板企业走出了疫情的阴霾，实现盈利的企业占比从年中的86.0%升至年末的92.1%。我们认为，科创板的良好表现得益于疫情影响的消退、科技企业获得政策力挺以及企业高质量的研发创新。

　　从总量看，2020年我国科创板上市企业为145家，较2019年增长107%。从地区分布看，江苏、上海、北京等省市成为优质科技创新型企业的聚集地。2020年江苏省在科创板上市的企业为30家，位居全国第一；上海、北京、广东省在科创板上市的企业分别为24家、22家、21家，分别位居第二、第三、第四。从行业分布看，中国科创板上市企业以信息技术、工业、医疗等行业为主。2020年在科创板上市的信息技术企业为58家，占比为40%，位居第一；工业、医疗分布为36家、29家，分别位居第二、第三。信息技术主要产品类型为专用软件、电子设备及加工、电子元器件、电子设备及加工、互联网服务、系统集成服务等，代表企业包括中芯国际、天合光能、紫晶存储等；工业主要产品类型为行业专用软件、专用设备与零部件、环保机械、电子测试和测量仪器、诊断治疗设备等，代表企业包括奕瑞科技、航亚科技、高测股份、江航装备等。

　　(三)创业投资：创投机构资本近1万亿，风险投资规模高于美国
　　2019年我国共有创投机构近3000家，管理资本总量近1万亿元。自2005年发改委等十部委发布《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以来，我国已在税收、LP(有限合伙人)、融资渠道、差异化金融支持等多方面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创业投资优惠政策体系，创业投资机构数量和投资活动迅猛增长。根据科技部数据，截至2019年(科技部还未发布2020年数据)，我国创业投资行业机构数达到2994家，管理资本总量达到9989.1亿元，管理资本占GDP比重达到1.01%。累计投资项目25411个，累计投资金额5636亿，其中2008-2019年管理资本总额年均增长19%。

　　创业投资资金主要流向IT、生物技术/医疗科技、互联网及半导体电子设备，北上粤江浙等经济发达地区创业投资最活跃。从行业分布看，根据清科研究中心统计，2020年IT行业一骑绝尘，投资项目达到1845项，占比24%。IT、生物技术/医疗健康、互联网以及半导体电子设备四大行业的投资数量、投资金额与其他行业显著拉开差距，集中度分别达到70%、64%，科技、医疗、消费等重点赛道的大体方向并未改变。值得注意的是，IT和互联网行业的投资案例数量同比减少14.7%、20.3%，而生物技术和半导体电子设备行业投资案例数量同比增长19.7%、42.0%；从地域分布看，2020年投资案例主要集中于北京、广东、上海、江苏和浙江，五地合计占全国83%。

　　中国PE/VC投资金额高于美国，但种子期等前期投资比例较低。结合投中研究院中国数据、PwC/CB Insight、KPMG Global analysis report，2016-2020年期间中国风险投资(PE/VC)投资案例数从17142项降至7821项，投资金额从2278亿降至1767亿美元；同期美国投资案例数从4799项上升至6306项，投资金额从593亿上升为1332亿美元。2020年起由于疫情影响，PE/VC投资规模发生了较大变动，但中国PE/VC投资规模高于美国。从投资阶段来看，2020年中国种子期、初创期、扩张期、成熟期投资案例占比分别为13.0%、22.5%、45.5%、19.0%，而2020年美国各案例占比分别为30.2%、26.4%、21.8%、9.3%，这是因为中国PE/VC更偏好扩张期和成长期这类收益确定性较高的项目，对于种子期和初创期创业项目投资相对较低。

　　(四)创服机构：孵化载体超1.3万家，广东孵化器数量全国第一
　　2019年创业孵化载体约1.3万家，在孵企业和项目近66万家，解决社会就业超450万人。2015年以来，国内涌现出一批以创新工场、3W咖啡为代表的创业服务机构，聚合金融、产业、技术和专业服务等创新要素，成为创新创业的重要力量。根据科学技术部火炬中心发布的《2020年中国创业孵化发展报告》，截至2019年底(科学技术部火炬中心还未发布2020年数据)，我国共有创业孵化载体13206家，其中科技企业孵化器5206家，众创空间8000家，在孵企业和团队65.8万家，获得投融资1418亿元。2019年孵化器培育出49家科创板企业。2019年，全国孵化器在孵企业数为21.68万个，累计毕业企业数量达16.09万个。促进就业方面，2019年在孵企业和创业团队共吸纳就业450.3万人，包括应届大学生46.4万人。

　　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地区创业孵化载体较为集中，占全国总数过半。分省来看，2019年广东孵化器数量位居全国第一，达到1013家；江苏第二，孵化器数量达到832家。从都市圈来看，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地区创业孵化载体分布最密集，2019年分别有1370、1013、462家，合计占全国总数的55%。

　　(五)疫情冲击：中小微企业恢复速度慢，创业带动就业作用突出
　　2021年，随着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全球经济逐渐走出新冠疫情带来的阴霾。中国疫情控制水平居全球前列，经济也率先恢复。2021年一季度中国GDP实际同比增长18.3%，较2020年四季度环比增长0.6%；较2019年一季度增长10.3%。1-6月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7.8%、14.8%、11.8%。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预计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5.6%，其中，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分别增长5.4%、6.0%，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分别增长6.8%、4.2%和2.9%，以中国为主的东亚太平洋地区经济增长7.7%，中国预计增长8.5%，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预计增幅第一。

　　创业主体多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受疫情冲击更严重且恢复速度较慢。根据国务院信息，2021年1-4月全国新设个体工商户同比增长55.2%，除接触性服务行业外，个体工商户基本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经营活跃状况较去年大幅提高。同时，1-4月规模以上中小工业企业利润率较大型企业低2%且差距较以前拉大。从就业市场看，根据2021年二季度《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各类企业CIER指数同环比均回升，大型企业CIER指数仍最高，中小微型企业CIER指数仍相对较低。尽管经济快速恢复，中小微企业发展情况略好于去年，但恢复情况不稳定。根据国家统计局制造业PMI数据，大型企业2021年以来持续高于50%荣枯线；中型企业除2月，其他时间均高于荣枯线；而小型企业除3-4月，其他时间均低于荣枯线。根据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数据，2021年二季度中小企业发展指数87.2，高于去年同期的85.5，但较一季度的87.5下滑。(CIER(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反映就业市场的整体走势，通过不同行业、城市职位供需指标的动态变化，来反映劳动力市场上职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例变化，从而起到监测劳动力市场景气程度以及就业信心的作用。)
　　二、中国青年创业群体画像
　　自我国2015年推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以来，“双创”活动已经如火如荼地发展了6年，青年创业群体也逐年扩大。他们的基础特征有哪些？创业资金情况如何？创业动机是什么？创业现状如何？创业过程中面临着哪些困难？

　　我们从创业者的基础特征、创业资金、创业驱动力、创业现状、面临困难五个方面刻画中国创业青年群体画像。数据来源于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和泽平宏观研究团队于2021年8月联合组织的问卷调查，填写数量共9551份，其中符合《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中14-35岁青年定义且剔除对结果产生严重偏差的样本共8319份，有效问卷占比87.1%。以8319份问卷数据为依据，中国创业青年群体基本画像如下。

　　(一)基础特征：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创业者占比超85%
　　从年龄和职业背景看，19-23 岁的大学在校生、应届毕业生、毕业后待业人员是创业主体。年龄方面，19-23 岁合计占比 51.3%，其中20岁为创业高峰；职业背景方面，在校大学生占比43.6%，高校应届毕业生占比13.1%，毕业后待业人员占比12.0%，三者合计68.7%。

　　从学历层次看，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创业者占比达86%。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初中、高中(含中专)、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分别为33.7%、14.8%、15.1%。根据我们的调查问卷，创业者数量随着学历上升呈现倒 U 型分布，其中初中及以下占比仅3.6%，高中/中专 10.3%、大专 27.7%、本科 56.1%、硕士及以上2.3%，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创业者总占比达到86.1%，反映出创业者的文化程度普遍较高。

　　从创业行业看，51.6%的创业企业集中在农林牧渔、批发零售和教育文化行业。其中，农林牧渔业占比20.8%，批发零售占比15.9%，反映出青年创业者倾向于选择技术和资金门槛不高的行业进行创业，这也符合大多数青年创业者缺乏资金和社会资源的现状。教育文化占比14.9%，去年因为疫情的影响，线上教育迅速发展，根据《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去年在线教育市场规模同比增长20.2%，对吸引青年创业者进入教育文化行业起到积极作用。而今年“双减”政策出台，教育市场规模缩减，该行业创业企业的发展受到一定限制。

　　(二)创业资金：八成以上创业者通过银行贷款、合作入股融资
　　创业启动资金方面，启动资金低于10万元的创业者占比较2020年有所增长，超九成创业者启动资金不足50万元。创业者启动资金普遍较少，低于10万元的创业者占比70.7%；低于50万元的创业者占比91.2%，低于100万元的占比95.2%。启动资金金额与选择创业的行业有关，批发零售等行业进入壁垒不高，创业初期所需资金较少，启动资金低于5万元的创业者中有38.2%从事批发零售、教育文化行业。

　　创业启动资金缺口方面，近六成创业者资金缺口在5万元以内，资金缺口高于50万元的创业者占比不足10%。创业者的启动资金缺口集中于20万元以下的区间，其中又以资金缺口低于5万元的创业者为主，占比达到58.3%。资金缺口高于20万元的不到2成，高于50万元的不足10%。整体看创业启动资金缺口以小额为主，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创业初期资金获取难，大部分初创者对创业过程中资金的安排使用方面经验不足、对融资的方法和经验掌握不够等问题。

　　创业启动资金来源方面，九成以上来自个人或家庭积蓄、亲友借贷，创投公司及其他渠道占比较少，整体资金来源较为单一。个人或家庭积蓄、亲友借贷为创业启动资金两大重要来源，74.6%的创业者利用个人或家庭积蓄作为创业启动资金，通过亲友借贷进行创业的群体占比15.8%，而借助创投公司和其他渠道资金启动创业的群体不足10%，说明创业启动资金来源较为单一。

　　创业融资方式方面，八成以上的创业者通过银行贷款和合作入股的方式融资，选择抵押担保等方式融资的创业者较少。银行贷款和合作入股是创业者融资的主要方式，将银行贷款作为融资方式的创业者占比近五成达48.2%，通过合作入股的创业者占比34.8%，而典当抵押和贷款担保两种方式占比合计9.8%，这与创业者初期缺乏可以用于抵押和担保的资产的现象较为吻合。

　　(三)创业驱动力：为实现自我梦想、获取财富
　　首次创业人数占七成，33岁及以上创业者超50%有二次及以上创业经历。从总量上看，首次创业人数占比74.3%，多次创业人数占比25.7%；从年龄结构看，有多次创业经历的创业者所占比重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上升，其中33岁为重要节点，多次创业者占比超过50%，且三次和四次创业者占比达到25.8%。这现象表明，多数首次创业者因年龄小，缺乏实际创业经验，一般首次创业成功率较低。随着年龄增加，这既与创业经验与资源增加有关，也与创业动机更强创业者的“幸存者偏差”有关，因此多次创业者可能创业质量更高、创业前景更好。此外，新冠疫情影响下，就业形势较为严峻，也促使更多青年进行创业。

　　实现自己的梦想/从事感兴趣的事是最受青年认可的创业动机，其次是为获取财富而创业。有32.6%的青年认为“实现自己的梦想/从事感兴趣的事”非常符合自己的创业动机，有30.5%的青年认为“为获取财富创业”非常符合，“最大限度实现自我价值”、“为改变世界和人们的生活/创造社会价值”、“良好的市场机会和行业前景”分别有30.3%、29.6%、28.3%。这表明我国创业青年不仅敢于实践理想，还有审时度势的务实精神。此外，“家庭和朋友的支持”、“不喜欢被支配”、“不满意原来的工作”等动机也均被20%左右的青年认为非常符合，这反映出青年创业不仅有梦想的感召，也有现实条件和压力的驱动。

　　(四)创业现状：近半创业者盈亏存在波动，七成三年内开始盈利
　　从创业形式看，接近九成创业者选择个人独资、合伙创业形式，家庭创业占比较小。以个人独资和合伙创业进行创业的群体占比接近九成，其中半数以上为个人独资，占比51.6%，合伙创业占比36.1%。这两种创业形式与创业企业特征较为吻合：个人独资或合伙企业的所有权、控制权、经营权、收益权高度统一，企业盈亏与债务为无限责任，因此创业者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经营企业。而家庭创业在人才引进、企业管理方面存在一定局限，因而较为小众，通过家庭创业的创业者占比仅12.3%。

　　从盈利状态看，近半数创业者盈亏存在波动，七成在三年内实现盈利。盈亏方面，46.7%的创业者处于盈亏不稳定期，处于亏损状态的接近两成，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创业企业的经营风险；开始盈利时间方面，七成创业者在三年内实现盈利，其中创办一年以内、两年以内、三年以内开始盈利占比分别为39.8%、20.0%、10.8%，呈现递减态势，三年以上开始盈利的创业者仅占5.5%，说明大部分创业者能够在创业早期实现盈利。

　　从创业企业规模与人力看，过半创业企业在初期实现规模显著扩大，多数创业企业人员数量较为稳定。创业规模方面，创业初期规模显著扩大的创业企业占比53.0%，市场份额与产品种类也随着规模显著扩大而提高，创业初期市场份额、产品种类大幅提高的创业企业占比分别为52.7%、56.1%；从创业人力看，创业以来人员较为稳定的创业企业占比59.0%，26.5%的创业企业存在人员数量稳定但变动较大或人员数量不稳定的情况，反映出部分初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人力资源管理有一定困难。

　　(五)面临困难：资金问题依旧是创业者面临最主要的困难
　　创业资金、社会资源和知识储备是青年创业主要面临的困难。41.7%的受访者认为青年创业最大困难依旧是资金问题，青年创业者对于融资难问题的呼声相比往年进一步高涨。这是因为参与调研的创业者有56.6%是在校大学生或应届毕业生，自身资金积累微薄。此外，大部分青年创业的行业不受风险资本的青睐。根据科技部发布的报告，2019年仅1.1%的创业投资金额投入到农林牧渔行业。风险资本更青睐半导体、医疗、新能源等赛道，因此大部分青年创业者难以通过吸引投资来解决资金问题。24.8%的受访者认为自身社会资源和人脉弱，19.8%认为最缺乏相应的知识和能力，这些数据反映出青年创业者除资金问题之外，在业务拓展和技术创新方面也缺乏相应的竞争力。

　　创业税收优惠政策和简化行政审批手续是超六成青年创业者的主要诉求。创业税费减免或补贴是最主要诉求，占比33.4%，同样反映出创业者亟需解决资金困难问题；诉求为简化政府行政审批流程的占比27.9%，行政审批和创业企业的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简化审批程序主要服务于创业企业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的需求；诉求为创业场地支持的占比17.7%，创业场地的支持能够节省企业的租金开支，还能形成聚集效应。

　　融资渠道、人才资源获取和政府处理事务效率具有较大改善空间。在青年创业者对于创业环境各要素的评价中，“当地创业者很容易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融资”、“当地获得人才资源的条件很便利”、“当地创业者的融资成本很合理”、“申请的政府创业支持总是能很顺利地通过”四项评分最低，其“非常符合+符合”评价的占比分别为51.1%、51.5%、52.0%、54.2%。这表明当地融资渠道受限和融资成本偏高，从而不容易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融资。随着人力资本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创业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日渐提升，目前当地人才输送模式效率不高，仍然无法满足企业需求。政府需要建立完善相关政策，加大推行力度，并提升行政审批效率。

　　三、典型城市青年创业发展现状
　　在选择调研城市时，我们综合考量以下三点：(1)城市行政等级在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范畴；(2)覆盖我国不同地区；(3)经济总量、营商环境、人才环境、高校资源、产业基础情况在区域内具有代表性。最终，我们选择西部、中部、东北地区的成都、长沙、大连作为重点调研城市，成都作为西南中心城市，从创业环境、经济总量到产业类型均不落后于一线城市；长沙在中部地区稳居第二，拥有广电传媒、食品加工、信息软件等特色产业；大连经济体量在东北四个主要城市中居首位，在东北地区发展活力较强，是东北振兴战略的重要一环。

　　(一)成都：实施青年创新创业就业筑梦工程，打造“圆梦之都”

　　成都作为西南重要的经济中心、科技中心、金融中心、文创中心、对外交往中心和国际综合交通通信枢纽、成渝城市群中心城市，集聚305家世界500强企业、11家科创板上市企业。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国家战略背景下，成都以现代化开放型产业体系为支撑，世界500强企业达305家，创新指数、金融中心指数分别排名全球第39位和第35位，创新创业氛围浓厚。截至2021年8月，累计培育新经济企业45.8万户，新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达21.5%，新经济活力指数居全国第三，11家企业在科创板上市，数量居西部第一。

　　实施青年创新创业就业筑梦工程，让青年创新有平台、创业有底气、就业有机会、情感有归属，人才总量达556万。“十四五”期间，成都将深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建设青年创新创业就业环境友好城市，优化城市人口结构，为成都冲刺世界城市储备战略资源，打造创新创业者的“圆梦之都”。

　　为青年人才搭建高能级创新平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平台、创新活动平台载体。高能级创新平台方面，成都利用全国第五科教资源密集区优势，重点布局战略科技、校院地协同、产业技术三大创新平台，目前在建的高能级创新平台包括天府实验室和西部科学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平台方面，成都正在建设天府国际技术转移中心，中心将打造信息与交易平台、国际协同平台、专业服务平台、国际人才平台、创新孵化平台5大平台，重点引进电子信息、生命科学、高技术服务、资源与环境等领域的技术和项目，建立国内外技术与市场的对接通道。创新活动平台载体方面，成都形成了以“菁蓉汇”“蓉漂杯”“创交会”“金熊猫”等为特色的创新创业赛会体系，每年举办赛事超200场，加速了人才、项目、资本链接融合，为“蓉漂”青年在成都提供尽展其才、梦想成真的发展机会。

　　加快青年创业载体供给、强化青年创业金融支持、提升青年创业服务水平。从创业载体看，成都初步形成“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科创空间”梯级孵化体系，为青年提供全要素、低成本、便利化的创业载体，累计建成750万平方米双创载体；同时，为双创载体建设提供高额资金支持，对市级、国家级双创载体创建最高补贴分别为200万、300万元。从创业金融支持看，成都构建“无偿资助+无息借款+天使投资+信用贷款”金融支持体系。一，打造以“科创贷、科创投、科创保、科创券、科创贴”为核心的科技金融产品，“五创”分别提供首次债权融资、首次股权融资、科技保险、科技中介、上市等相关补贴，“科创贷”、“科创投”累计规模分别超过120亿元、40亿元。二，率先推出“人才贷、成果贷、研发贷”三大子产品，利用财政资金资源配置优势，着重引导社会资金支持科技人才、科技研发、科技成果转化，每种产品最高授信额度均达1000万元。三，为解决初创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成都高新区在省内首先推出投贷联动政策性金融产品“股债通”，“股债通”以高新区科技型创业公司为服务对象，包括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及专精特新企业，采用债权和股权投资相结合的投贷联动融资模式，由商业银行提供信贷支持，由投资机构共同出资组建专项配套基金与国有投资主体提供股权融资服务，产品融资额度最高达5000万元，融资期限最长3年，填补大额融资政策性产品空白。从创业服务看，成都为覆盖青年双创孵化服务前端，首提首创青年创新创业“泛存在”孵化空间，在孵化空间里提供三大服务：一，开发公益性双创课程体系，包括20门青年创业入门实战必修课程、25门青年创业通识课程、25门青年创业成长课程；二，配置知名创业导师，通过线上开展直播方式构建双创知识体系、提升创业者核心素能；三，开展政策咨询、导师巡诊、项目路演等活动，为创业青年提供投融资、共享设施、创业辅导等服务。

　　优化“一站式”服务、加强青年安居保障、搭建青年交流平台。“一站式”服务方面，成都推出青年创新创业孵化载体聚合平台，为青年创业政策申请提供“一站式”服务接口，包括整合各类金融扶持政策、组建“星导师”团队提升创业者的管理和经营水平、满足青年创业项目合伙需求等。平台首批上线337家孵化场所，累计链接85.54亿元资金池。青年安居方面，成都构建全面覆盖、租售补并举的青年人才安居服务体系。对符合条件的来蓉青年，政府在其购买人才公寓时给予政策面积8.5折的优惠；建设青年驿站，为外地来蓉求职应聘的本科及以上学历青年大学生提供7天免费住宿，截至2021年底，成都累计建成青年驿站23家、床位800余个，累计服务5.58万人。青年交流平台方面，成都打造“15分钟青年社交圈”，率先提出并建设青年之家旗舰店、社区店、共营店三级服务终端体系，截至2021年底，成都建成青年之家1031家。

　　(二)长沙：全国首个建立系统性乡村产业人才政策体系城市
　　长沙是营商便利度提升最快的十大城市之一，以长沙为中心的长株潭城市群是青年创业集聚地，三地占全省青年创业企业总量的53.8%。长沙作为湖南省省会、长江中游中心城市，因经济发展迅猛、房价控制极佳，是营商便利度提升最快的城市之一，吸引了大批青年创业者，2019年以长沙为中心的长株潭城市群青年创业企业占全省青年创业企业总量的53.8%。

　　2017年出台“长沙人才新政22条”，投入百亿资金，惠及百万人才，提出百项优惠，打造创新创业之都。人才是创新创业的动力之源，长沙2017年推出“长沙人才新政22条”，并出台32个细则促进政策落地。从人才分类看，政策将人才以五大工程分类：高精尖人才、紧缺急需人才、青年人才、技术技能人才、国际人才。并在大类人才下设置二级分类，确保政策广泛惠及所有人才。从各项补贴看，长沙为每类人才提供差异化高额补贴，解决青年人才后顾之忧。住房补贴上，对高精尖人才、青年人才、技术技能人才分别给予最高200平全额、6万元、3万元补贴。奖励补贴上，对高精尖人才、紧缺急需人才、青年人才、技术技能人才分别给予最高200万、50万、20万、100万元奖励。从实施效果看，“长沙人才新政22条”成效显著，全市人才总量达到280余万，人才吸引力进入全国前十。以高新区为例，截至“十三五”期末，高新区人才总量达20万，高层次人才数量全省领先。

　　全国首个形成系统性乡村产业人才认定支持政策体系城市，政策提出对优秀农业创业项目每年给予最高100万扶持资金。长沙先后推出《长沙市乡村振兴产业人才队伍建设若干措施》及13条配套措施，是全国首个形成系统性乡村产业人才认定支持政策体系的城市。从人才分类看，措施将农村人才分为四类。对农业产业领军人才最高给予150万元补贴和150平全额购房补贴；对新型职业农民给予最高1万元一次性补助及12%养老补贴；对乡村技能人才给予最高5000元一次性补助；对科技特派员每三年评选10名给予6万元个人奖励。从创业支持看，措施提出每三年评选10个科技特派员项目给予20万资金支持；每年评选不超40个投资超50万元符合条件的项目，按投资的30%给予项目最高100万元扶持资金。此外，提出根据引才数量为用人单位提供三年最高800元每人每月补助。目前，长沙培养现代农业领军人才2000余人，新型职业农民近5万人。

　　以青年企业家协会为纽带联系青年创新创业者，集聚企业资产总额近100亿元，企业员工近20万人，提供创业培训、政策宣讲、资金扶持等服务。从组织性质看，长沙青企协1997年成立，是一个汇集全市青年企业家的群众组织，是汇聚长沙青年创业者力量、扶持创业企业发展的重要一环。从组织规模看，长沙青企协以个人自荐、组织推荐方式招募青年创业者，目前第六届青企协会员195人。从服务内容看，青企协聚焦生产制造企业、科技创新企业和新经济企业的发展，先后成立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长青创服务平台等，定期为青年创业者提供创业培训与交流、政策宣讲、对接贷款等活动，帮助青年企业家解决创业过程中融资、人才引进、信息共享难题，营造服务型创新创业环境。目前，青企协会员企业累计包含上市及拟上市企业17家，企业资产总额近100亿元，企业员工总人数近20万人。

　　打造国家级双创示范平台“柳枝行动”，以政府三级财政支持和产融互动为核心模式，聚焦科技型早中期创业公司，项目资源达6000余个。“柳枝行动”于2015年启动，是国家级双创示范平台，由长沙高新区管委会下属国企运营。从运营模式看，“柳枝行动”依托两种模式：一、在湖南省、长沙市、长沙高新区三级财政支持下向创业企业提供专项资金；二、以投融资服务为核心吸引创业企业，通过企业集聚吸引金融、产业、高校资源，形成产融互动格局。从扶持对象看，“柳枝行动”扶持对象为科技型早期创业公司。一方面，聚焦科技领域，包括软件和网络安全、集成电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区块链、产业互联网等；另一方面，关注早中期创业公司，包括种子轮、天使轮、Pre-A轮、A轮、B轮。截至2021年7月，申报“柳枝行动”项目资源达6000多个，孵化项目达591家，其中87个项目累计获得111笔共11.8亿元股权融资。

　　“柳枝行动”资金来源多元化，新创政府资金运用方式“过程拨付”，每年2000万专项资金真金白银解决青年创业融资难问题。从资金来源看，“柳枝行动”资金来源多元化，主要由直接资金和间接资金构成。其中，直接资金包含政府财政专项资金、国企运营股权投资资金，间接资金包括股权投资资金、债券资金、政策资金、合伙人资金等。从政府资金拨付看，“柳枝行动”在政府财政资金运用上新创“过程拨付”。政府专项资金项目实施全年7×24小时不间断申报，且不对企业进行指标限制，最大程度为初创企业扫除资金获取障碍；新创“过程拨付”，政府专项资金每年总额度2000万，为每家初创企业提供20万元补贴，按季度分批拨付，如项目出现异常则暂缓或终止拨付，保障资金运用高效。截至2021年7月，政府专项资金扶持项目591个，扶持金额达1亿多元。从服务体系看，围绕投融资，“柳枝行动”为创业者提供融资知识培训、融资信息撮合、交易撮合服务，目前连接省内外投资机构1000多家。

　　(三)大连：依托创业导师资源，激励“创孵”载体
　　大连作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之一，辽中南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创新创业载体建设成效明显，拥有3个区域类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数量占辽宁省50%。大连作为国务院确定的中国北方沿海重要的中心城市和港口，东北地区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之一，叠加扶持创新创业的政策力度大，创新创业载体建设成效明显，2020年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甘井子区获批国家第三批双创示范基地，大连已拥有区域类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3个，数量占全省50%。

　　大连依托创业导师资源，针对各类创业人员创业现状和实际需求，打造“创培”品牌，为创业者提供创业资源和智力支持，不断提升各类创业者素质能力。2015年大连开展创业导师选聘工作，创业导师的认定要求为具有创业指导经验的创业企业家和优秀个体经营者，财税、投资融资等行业的优秀专家，或者是高校和科研院的专家学者。建设“创培”品牌方面，一是打造“创业大讲堂”公益服务品牌，通过邀请创业导师开展讲座、沙龙等活动为创业者提供创业资源和智力支持，据大连人社局统计，2019年至今共开展“创业大讲堂”活动58场，惠及各类创业人员9239人次。二是开展“大手拉小手，创业伴你行”服务活动，组织大连市创业导师走进区(市)县、先导区创业孵化平台，面对面、手把手地帮助创业者解决各类问题。三是重点针对高校毕业生群体举办“精品创业经理人实训班”。四是在疫情期间推出线上“创业诊所”服务，以提问、专业机构专题和电话咨询等形式开展线上创业指导服务活动，对创业企业进行动态诊断，据大连人社局统计，共开展“创业诊所”活动131场，服务各类创业人员25165人次。五是在大连高校开展“创新创业素质讲堂”主题系列培训，提高师生的学科创新意识和运用综合能力。

　　大连在2015年开展市级创业孵化平台等级认定，根据创业孵化服务实绩等情况分别认定为AAA级、AA级、A级三级，每年分别给予200万元、150万元、100万元的资金补贴，从而培育和激励“创孵”载体，提升孵化能力。2015年大连出台《大连市加强创业孵化平台建设进一步促进创业型人才在连创业办法》，聘请第三方评审机构开展市级创业孵化平台认定工作。根据创业孵化服务实绩等情况分别认定为AAA级、AA级、A级，对认定的市级创业孵化平台给予最多三年的补贴。据大连人社局统计，2020年共认定23家市级创业孵化平台(AAA级1家，AA级2家，A级20家)，补贴资金2200万元，目前大连各级各类孵化平台共30家，孵化创业企业1340家。截至2020年大连拥有国家级“苗圃-孵化器-加速器”科技创业孵化链条建设示范单位2家；市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44家，其中国家级科技孵化器和大学科技园14家；市备案众创空间77家，其中国家备案29家，在孵企业3320家，创业团队1800个。2020年1月出台的《大连市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提出，孵化器的主要功能是围绕科技企业的成长需求，推动科技型企业创新创业，提供创业场地、咨询服务等服务，降低创业成本，提高创业存活率，促进企业成长。据大连发改委统计，2020年大连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3292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2475家，其中豪森设备、科德数控科创板上市获通过，连城数控成为东北首家登陆新三板精选层的企业，德迈仕成功上市深交所创业板。(AAA级标准：建筑面积不低于2万平方米；自有能满足企业需求的公共软件、开发工具及试验试制设备等；在孵企业不少于100户且无任何违法或不良记录。AA级标准：建筑面积不低于1万平方米；在孵企业不少于60户且无任何违法或不良记录。A级标准：建筑面积不低于0.3万平方米；在孵企业不少于30户且无任何违法或不良记录。)
　　大连在2020年出台激励人才创新举措，鼓励高校的专业技术人才离岗创业，给予3-5年离岗创业期，保留其人事关系。2018年出台激励企业创新举措，向科技型中小企业发放创新券，进行资金补助。还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解决创业者资金短缺问题。人才创新创业方面，大连在2020年出台《关于落实“5+22”人才政策的几个具体问题》，提到要鼓励高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才离岗在大连创新创业，给予3-5年离岗创业期，保留其人事关系。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大型公立医院、大型企业等单位自主开展职称评审，对创新成果显著的中青年技术人员，可破格申报高一级专业技术职称。企业创新方面，大连科技局于2018年出台《大连市科技创新券实施办法》，提出向科技型中小企业发放创新券，用于企业向大连市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服务机构和科技服务企业购买服务，按规定比例领取补助，其中技术解决方案、知识产权等服务补助为30%，科技查新为50%，科技政策培训为100%。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方面，2020年大连发布《大连市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引进南粤集团作为政府引导基金受托管理机构，并印发《大连市科技创业天使投资子基金管理实施细则》，以解决创新创业型企业成长初期融资难题。据大连发改委统计，目前，大连正积极推动10支子基金设立，总规模83亿元，涉及信息技术、新材料、文化创意等领域。

海底捞换帅

3月1号海底捞声明CEO张勇退休，副总裁杨丽娟接任掌舵海底捞。

图左港股敲锣为张勇，图右为杨丽娟与刘德华粉丝同名。

海底捞的资本故事，简单说是重庆一对夫妻火锅创业，靠着极致服务理念和供应链标准化，硬是把火锅这种差异化饮食做成了流水线快餐。

克隆模式快速扩张，上市前张勇夫妻移民新加坡，2020年张勇以30元港元（下图①位置）套现减持15亿港元，21年股价翻倍到85港元，今日收盘价18.52港元。

截至3月2日海底捞市值994.4亿港元，比去年2月的4544.75亿港元高点跌幅80%，蒸发3500亿港元。

有人会想张勇不如急流勇退高位变现几千个亿，既然不敢给人生加杠杆所以也永远理解不了张勇们的财富观念。

玩资本一路顺风顺水，个人财富到了9位数的时候金钱刺激已经不大了，做大做强才是人生。

留给杨丽娟的是一锅注水的火锅汤底。

张勇在2020年估计疫情将在当前结束，抄底市场，加速开店500多家，消耗大量资金同时摊薄了单位店面盈利，这一战张勇失败了。

500多家店面带来资金周转的问题，管理也跟不上来。

师傅带徒弟模式在快速扩张面前也显得力不从心。

海底捞店长10万月薪曾一度登上热搜，背后是对管理人才的渴求。

杨丽娟上任后经营难度不亚于要重新创业，开店有多快，裁员就有多坚决。

总结感悟

财富自由后要及时投入部分到（家庭信托）离了婚也是共有。

例子默多克之前离婚身价缩水一半，和邓文迪结婚之前老头买了家庭信托，邓文迪再精明也没捞到股票，两个孩子也没有表决权。

原始股东减持基本不看股价（因为零成本），当原始股东减持时候不要替人家惋惜卖飞，股民的卖飞才是真的肉疼。

对于一个爱吃辣的人，还是希望3公里生活圈有个放心的火锅，悠着点关店吧。

。。。

今天A股市场放量到1万亿水平，涨的好的全是和战争有直接和间接关系的能源类，午后香港疫情影响下病毒检测类大涨。

创业板走势很拉胯跌幅1.51%，宁德概念，半导体、军工跌幅居前。

医药的鬼故事还没讲完，上有集采风险，下有大资金减持。医药历次涨跌都是大周期，新冠检测这波上涨属于情绪类的短期东西。

半导体美国那边隔夜上涨，受到来料限制和美国制裁的双重影响，估值仍有回落空间，整体已经接近合理估值区间，我一直有仓位布局。

动力电池原料还在涨，电池级碳酸锂单日上涨0.8万元/吨，进一步压缩造车端利润，锂矿国内除了陈家沟基本都是靠南美。物依稀为贵无法调控，这里可以逢回调点布局。

养殖业，猪周期还没有迎来消费端表现，资金都在猜起涨点，整理夯实的可能性更大，有仓位的可以加一加。

1、战争推高原油，布伦特原油价格突破每桶118美元，俄罗斯是世界最大原油出口国，供需矛盾很大。

2、煤炭涨价，澳大利亚遭受暴风雨致出口港口停运，欧洲石油、天然气价格暴涨，屋漏偏逢连夜雨。

3、立讯精密造车，谋求与果链解绑，不造车的公司不是好公司。

4、中方联大提醒美国归还阿富汗70亿美元海外冻结资产，拷问鹰酱的国家公信力，将来毛熊的海外资产也得按规矩办事，不讲武德怎么做武林盟主。

5、香港新增确诊5万+，平头百姓早就麻了被动集体躺平，0.4%人口占中国72%的确诊人数，内地抗疫物资陆续到港。

6、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唯一授权的电商平台“俄罗斯（Russia）国家馆”购物，将店内的各类零食、茶叶都“洗劫一空”，我们习惯于用买买买来表达立场。

补个网图：

推广“3+2”混合办公模式势在必行

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女士提议在我国推行3+2混合办公模式，即：每周五天工作制，其中1-2天实行远程、居家、灵活办公制度。我认为非常可行，势在必行。

从目前自然环境与氛围看，类似新冠病毒等传染性疾病未来或将成为常态。这对于封闭、集中环境下的办公会议等工作方式提出了挑战，这个挑战是长期的。不仅如此，线下经济模式，实体店模式等都将面临更大的挑战。远程居家灵活办公等模式或是一个大趋势！在这种环境下，必须改变目前的办公会议等方式，大方向是从线下往线上转移不可逆转。通过在线远程居家办公等方式已经成为必然。同时，即使疫情过去，远程办公对于缓解城市通勤拥挤拥堵污染等都大有好处。

从技术支撑方面看，目前，全球以IT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5G技术、元宇宙、仿真会议、跨国远程会议、在线讲座教学直播等技术的发展，已经足以支撑远程办公的需要。特别是元宇宙（VR、AR）技术的普及，给远程居家灵活办公提供广阔前景。通过元宇宙能够实现像通勤集中办公一样的身临其境感觉。

从具体案例分析，随着互联网远程会议、协同工作软件等远程办公技术的日趋成熟，目前从国际上看，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地远程办公也已普及，国外如谷歌、Facebook（现改名为“元宇宙”）等不少大型IT跨国公司允许员工远程工作。

国内实行远程办公的携程效果非常之好。携程宣布公司将开始实行混合办公制，允许员工每周三和周五选择1-2天远程办公。这是中国首家大型公司面向大部分员工推出“3+2”的混合工作制。在这之前，携程已经在两个研发部门进行了实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工作效率并没有受到影响，而且员工满意度还大幅度提升了，员工流失率大幅度下降了三分之一。

对于企业来说，员工远程居家灵活办公一定程度能够节约公司办公等各类资源。只要不降低办公效率，影响应急事件处理，居家远程灵活办公最大受益者应该是公司自己。这就是携程掌门人梁建章的决定聪明之处。

居家远程灵活办公对于整个社会性压力或起到缓解阀的作用。住房压力、交通压力、通勤时间压力等或将大大减轻，最终缓解的是整个社会成本压力。

有些国家的政治家也提出要修改劳动法，把有条件的公司和职业远程办公作为一种标准劳动福利进行立法保护。远程办公将逐步成为世界主流，这是继近百年前四十小时工作制以来，最大的劳动制度的变革，会对社会和经济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中国作为劳动力大国和互联网大国，也需要直面这个变化。

值得庆幸的是在携程试验的基础上，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女士又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议案，建议实行远程办公模式，也就意味着已经引起最高权力机构的瞩目了！

从头部企业跌落云端，宝家乡墅的“死结”在哪里？

本文概述：宝家乡墅作为“一站式农村建房”模式的头部企业，曾被业内誉为未来独角兽，获多轮融资，可最近却被曝出资金链断裂。回顾宝家乡墅爆雷的始末，过度激进的扩张计划，超出成本范围的营销投入等，都成为其资金链断裂的元凶。

1、宝家乡墅爆雷，资金链面临断裂。

2、试图颠覆乡墅产业，宝家哪一步错了？

3、p2p模式建墅，宝家模式难长久。

2021年的11月，作为“一站式农村建房”模式的头部企业，宝家乡墅（下称“宝家”）一夜之间面临信用破产，旗下业主、供应商、承建商均纷纷加入到维权当中，宝家乡墅被曝出拖欠近2.7亿元的款项，或已面临资金链破裂。

很多人或许对宝家这个品牌不太熟悉，但事实上，宝家并非一家“野鸡公司”，在被曝出资金链断裂新闻之前，宝家是一家专门从事乡墅承建的服务商，据其官网介绍，宝家以标准化产品的方式，整合供应链优质资源，为城市精英提供回乡建别墅的生活场景解决方案和整体交付服务。

宝家这种“承建模式”虽谈不上新颖，但却也切中了不少用户的痛点，但为何企业仅仅经营5年，却走到了面临破产的境地呢？

宝家乡墅爆雷，资金链面临断裂

从百度百科上查询，宝家乡墅又名深圳宝家乡墅科技有限公司，可见宝家对自己的定位，相较于“承建商”，其更视自己为整合承建服务的互联网平台。

成立于2017年的宝家，总部设于深圳，分部设于湖南长沙和杭州，公司人数超400人。其早于2018年入驻京东，其后入驻天猫，并开启了“先建房后收款”的消费模式，用户可在电商平台上下单，宝家提供标准化的别墅产品，半年内便可精装交付。

在这个过程中，建房服务会被拆解成多个阶段，消费者只需要在每个阶段开工前，将建房款交至平台担保，项目便会按序开工，待项目完成且用户验收及格后，宝家才会收取全款。

从上述模式来看，对用户而言，特别是不追求个性化设计的用户来说，宝家其实提供了非常省时省力的承建服务，也切入了不少用户需要在大城市谋生活，而无暇回家处理“建房”这种繁琐工作的心理。

也因此，宝家在2019年获得中立资本两轮投资，融资近亿，成为了自建房行业内的头部玩家，网上信息显示，宝家于2019年的销售额已突破13亿元。

但从2020年起，事情开始变得不对劲。据媒体报道，在2020年底，由于部分承包宝家项目的包工头自身资金实力不足，无法长期替宝家垫付工程款，导致承建的农民工转向宝家追讨工钱，此事还引起了政府的介入。

目前，网络上仍能找到农民工讨薪的投诉信，笔者在中共湖南省委网信办的留言信箱就找到一份农民工的发言，称其从2020年1月至2020年12月帮宝家乡墅公司建别墅，最后被宝家欠大家共63万余元工资。

来到2021年7月，宝家的资金链持续紧张，其在全国各地的项目都陆续出现停工的情况。9月，宝家对外宣称实施新的交付模式，希望业主提前垫付部分工程款。

尽管宝家的资金链越发紧张，但在这个过程中，宝家仍没有停止对外的推广宣传，仍积极发展新客户，并建议新客户预付60%的承建款，希望借用新流入的资金，覆盖旧项目，维持原有项目的施工。

但事情并没有如宝家所愿，10月开始，宝家的运转几近停滞，项目停工、用户纷纷提出退款申请，供应商、承建商也纷纷开始追讨欠款，甚至出现宝家员工欠薪等问题，据猎云网报道，当前宝家拖欠的款项2.7亿元。

试图颠覆乡墅产业，宝家哪一步错了？

事发之后，宝家乡墅CEO唐雯娟曾在公司内部发送了一份《致宝家全体同仁的一封公开信》，文中表示，造成宝家当前问题的最主要原因，并非管理、成本核算等问题，而是宝家对产品品质的要求大于一切，试图快速发展的指导思想，导致了如今的局面。

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一直以来，宝家的宣传口号均为“颠覆传统农村自建房”，上文也曾说过，宝家这种“先建后付”，与京东天猫等互联网平台开展合作，为用户提供了一个极为省心的“建房模式”，也正如其创始人滕云所言，能够让用户“买房跟买车一样简单”。

诚然，这种模式在理想情况下，是非常吸引人的。而宝家的创始人滕云更是甲级设计院宝信云建筑的董事长，假如宝家真能如其所言，能实现高效的标准化建筑标准，那么省去了繁琐的设计、选料工序，确实能在宝家省下不少时间和金钱的成本，实现买房跟买车一样简单”，也并非不可。

但问题也出现在这里，笔者观察当下不少定制化家居服务商，要实现最大限度的标准化，就难免要牺牲一些家居的质量，有效压缩成本，才能为企业带来更大的收益。

反观宝家，却似乎没有打算放弃产品质量，腾云本人便多次强调“公司不着急盈利，强调品质提升优于成本管控”，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可谓是摸着石头过河，一切都是在尝试。

但问题最终还是爆发了，高于营收的成本，本质上对企业而言，就是一个“伪命题”，除非能源源不断获得新资金的流入，否则纵观去年以来被曝出现危机的地产企业，一旦资金链出现问题，一切也都停止了。

p2p模式建墅，宝家模式难长久

在宝家受害者群里面，有业主为宝家算了一笔账，以宝家对外100万元的别墅承建报价为例，如果严格按照市场成本来控制，其实足够有利润可言的，也能让宝家经营赚钱。

可一旦宝家在这样的收入模式下，加大了营销推广的投入，甚至在给到供应商、装修公司、承建商等的成本支出上不加以控制，那么宝家100万一套的别墅承建，到底要投入多少成本，则不好说了。

从目前宝家已经陷入兑付困难的情况来看，说明宝家的收入是不够支付支出的，也就说，宝家“入不敷出”。

会造成入不敷出，不外乎两方面的原因，一则是营销推广投入过大，从网络信息来看，宝家不仅入驻了电商平台，在抖音等短视频投放的广告也不少，而这些广告投放渠道对任何企业而言，都是“烧钱”的。

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言，拥有“互联网意识”的宝家，也采用了如互联网企业一样的发展模式，试图用补贴来快速“跑马圈地”，然而过快发展导致开工项目不断增多，行政管理成本也会增多，一旦后续的资金跟不上，那么就很难支持前期开工的项目了。

加上自2020年以来，由于疫情的原因，地产市场受到不少打击，加上去年开始建筑材料的价格一路上涨，也给宝家带来了不少的经营成本压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前面的项目缺乏资金，宝家只能用拖延供应商、承建商的付款时间，并加速投入广告，吸纳新客户的方式来进行“新资金掩盖旧资金”的自救，可这么看来，这又难道不是“十个瓶子九个盖”的P2P模式吗？

对宝家来说，想要颠覆乡墅承建模式这个愿景并没有错，牺牲部分盈利先占据市场份额这个做法，在企业中也并非罕见，但问题是，宝家似乎没有平衡好盈利和成本间的关系，一件事，但凡过了限度，往往就会招致企业难以承受的后果。

对乡墅行业来说，宝家或会是一个很好的教育例子。

码尚定制：找到适合自己的“马拉松策略”

导语：当你在创业过程中拿不到钱了，该怎么办？

文：lichengdong1984

来源：东哥解读电商

码尚定制这家公司，在座的很多投资人都聊过，他是专门做男性通勤服装定制的。包括我身上穿的这套西装，就是码尚定制的。2019年是他们发展的分水岭，当时他来找我聊，情况非常糟糕，但今年已经逆势反弹了。今天讲这个案例，也是想给大家一些启发，当你在创业过程中拿不到钱了，该怎么办？

今年的双十一，跟2019年的双十一相比，只用了二分之一人，和五分之一市场费用，完成了30%的销售额增长。

为什么出现这种变化？

2019年之前，他们的运营更偏向to VC，拿到融资以后，为了追求高增长走了一些弯路，比如盲目扩品类、再比如大量投放广告。

那么盲目扩品类，就会导致供应链成本上升，效率下降，生产出的产品不够成熟，最后流失了很多老用户，而激进的投放策略，则是买来了很多低质量用户。

这两个策略，使得公司增长基本停滞了，陷入了一种低谷状态。而本身服装行业，想做出差异化就很难，因此提升用户运营效率就显得格外重要。所以码尚定制当时跟我聊过以后，砍掉了垃圾业务和非定制需求，砍掉了无用的sku，并开始专注于服务核心用户。

首先在供应链端，大幅度精简品类，聚焦通勤场景，这样订单集中，优化了供应链成本；同时为了保证品质，提升商品的价格区间，这两个动作，使得毛利率一路上升。相比于2019年，码尚定制毛利率提升了13%，客单价翻了一番。

其次，减少投放费用，相比于2019年，市场营销费用缩减了60%左右；同时裁员，员工数量也减少了60%左右，人效大幅度提升，但同时为了保证服务质量，客服和私域运营工作人员的占比还是比较高。

在专注服务核心用户之后，用户的口碑推荐率也翻了一番，达到20%左右。目前码尚定制的老客占比约为60%，季度复购率30%，全年40%-50%，更夸张的是，2、3年的用户留存率有30%，相当高的一个水平。

那么我们回到这个案例最开始提的问题：当你在创业过程中拿不到钱了，该怎么办？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就是以专注核心用户为执行导向，重新制定公司策略和打法，业务很快就反弹了。

码尚定制当时出现问题，是因为融资频率太高了，出错几率也比较大。创业本来是一场马拉松，资本却把它搞成了加速赛。创业不仅要看行业、看竞争对手，还要看团队能力、看政策。把握好这四点，不要被资本裹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生存节奏，才能走得更远。

罕见肿瘤多学科专家研讨会在上海召开 肿瘤精准治疗领头羊基石药业呼吁提升行业关注惠及患者

2022年2月28日是第15个国际罕见病日，今年主题是“分享你的生命色彩”。为更广泛地呼吁社会关爱罕见病患者，提升社会对罕见肿瘤防治的重视，2月26日，罕见肿瘤多学科专家研讨会在沪召开。

该会议由上海市罕见病防治基金会理事长李定国主持，著名卫生经济学教授胡善联担任大会，共有来自有关省市肿瘤学术团体的负责人及国内临床医学、药学、临床流行病学、医疗保障、卫生（药物）经济学、法学、传媒及卫生政策等领域专家学者30余人参加，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储天晴教授、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金春林主任分别就罕见肿瘤防治、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立发表主题演讲，包括王琳、冯占春、吴晶、宋海、张松筠、张爱华、张碧丽、练育强、胡善联、袁妮、耿成亮、徐家伟、黄鸣、黄国英、商慧芳（按姓名笔画排列）等在内的多位业内知名人士就企业在中国罕见肿瘤防治与保障事业中的社会责任等议题进行了深层次地讨论。

罕见肿瘤多学科专家研讨会在沪召开

会议上，肿瘤精准治疗领先企业基石药业大中华区总经理赵萍代表创新药企发言，介绍了近年来精准治疗诊断与药物的高速发展，阐述了基石药业多种精准治疗药物带给肿瘤患者的优异疗效和在提升药品可及性、患者支付能力方面做出的努力，呼吁社会更加关注罕见肿瘤的精准诊疗及支付保障。

我国罕见肿瘤精准治疗呈加速状态

亟需设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在会议中，储天晴教授介绍，过去我国罕见肿瘤防治发展情况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对罕见肿瘤发病率缺乏共识，罕见肿瘤的流行病学数据调研不充分，罕见肿瘤诊疗法规有待完善；目前，国家已经非常重视相关领域研究，四种罕见肿瘤进入罕见病目录，相关靶点不断被发现，精准检测技术得到快速应用，而基石药业推动多种精准治疗药物比如普拉替尼胶囊、阿伐替尼片、艾伏尼布片在国内落地，已经开始造福患者。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储天晴教授

事实上，随着基因组工具广泛用于成年癌症患者，国际上针对罕见肿瘤特定靶点的精准疗法发展呈加速状态，目前我国肿瘤精准治疗也已经有所突破。但是由于罕见肿瘤患者是弱势中的弱势，灾难性医疗支出频发。经过多年探索，我国已初步设立了罕见病医疗保障制度，但对罕见肿瘤患者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仍未有效建立。

金春林主任介绍，目前国家已经建立了第一批罕见病目录，三批《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名单》中纳入多种罕见病用药，国家医保局通过常规、谈判等方式把多种罕见病用药纳入国家基本医保目录。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金春林主任

而针对罕见疾病的支付，金主任建议，通过“1+N”的方式建立多方共付机制，其中1是指政府基本医保基金，N是指包括大病医保基金、医疗救助基金、商业保险、医疗互助、慈善捐赠、个人家庭承担在内的多种支付方式，通过整合多方资源，实施综合保障。此外对于国家医保谈判中针对罕见肿瘤的孤儿药也应该享受罕见病药物的优惠待遇。

赵萍表示，肿瘤的诊断与支付仍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亟须更多社会关注与政策支持。她呼吁，行业加强对罕见肿瘤的关注，从政策层面进一步鼓励针对罕见肿瘤的孤儿药的研发与商业化；重视精准治疗的诊断检测，并从政策层面重视罕见肿瘤的定价策略。同时，她介绍了基石药业提升药品可及性和可支付性的多种措施，建议全社会共同解决肿瘤患者的支付困境，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基石药业大中华区总经理赵萍女士

对此，胡善联教授也表示，此次会议为我国罕见肿瘤防治与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宝贵思路，随着如RET这样的新靶点不断被发现，精准医学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发展中多个领域存在机遇和挑战，比如伴随诊断和二代基因检测、医保支付和商保惠民保的协同作用、真实世界研究与大数据平台、精准疗法的适应症拓展、药物经济学评价方法的改进等。基石药业对国内肿瘤精准疗法的发展、对精准药物可及性和可支付性的提升都提供了宝贵经验，值得业界仿效。

著名卫生经济学教授胡善联

全国罕见病学术团体主委联席会议秘书长王琳教授等与会专家也表示支持更多的罕见肿瘤进入国家罕见病目录，呼吁全社会共同努力提高对罕见肿瘤的患者关注，以及从精准诊断到用药全方位的政策倡导和社会援助。

一年内多款同类首创精准治疗药物获批

探索多举措全面提升药品可及性和可支付性

作为国内肿瘤精准治疗领域的领头羊，基石药业目前已有三款同类首创的精准治疗药物普吉华®（普拉替尼胶囊）、泰吉华®（阿伐替尼片）和拓舒沃®（艾伏尼布片）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上市。值得注意的是，这三款药物均属于同类首创，在相应领域填补精准治疗空白，为患者带来了全新的治疗选择。

其中，2021年3月获批上市的普吉华®成为中国首个获批的选择性RET抑制剂，用于治疗既往接受过含铂化疗的转染重排（RET）基因融合阳性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NSCLC成人患者。此外，该药物在晚期或转移性RET突变甲状腺髓样癌(MTC)中国患者中也显示出了优越和持久的抗肿瘤活性，相关适应症上市申请已在2021年4月获NMPA受理并被纳入优先审评。

而泰吉华®是中国首个获批用于治疗PDGFRA外显子18突变的胃肠道间质瘤（GIST）的精准治疗药物，且总缓解率（ORR）高达86%，其中PDGFRA外显子18 D842V突变患者更是实现了ORR从0到91%的飞跃，中位无进展生存期由3个月延长至34个月；全球最长用药时间的患者用药已近6年，并仍在持续缓解中。此外，就在近期，拓舒沃®获批用于治疗携带IDH1易感突变的成人复发或难治性急性髓系白血病（R/R AML）患者，是全球首个且唯一的IDH1靶向疗法。

正如多为行业专家提及，针对罕见肿瘤的孤儿药支付目前仍然是一大难题，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仍未有效建立。赵萍在演讲中表示，基石药业在一直在药物可及性和可支付性上进行探索，希望可以惠及更多患者。

在可及性方面，基石药业通过与海南博鳌乐城医疗机构的合作，成功将三款精准治疗药物普拉替尼胶囊、阿伐替尼片和艾伏尼布片在海南博鳌医疗先行区率先上市。值得一提的是，普拉替尼胶囊是博鳌乐城首个当月同步落地的全球新药，也是我国首个使用乐城真实世界数据辅助评价获批的药物。

在患者可支付性方面，基石药业与业内伙伴广泛合作，形式包括推动药品进入多地商保计划、“大爱无罕“基因检测项目、早鸟项目、患者救助项目等在内的多层次、多形式支付组合探索。例如，城市普惠商保作为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石药业已经推动普吉华®和泰吉华®纳入六十个以上的政府和商业医保计划，覆盖约6000万城市人口。

00后大学生的创业梦，并不靠谱

现在大厂时不时传出裁员或业务线收缩的消息，而马上2022年中的时候将有1076万人应届毕业生赶赴职场。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很多处于结构调整和升级优化之中；再加上，已持续两年、断断续续的疫情给很多服务行业带来的冲击处在恢复之中。

不过，面对不太乐观的现实，00后的年轻人依然显得空前“自信”。2021年《中国青年报》对首批00后应届毕业生做过一份就业调查，有超过六成大学生认为自己毕业10年内会年入百万。

而去年的应届毕业生对北上广深一线城市期待月薪均达到2w元以上，二线城市期待普遍1.5w左右。

如果00后仅仅期待一个月在一个二线城市拿5000，可能是有点另类的，但是如果有企业能够以这样薪资去接纳即将大学生，的确是让人佩服的事情，那是不是也得把老员工工资提到至少跟应届生一样呢？这也充分显示出，00后大学生还没有形成职业薪酬概念，只是从自身消费水平和愿望来做期待。

更让人觉得蜜汁自信的是，00后的创业热情更为夸张。2021年有大学相关的调查显示，92.45%的大学生赞同和支持大学生创业，其中58.49%的大学生认为自主创业是实现理想的途径。笔者一看这数据，直呼好家伙，还有人愿意工作吗？

我们是否是该反思这种创业精神的洗脑宣传，已经涂上太多不属于它的光辉，以至于年轻人觉得：

创业了，就不需要早起赶地铁打卡；

创业了，就不需要被上司管着了；

创业了，就可以当老板了干自己喜欢的事业；

创业了，就可以早点实现小目标了。

这些与其说是对创业的幻想，不如说是对工作的逃避。世界上最难的两件事就是把自己脑袋里的想法变成别人的想法，把别人口袋里的钱变成自己的钱，而创业就是同时干这两件事。

创业作为一种成功概率极小、失败率高达90%以上的冒险活动竟然成为了Z世代的“共识”，的确是有些反常识的。拉卡拉集团创始人孙陶然老师在畅销书《创业三十六条军规》中表示

「应届毕业生尤其是不适合创业，金融海啸时，有人呼吁大学生创业以解决就业难的问题。媒体采访我时我明确表态这种说法是不负责任的。试想，一个大学生如果连工作都竞争不到却要去创业，相当于让一个生活尚不能自理的小孩去养育另一个小孩，其结果可想而知。」

尽管国家给予创业扶持政策不能不说好，但是创业成功率是否高最有发言权的就是创业孵化器了，实际上很多城市大片的创业孵化器倒闭，还活着的也只是作为收租金的“二房东”维持着，这是因为真正能够跑通模式能够赚到钱的公司不需要孵化，而没有盈利能力的项目很难孵化起来。

这几年，连创业潮已经明显褪去，当代大学生还抱有不切实际的梦想。我曾在2016年时采访过中国工业设计之父柳冠中老师，他抨击现在社会”好像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发财梦，一些大学生也不上课了，三五成群策划创业”，柳老当时就忍不住给小年轻们“泼冷水”，你得先把什么是“业”弄明白，不懂市场、管理、金融的创业，那是在做梦！

01 衡算一下自己创业的机会成本

罗振宇曾在2015年跨年演讲时说过，“年轻人再哪里都是浪费生命，创业式一种更精彩的浪费方式。”这句话被很多人认为是鼓励年轻人创业的金句。

貌似有道理，仔细想想，一个人22岁到32岁这十年是难道不是最宝贵的十年青春，过了这个阶段，在互联网上就会被人打上“中年人”的标签，怎么能够说这段时间是“浪费生命”呢？罗振宇自己难道年轻人时候是浪费生命创业，他没有在央视工作经验，又如何厚积薄发呢？

事实上，大学毕业之后进入职场所结交的同学、愿意带自己的领导，都是一个人未来事业相当重要的财富：有的小白端正了职业态度；有的知道自己擅长干什么并且掌握了吃饭的本领；有的因为师傅领进门之后迅速找到了自己未来事业发力点；如果这段时间浪费掉生命去创业的话，会是一副怎么样的场景？

有人说，创业者更像是一个赌徒：在打磨出赚钱模式之前，创业者一般是一个人单枪匹马，有的因为要节约房租只能在宿舍里干活，如果幸运的话跑通了商业模式开始招人，基本上也是别人挑选自己，开门就是要考虑如何创收赚到钱给员工发工资，缴纳物业费水电费网费押一付三的房租以及员工社保；现在很多员工压根不会考虑要和老板一起打拼，活还没有开始干顺溜就已经提要加工资；如果想要为员工加班，对不起，你就是万恶资本家，心里已经把敢搞996的你社死了。

创业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更像是一个稀有物种，在职场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创业时候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有的一开始起步不得不拉同学、朋友甚至亲戚创业，事业没有做来，感情稀碎的屡见不鲜。

孙陶然老师说，在职场上，你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创业则是社会底层游走。在职场上，你能够享受平台在业内积累的品牌影响和行业资源；一般一个岗位所招募的同事大多是其他大学，相似的教育背景和生活阅历，很快能够成为好朋友。而大学毕业就创业的话，你接触的是房东、物业、快递员、保洁员、工商税务财务甚至还有城管，甚至为了早期人员稳定你不得不招募一些中专学历的小白，以及一些能力不及但必须留着的员工，然后艰难的带领他们一点点往前走，所有人都指望你使劲干活，他们好从中获得回报。

在职场你还有研究市场和对手的时间，能力不够的时候可以跟有经验的牛人偷师学艺，即使出现错误还有领导顶着，职场竞争氛围会辅助你成长；哪怕是进去做工具人、螺丝钉的大公司，也有一整套制度和规范让你感受到行业的运转逻辑，从中迅速熟悉相应的岗位所需要的工作模块。

而在创业公司一切都是百废待兴，所有制度和规范都是人不断试错出来的，连创业者本身也是试错小白鼠；很多小公司本身连市场都没有搞清楚，上马的产品大多没有市场前景，甚至连用户在哪里都找不到；还有由于现金流较少，很难留住和吸引优秀员工。

很多人评价打工的机会成本，实际上是年轻人更需要考虑的是创业的机会成本，因为如果走创业这条路，机会成本就走进职场积累经验、增长能力、开阔眼界得那部分财富无形之中流失了。

而但凡成功了的企业早期创业时候基本考虑到成本和风险的。

过去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创业成功的人，其实有两类：一类是文凭很低，进不了体制内，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穷则思变，反而闯出了一条路，代表人物是曹德旺；另一类是体制内下海创业的本身起点相当高，并且档案和职场都挂靠在单位，代表人物是王健林等。实际上都做到了创业机会成本足够低，所以才能无所畏惧去闯荡。此外，中国早期创业公司很多是“红帽子”企业，也就是私营企业挂靠国有单位，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降低风险，比如联想、娃哈哈等。完全没有不估算风险的创业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盲动主义和非理性的狂热。

既然大概率创业都是要失败的，只有极少数公司活过来。准备创业的年轻人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一旦选择创业之后这些年读过书能否用得上？按照打工年收入会有多少，能否在创业期间超过自己的打工收入？创业一旦失败，再进入职场是否有相应其他同学具备的专业能力？在目前互联网平台已经相对成熟的情况下，信息资讯如何高度发达情况下，自己的idea或者项目是否具备差异化和竞争力，等到巨头以自己的人才、资金、流量优势碾压过来之后是否还有优势？

当然，适合不适合，只有自己知道，其他人建议只是参考，如果你看一个人不爽，可以安利他去创业。

02 为什么刚毕业，当学徒能够学到的东西最多？

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创业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别人严格地说是比同龄人强），他们脑袋里装的都是自己，就连和别人交流实际上只是纯粹为了表达自己想法。

其实，无论是走入职场和创业本质上都是通过为别人创造价值而获得财富，只不过职场收入是组织内衡量的，而创业是由市场衡量的；如果一个不想帮客户解决问题甚至连倾听客户需求都做不到的人，又何来的事业呢？

这表明，在中国创业，创业者和职场工作晋升（向领导证明自己能力）是截然不同的逻辑，能力强的创业失败比比皆是；创业考验的是时机、团队、创始人素质、客户市场、管理、现金流、模式等复杂因素的平衡能力，更需要创业者在多因素之中分不同阶段找到关键主要矛盾的能力。

这些能力并不来自于书本和经验，而是超强的学习能力和思考能力，而学习能力源头实际上是谦虚，一个头脑已经装满了自己成见和偏见的人很难学到新的东西；只有意识到自己在某个领域的不懂或缺乏，才会向顾客学习、向牛人学习、向优秀的企业学习。

看不到顾客需求往往是缺乏向顾客请教的虚心，不管用户需要什么而是我能提供什么，为了规避这种“营销近视症”，亚马逊CEO杰夫·贝索斯在开公司会议时，会在会议室内放上一张代表顾客的空椅子，让所有参会者讨论时候试着站在顾客角度上思考顾客会看到什么。

学习的途径无非是向书学习或者向牛人学习，大部分年轻人看到牛人第一个念头是“他有什么了不起”、“他只是得到了XX的帮助”等等，还有的就是想尽办法发现牛人身上的缺点和负面因素，以此自我保护；网上充斥着这样的“杠精”和“柠檬精”。

他们没有意识到向别人学习并不有损于自己，反而能够增长一些新的知识，正因为在这种环境之下，很多牛人实际上是很在乎认可自己的人，当一个人还没有能力匹配自己的野心的时候，最好的出路是做牛人的粉丝兼职学徒。

其实如果认定一个人值得学习，本身就是一种很难得的机缘，这个时候做学徒反而是成长最快的捷径。

企业不是学校，但是职场上的同事领导却有教练一样的本事能够规范你的行为，直到让你完全上手，这是学校完全教不了的，甚至有人说，学校教授再好一出社会就清零了，爱因斯坦说过，“教育就是把学校里所教育得一切忘记之后还剩下的东西。”

因此你是否拿到了文凭学到了多少知识本领并不是一个家公司所看重的，很多老板看重的是年轻人的心态，非常喜欢低调、上进的年轻人，他们愿意努力去培养一个优秀的得力干将。

究竟什么是老板最喜欢的员工类型呢？

首先是，自驱型，既是为老板工作也是为自己能力增长工作，“无须扬鞭自奋蹄”，充满能量和热爱；其次是靠谱，三观正、品行好、有职业精神而且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再次是皮实耐造，不玻璃心出了问题能够反求诸己，不推诿不抱怨公司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没有哪个公司没有问题；最后就是精进有道，领导的吩咐听得懂就是指令，听不懂的私底下查资料自学弥补，一段时间的高点是下一段时间的起点。

有这样潜质的人，他们会更加理性做好选择，无论是就业还是创业都是优秀的人物！

03 条条大路通罗马，学会规划好自己的成长节奏

00后一代的原生家庭比8090后在生存方面有了更好基础，有的甚至不用为买房买车而奔波工作；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幸福指数高。

由于消费主义洗脑和网络的各种暴富励志人设感染，使得年轻人面临的诱惑更多，欲望更多也更加苦恼；就跟一个汽车博主说的，手上有5万就想开奔驰E，有十万就想保时捷，有二十万就想法拉第，最后抖音一刷又去看美女去了。

很多人焦虑想去改变，由此更倾向于把成功等同于搞到钱，而忽视个人综合能力的成长，甚至有一部分人获得了物质满足之后陷入到抑郁之中，即使再有更多的机会和财富内心也hold不住。还有的很有思想的年轻人出于对于成功学的警惕而回避成功这个词，但又容易陷入到年纪轻轻就佛性躺平的状态之中。

因此相对于成功而言，成长却适合在巨变时代的每一个我们。成长实际上是心性上的，能力上的，而不仅仅是物质收益层面的显现。

精进的方向无非是努力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和专业能力，正如上述所说的，学习无非是跟着书学、跟高人学、跟对手学，如何把经验快速内化为自己能力，同时扬长避短、让自己成为一个能适应社会、能有一帮人信任的人，才是追求。

在这点上说，就业可能有更多时间慢慢来修炼内功，而选择创业就要接受社会摩擦和爆锤，但是缺点是容易在大公司内待久了成为小白鼠，相对大学不是那么知名的，压力大反而得不断折腾，在这一点上来看老天真的是公平的。

无论如何，走出校园实际上是历练才刚刚开始，有的是社会学习型，有的是适合实干型，有的还是边学边干型，具体因人而异，没有标准答案。

关于考研，这一点我本人是工作多年后读研究生的还是有发言权的。对于想考公务员或者进体制内教书的人来说，研究生学历几乎是一个必选项。当然，考研本身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2022年报考研究生人数多达462万人，毕竟是自己选学校和专业，成功率还是比创业高太多了。国家对于应届毕业生考研也是给予了扶持的，大三准备一年，大四就能够拿到结果，不管成绩如何都有一年在社会上实习时间，毕业意味着失业，无缝对接社会；甚至有创业想法的，可以在研究生期间获得一些行业工作或者兼职机会，为未来创业积蓄能力，选择空间更广泛一些。很多时候我们努力是为了获得比以前自己更多的挑选权，而不是被挑选。

关于选工作，一开始不要太在乎起步薪资，十多年前大学生本科毕业一个月起步才1800元，00后应届毕业生毕业现在大概是5k左右，目前还有企业在招募员工实际上依然处在发展期，只要与员工发展方向吻合，能够在岗位上增长能力，实际上是收入后续会逐渐上升，尤其是在沿海或者一线城市很多处在上升期的行业对于有经验员工相当看重，实际上这个时候工资实际上是享受了一个行业发展红利；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十多年互联网行业、金融行业是两个待遇还不错的领域。只要在有前途行业里面，得到了老板信任，能够挑起一块业务，有的创业公司还能够给员工快速晋升为管理层，并最终成为合伙人享有公司分红权，这实际上并不比单枪匹马出来创业混的差。

无论是深造还是锻炼都是磨砺自身心性的过程，一个人是否内心强大、能够应对好生活挑战，能够不断让自己生活过得更好，实际上光努力工作、学业，最重要是自己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能够创造出更大的价值为社会所需要，这不仅需要雕琢自己，还需要能够成就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