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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后形势大好，国民党经济为何还是一团糟，通货膨胀到离谱?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从1945年抗战胜利，到1949年国民党失败退居台湾，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国内局势急剧变化，中国经济也因此走过了一段十分艰难的历程。

　　虽然国民党在战后提出了经济恢复与重建计划，但不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使这样的计划难以付诸实施，实成一纸空文。

　　在近代中国长期战乱的特定条件下，稳定的环境对经济发展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没有把握国内人民望治心切的历史契机，没能以求实的态度实现国内和平，内战重起之后，大量资财被耗于战争，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以至于基本上依靠发行钞票维持开支，通货膨胀恶性发展，维持正常的生产活动非常困难。

　　而日渐残破的经济也无法支持国民战争，随着国民党军事由盛而衰，其统治区日渐缩小，不仅经济恢复与重建成为泡影，而且国民党统治的经济基础也已濒临崩溃边缘。

　　一、抗战后面对的有利条件

　　由于多年的战争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经济体系被割裂，生产力水平低下，资金短缺，发展停滞，抗战胜利后亟待恢复与重建。

　　战后经济恢复与重建的有利因素，首先是接收日资产业和物资价值颇巨，加以美援和进口物资，有利于政府对经济之调节;其次是多年战争之后的旺盛市场需求，有利于刺激经济之恢复;再次是外资对华资的压迫有所减轻，有利于华资的发展。

　　但不利因素亦非常之多，首先是政局不稳，社会不安，内战重起，交通受阻，不利于经济之恢复;其次是东北和华北工矿业集中地区本已因战争影响而损失严重，复又为内战战地而不利于基础工矿业之恢复;再次是通货恶性膨胀，币值变动剧烈，不利于投资意愿之培养。

　　比较而言，经济恢复与重建的不利因素胜过有利因素，经济恢复与重建面临诸多困难，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国民政府主管经济的部门为经济部，抗战胜利后，1945年11月又设立最高经济委员会，统管全国经济工作，并由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兼任该会委员长，以示政府对经济的重视。

　　宋子文与国民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有长期的渊源，本人又自诩为财经专家，他在行政院院长任内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经济恢复与重建。

　　在宋子文的主导下，国民政府的战后经济政策纲领为：

　　(1)扶助民间事业，协调国营民营关系，使它们的配置轻重合理;

　　(2)平衡政府收支，协调各部门利益;

　　(3)与友邦进行经济合作，坦白互惠。

　　然而实施过程则全不似宋之预期，民营事业未得扶助，而是国营事业独大;政府收支非但未能平衡，反而赤字愈增，几至无法维持;友邦经济合作偏于美国，互惠其名，美国单惠其实。

　　宋子文也深知在当时环境下实现经济恢复与重建的困难，他在国民参政会答复质询时，一方面为自己的经济政策辩解，认为：

　　“今后如能照目前所施方针，力行下去二三个月后，比现在决可缓和”;另一方面，他对未来经济恢复与重建之前景并无把握，所以坦白地告诉参政员：“我没有离奇巧妙的办法，不过无论任何办法，必须切合国内外情势环境，如国内的团结，交通复员，国外物资能源输入。"

　　事实验证了宋子文的担心，他的经济政策在现实面前不断碰壁，不过一年多的时间，他就在黄金风潮引发的经济危机中下台。

　　二、轻工业的欣欣向荣

　　轻工业第一大产业，也是中国经济支柱产业的棉纺织业恢复较快，并有一定发展，成为战后华资工业表现最好的部门。曾在棉纺织业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日资纺织厂因战败被接收，低价美棉大量进口，复员、军需和投机囤购等因素，均刺激了华资棉纺织业的复苏和发展，“是以凡能开工的纱厂，无不利润累累"。

　　1947年，华资纺织业拥有纱锭438万锭，布机5.4万台，分别为战前的1.59倍和2.1倍;生产棉纱170万件，棉布4763万匹，分别为战前的1.17倍和4.3倍，达到了民国年间的最高峰(棉纱总产量仍低于战前华资和外资企业的总产量)。

　　同一时期，外资在棉纺织业中所占比例已下降至不过1%，影响已微不足道，棉纺织业成为华资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产业。华资集中的另一主要产业是与棉纺织业同为中国经济支柱产业的面粉业，虽华资厂数及其生产能力均超过战前，但由于战乱导致的原料缺乏，加上大量廉价美国面粉的进口，产量反逐年下降，1947年生产5565万包，不过为战前的1/3左右。

　　重工业的恢复情况则远不如轻工业，主要因为采矿、冶金工业地处东北与华北战地，不仅未有预期之恢复，还受到内战的影响，产量急速下降，生产指数不及战前的一半，尤其是本就不高的钢铁产量，更低落至战前的1/10左右。

　　惟有以供应城市为主的电力工业，因轻工业之恢复及人口快速流入城市而恢复较快，产量超过战前的最高水平。略有积极意义的是，一向极为薄弱的华资重工业战后有了一定的发展，产量全面超过战前(虽然绝对数字仍不高)，尤其是华资电厂的发电量已超过战前的3.8倍，这主要得益于没收日资产业和外资因战乱原因之退出。

　　总体而言，战后轻工业尚未完全恢复到战前水平，而重工业距战前水平的距离更大。就地区而言，由于复员对消费的刺激和资金的流入，加上原有的经济基础较好，沿海大城市的经济恢复较快。上海、天津、广州、青岛的华资工厂与工人数占全国总数之比例，由战前的41%增至战后的70%，1947年上海新登记的工厂数更创下民国年间之历史记录，达到9285家。

　　经济活动进一步集中至沿海大城市，地域经济发展之不平衡较战前尤为明显。抗战时期曾有较大发展的后方工业，则因不少厂商复员清货，资金紧缺，发展状况一落千丈。在经济大幅度萎缩的同时，金融业却有畸形发展，全国商业银行的数量从1936年的132家增加至1947年的1210家，猛增到8倍以上，还有超出此数两倍以上的银号和钱庄，说明金融交易在不事生产的投机刺激下之活跃。

　　在中外经济关系方面，美国取代英国和日本，成为对中国经济影响最大的国家。价廉物美的美货倾销导致中国外贸的严重入超，1946年入超额高达47430万美元，除了棉纺织业得益于廉价美棉外，其他工业多受不利之影响。

　　三、重工业的大幅倒退

　　由于经济恢复与重建之困难，更由于重工业部门生产的大幅度下降，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战前的21.81%下降至战后的19.7%。

　　降幅虽不大，不过两个百分点，但对原本就不够发达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而言，仍表现为现代化进程之后退。较有积极意义的是，由于战争的因素，日资被没收，外资在退出，战后在华外资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有较为明显的下降。

　　1948年，在华外资总额只有战前1936年的81%，其中直接投资下降更多，只有战前的48%。外资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亦随之而明显下降，只占中国全部资本总值的8%(战前为36%)，其中占产业资本的11%(战前为57%)，商业资本的4%(战前为25%)，金融资本的6%(战前为19%)。

　　因此，外资对华资发展之挤压已不明显，华资发展之主要困难在于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之恶化。战后时期，国民党视为头号敌人，注意力全在如何对付，根本无力顾及经济。由于内战重起，军费剧增，政府经费几乎全部被战争所吞噬，用于经济的经费少得可怜，还不到军费支出的1%，根本无法支持经济的恢复与重建。

　　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极大地阻碍着经济的正常运行，急剧贬值的法币，使得投资者无法得到正常的回报，企业虚盈实亏，导致投资停滞，投机盛行，尚存的经济活力亦被销蚀尽净。

　　四、望眼欲穿的美国援助

　　对于经济恢复与重建，国民党曾对美国寄予很大的期望，宋子文以知美和亲美著称，战时曾在美国从事争取援助的工作，战后自然也希望在经济方面得到美国的援助。他向美国提出贷款20亿美元的要求，美国进出口银行也曾有贷款5亿美元给中国的计划。

　　国民党要求美国贷款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经济恢复与重建，还为了显示美国的支持，安定国内人心。蒋介石曾告宋子文：

　　“此款于我完全为对内政一时之作用，如果此借款成，则政局当可比较稳定，关于国民大会与改组政府，皆可如计完成，至少亦可增加美国协助我政府形式上之效用。”

　　然而，美国的贷款并非国民党预期之易得，对于数亿以至数十亿美元的庞大贷款数目，美国不可能让其有去无回，所以“特别注意于适合当地政治环境”，并附有指定用途之条件。中国国内形势发展的不稳定，没有合理可行的贷款偿还担保，都使美国贷款给中国的意愿不高，态度也随着国民党在内战中的不断失利而变得“不如以前积极"，最终没有下文。

　　战后美国以租借、捐助、转让等名义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数额虽高达近16亿美元，但以实物形式为主，而且多被国民党用于内战，可以自由支配的金融贷款数额不多，对经济重建的作用也不大。

　　五、官僚资本的乘势扩张

　　战后国民党经济政策最受诟病的方面是国家资本的急速膨胀。由于接收日伪产业中的大部分以自营、转让、标售等方式处理并转入国营单位之手，战后国家资本数量已超过中国资本总数量的一半(54%，战前为32%)，其中产业资本占64%的优势(战前为22%)，金融资本占89%的压倒优势(战前为59%)，发展到民国时期的最高峰。

　　除了原有以、中国、交通、农民银行和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等为代表的国营金融企业，以资源委员会统管的国营重工业企业之外，战后国家资本的势力还伸入一向以民营资本为主的轻工业企业，新建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蚕丝公司、中国盐业公司等，均为在本行业中具有垄断性的国营企业。

　　以1945年12月成立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为例，其下有85家企业，囊括了纺织业的几乎所有部门，拥有纱锭176万锭，线锭35万锭，布机3.6万台，占全国总数的一半，棉纱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0%，棉布占70%。在政府的特许之下，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享有获取低息贷款、官价外汇、低价美棉、免于政府限额收购等特权，具有民营纺织企业无可企及的特殊优势地位。

　　资源委员会则基本上垄断了中国的重工业。1946年5月，资源委员会由原隶属于经济部改为直属行政院，以创办开发及管理经营国营基本重工业，办理政府指定之其他国营工矿事业为其经营方针;下属96个单位291个厂矿，有员工22.3万人，控制了国内全部的石油生产，绝大部分的钢铁和有色金属生产，一半的电力生产和1/3的煤炭生产。

　　除此之外，还有以国民党党营名义经营的文化企业，如通讯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等。历经掌握政权后20余年之经营，国民党已经建立起由其掌控并集中在党政官僚经营下的遍及各个行业的经济体系。

　　战后国家资本的发展有多方面的原因。

　　客观上，接收的日伪产业转由国家控制，增强了国家资本的实力;主观上，国民党以“节制”私人资本作为发展国家资本之口实，并受到国际上以计划经济追求现代化之理念的影响;现实中，国营企业可以为政府提供税收与实物支持，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1947年上缴国库利润4000多亿元，无偿供应军用布匹300余万匹。

　　但是从经济角度而言，国家资本企业机构庞大、人浮于事、管理混乱，生产效率远不如民营企业。1947年，国家资本占全部产业资本的64%，而产值只占全国总产值的42%。因此，“国家垄断资本虽然因接收了巨额的敌伪产业和美国的援助而高度膨胀，但并没有发挥生产力的作用，而是处于瘫痪状态。它像一个充气的巨人，貌似强大，内部却是孱弱的。”

　　毋庸讳言，国家资本企业名为国家所有，但因为国民党长期实行一党“训政”，垄断了全国政权，而且缺乏有效的监督，国家所有的企业便因此而成为官僚豪门可以任意处置的产业，名为国有，实为私营，以国家的资源谋个人之私利，成为遭致当时舆论广泛批评的官僚资本。正如时论所批评：

　　“官僚资本往往假借发达国家资本.提高民生福利等似是而非之理论为掩护，欺骗社会。社会虽加攻击，彼等似亦有恃无恐。盖官与资本家已结成既得利益集团，声势浩大，肆无忌惮也。"

　　自抗战中后期起，社会舆论对官僚资本的批评声浪日渐升高，战后官僚资本更成为众矢之的。主管战后国民党经济政策的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本人就是多家公司的股东，与官僚资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在战后垄断了接收产业和物资的处理权，并以此扶植国营经济，被认为是偏向官僚资本，并为自己谋利，不仅受到社会舆论的批评，而且由于利益分配不均而引起国民党内其他派系尤其是CC系的不满，国民党党内发起了对官僚资本和宋子文及其经济政策的批评。

　　在194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以CC系中委为主，一些与会委员指名道姓批评宋子文和官僚资本，认为战后生产低落，经济凋敝，通货膨胀，物价高涨，可说民穷财尽，水深火热，主要原因就是官僚资本作祟。

　　他们提出，凡是利用政治地位，运用公家资金及其他力量，操纵物价，阻碍农工建设与商业发展，把持国营事业，破坏国家信用的，就是官僚资本;要求实行官商分开，实行官吏财产登记，绝对不许官吏经商。更有人认为，宋子文本人就是官僚资本的代表，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要求他辞职下台。

　　由于CC系控制了国民党文宣系统，所以他们还将对官僚资本的批评公之于传媒，在其控制的国民党报《日报》上频发言论，抨击“官僚资本操纵整个的经济命脉，且官僚资本更可利用其特殊权力，垄断一切，以妨碍新兴企业的进展。

　　所以代表官僚利益的官僚资本，如果不从此清算，非仅人民的利益，备受损害，抑且工业化的前途，也将受严重的影响”，要求“实行一次大扫荡的运动，从党里逐出官僚资本的渠魁，并没收其全部的财产，正式宣告官僚资本的死刑”。

　　CC系头面人物陈立夫还曾当面指责宋子文经济政策之不当，以至惊动了蒋介石的关注，特意告陈：

　　“以后对外不可再发表对于经济财政有关之言论，须知此时无论任何人或任何政策，担任财政与经济必无良效，只有增加党团之艰危，尤其是社会纷乱，敌党环攻之时，更不能自相攻评，以加张敌方之力量也”。

　　国民党内对官僚资本之批评有出于利益分配不均之矛盾，CC系对宋子文的批评，也不能说明他们没有自己的官僚产业，中国农民银行、交通银行和合作金库等金融产业即为CC系所控制。但对于官僚资本的批评可以公开见之于传媒，并引起社会各界之广泛共鸣，官僚资本引发社会矛盾之事实。

　　但是，各级大小官僚的既得利益很难从根本上予以触动，因为他们毕竟是国民党统治的重要基础。因此，从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到、，每次全会虽都不乏对官僚资本的声讨，并提出封闭官僚资本公司，没收其财产的主张，但始终是雷声大雨点小，从未见此类言辞化为实际行动，所谓“事实如此，无可奈何”，“徒增加人民失望的感观”。官僚资本可谓与国民党统治始终如影随形，成为招致社会不满并导致国民党最后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六、通货膨胀的根源性原因

　　与经济恢复重建之困难相伴随的，是战后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不安和动荡，已成为影响国民党统治稳固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从根本上说，物价上涨是通货膨胀的结果，即纸币发行超过市场吸纳的限度，又没有相应的硬通货或物资作后盾，必然造成物价之上涨。

　　而通货膨胀则源于政府收入来源之匮乏，不得不靠发行货币填补财政赤字。这样，货币发行越多，物价上涨幅度越大，而物价上涨幅度越大，又迫使货币发行越多，致使物价更进一步上涨，形成恶性循环。战后国民党政府所面对的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较抗战时期更为剧烈，尤其是政治形势不稳定，内战导致军费大涨，使政府财政愈加依靠发行货币维持。

　　如何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动荡是国民党政府面临的严峻考验。但是，国民党政府在战后拥有的数亿美元黄金外汇储备和价值巨大的接收及援助物资，也为稳定物价、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关键是如何以此为基础，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尤其是避免内战重起，以对通货膨胀签底抽薪。

　　宋子文素以金融专家自诩，并曾对国民金融政策多有贡献。他出任行政院院长后，手握黄金外汇储备和接收物资之筹码，一度对解决通货膨胀问题颇具信心，其经济政策也更偏重于金融方面。

　　宋子文以实行金融开放为中心的经济自由化政策，作为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最重要之举措;通过开放金融市场，盯住法币与美元比价，稳定法币币值;通过开放黄金市场，出售黄金，回收泛滥于市的法币，减少市场通货之流通;通过大量进口和出售接收物资，缓解市场物资供应的不足，压抑物价。

　　他认为这样“对外贸易便可畅通，各项物资尤可随人民的需要而增加;游资之流入投机市场，以助长物价之波动者，亦可纳入商业正轨;国外原料及机械，也可因对外贸易之恢复，源源进口，来配合国内工业之发展;足以使增加生产，并收平定物价的效果”。

　　在他多管齐下的措施作用下，1946年上半年的物价上涨势头趋缓。然而作为金融专家，宋子文深知上述种种不过是治表之策，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关键是解决政府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只有做到政府预算收支的大体平衡，才能少发通货，对物价釜底抽薪。

　　他承认：“胜利以后，健全财政，实为首要，而必须求收支趋于平衡之途径，则通货膨胀，自可逐渐遏止，一切金融经济等问题，始可获得解决。”因此，他将“安定物价，平衡国家预算”作为其需要解决的首要任务。

　　宋子文当政后，大幅度增加了货物税税率，并提高了进口货税率，以增加政府财政预算收入，但因为法币币值的剧烈变动，预算收入与军费开支债，由于法币信用的低落难以发行。政府实际收入的大部分依靠出售黄金外汇和接收物资的非税收入，一旦此项收入枯竭，则填补财政赤字的唯一办法就只有印钞票，法币信用的完全崩溃即在预期之中。

　　宋子文因此提出，在战争结束以后应积极减少军费，但是他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却无力改变现实，拿不出合理可行的解决办法。因为国民党坚持以战争解决问题，军费便不可能减少，庞大的军费开支只能靠银行的垫款，也就是靠无限量发行纸币来解决。宋子文也承认：“预算外之支出，为数过巨，且多系临时支出，事前难以预计，收支相较，差距巨大，仍不能不赖于银行之垫借。此种超额之支出，则以军费为最巨。"

　　由于军费开支之庞大，军费和以特别支出名义支付的军费已占到政府财政支出的60%以上，实际支出则更多。军费事实上成为一个无底洞，消耗了政府几乎所有可用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宋子文力求实现政府财政预算平衡的打算只能是不具现实意义的空想而已。

　　根据政府编列的预算，1946年收入19791亿元，支出55672亿元，为收入的2.81倍;1947年收入138300亿元，支出409100亿元，为收入的2.96倍。实际上，因为通货膨胀的因素，政府预算也失去了控制与反映收入和支出的真实意义，实际收入虽因通货膨胀而增加，但实际开支增加的数额更大，政府财政已成为完全依靠发行钞票应付开支的赤字财政，所谓管制物价、平衡预算，结果都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