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 今年春节期间，为了买去重庆的火车票，我表弟提前5天给我排了3个小时的队，没想到因没带我的身份证（原来我以为像买机票一样只要报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就可以买的）只好跑回来拿。结果又花了半天时间才给我买到一张票。

我准备出发那天，因表弟忘记给我票就回老家了。当我亲自拿着身份证又去排了2个小时的队准备重新买票时，被售票员告知我的同一张身份证只能买一张票，如果要想买票必须先把原来那张退了。这样使我的行程又被耽误了一整天，还让我表弟浪费了一天时间和60多元的往返车费。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有个两兄弟在广东做生意，因为生意繁忙准备年底派一个代表回老家看望父母，于是提前7天就订好了哥哥的票，没想到临走那天，哥哥因公司有急事非他去处理不可，哥哥想让弟弟拿着他买的那张火车票回老家看父母，但被车站的武警和工作人员拒之门外了。其实，这样的例子在中国比比皆是！

   

自从有了“实名制”购票，我和我身边很多朋友的时间经常被耽误，同理，可以推测全国被“实名制”浪费时间的人比比皆是。比方说，我原来去任何一个城市之前，都可以委托当地的学生或朋友给我提前订好返程票，而现在，必须要等我到了当地才可以拿我自己的身份证或复印件才能去买返程票（据说，有些地方的“黄牛党”可以只要报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就可以买到票，但在湖南娄底市目前是不可以的）。多么麻烦啊！其实，解决火车票“一票难求”的最佳办法是按市场均衡价售票。也就是说，在供不应求时涨价，在供过于求时跌价。

    

在春节期间，你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在春节前，成都、重庆往广州、深圳方向的火车有很多空座位，而深圳、广州往重庆、成都方向很难买到票。春节过后到正月二十之前，买票的难易程度却正好倒过来了。假定把春节前二十天成都到广州的火车卧铺票480元调到240元，而把广州到成都的票价由480元调到640元，等过了春节又按市场行情把票价倒过来（具体调价程度可以像机票一样随行就市）。这样就可以让一些人从成都到广州去和家人团聚过春节了。这种做法一定会缓解春运购票难的问题。

  

  “实名制”售票相对于“均衡价”售票带来的危害可以总结为：1、买票人的排队成本。2、买票时查验身份证的成本。3、检票时查验身份证的机器设备成本和人工成本。4、异地和非本人身份证不能代理订票损失的时间成本。5、商务人士因不能灵活出行损失的商业机会的不可估量的成本。等等。

    

当然“实名制”也可能在某些方面带来一些好处，比方说确实可以让那些时间不值钱的人更容易通过自己排队买到车票。

    

既然“实名制”有那么的弊端，那铁道部为什么要使用“实名制”呢？是因为很多人认为有了“实名制”可以打击“黄牛党”，还有人误以为有了“实名制”就可以让更多的人买到火车票了。其实，不管是否实行“实名制”，铁路部门卖出的票都是一样多的，只不过“实名制”可以让更多的时间不值钱的人买到票，而“非实名制”可以让更多的愿意出价更高的人坐到车，因为火车上的位置是一定的。

   

 就拿今年春节期间我那张面值202元的火车票来说，如果不实行“实名制”，我可以任何一天在“黄牛”那里花250-300元买到，我须多花48-98元。而实行“实名制”后，我相当于至少多花了1660元｛（表弟第1次排队3小时×20元/小时=60元）+（表弟第2次买票时间4小时×20元/小时=80元）+（我自己去买票时间3小时×假定100元/小时=300元）+（表弟从老家往返火车站退票及给我重新买票时间8小时×20元/小时=160元）+表弟往返老家车费60元+我自己延误时间一天损失至少1000元｝。当然，也许你会说，如果你自己不出差错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损失啊！但你想过没有，即使不出差错，一个普通老百姓如果在平均排队2小时，每人的平均机会成本也是40元啊（假定出行人的平均时间成本20元/小时）！所以，解决火车票“一票难求”的最好办法不是“实名制”，也不是更严厉地打击“黄牛党”，而是将火车票合理调价。当然调价不一定是涨价，也可以是跌价，但涨跌是根据市场情况而言的。特别是在春运期间调价非常重要。

    

至于打击“黄牛党”，我有两方面的看法：

    

一、中国自古以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要真的有市场需要，当前的“实名制”并不能根本改变“黄牛党”存在的现实，我的很多做企业的朋友他们的业务员出差还是继续靠“黄牛党”提供车票。当然我自己的出行至今也离不开“黄牛党”的帮助，只不过是成本更高了而已。

   

 二、我认为“黄牛党”的存在不是“黄牛党”的错，而是市场价格机制出了问题，有严重违背市场机制的地方，就一定会有“黄牛党”，“黄牛党”的劳动只要是没有欺骗和强买强卖赚了钱，就是创造了新财富。我们应该感谢他们，就像应该感谢给我们提供其他服务的人一样。为什么要这么认为呢？

    

尽管我说“黄牛党”赚的钱就相当于是他们给社会创造的财富，但一个国家却不可能因“黄牛”越多而变得越富裕。恰恰相反，一个“黄牛”泛滥的国家一定是一个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同样，一个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就一定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

    

因为“黄牛党”是政府错误管制价格的产物，政府对价格的错误管制必然导致定价偏离市场均衡价格，低价必然造成短缺和资源配置错位。据说在前苏联时期，政府想让城里人吃到便宜的面包，就把面包的价格定得比小麦的收购价还低，最后造成哪怕是最愚蠢的农民也知道把自己产的小麦全部卖给国家，然后买面包回去喂猪。

    

另外，短缺必定导致“权力寻租”和“黄牛”泛滥。如果没有舆论监督和政府监督，所有低价票都将成为权力寻租的目标，普通老百姓将完全无法到窗口买到平价票。正因为有了舆论监督和政府监督（尽管这种监督非常有限），才有部分车票能在窗口公开出售。但当窗口出售的车票供不应求时，必然出现“黄牛”泛滥。“黄牛党”的出现是相关票价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必然结果。所以，“黄牛党”的劳动是在利人利己的前提下，按经济规律力所能及地减少了社会资源的浪费。

   

如果票价远远低于均衡价，“黄牛现象”和“权力寻租”是永远不能解决的，而那些被打击的“黄牛”和铁路官员及警察主要是因为“运气不好”或“关系不好”。

    

窗口的低票价最容易造成大量的排队现象，而排队现象使那些时间最宝贵的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买票，从而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黄牛党”的时间成本很低，他们替那些时间价值高的人去排队就减少了社会资源的浪费，所以说他们创造了财富。在政府管制价格的前提下，让“黄牛党”合法活动将降低交易费用，有利于减少扭曲的价格给资源配置造成的严重浪费。在没有放开价格管制的前提下，最应该打击的是“权力寻租”者而不是“黄牛党”，因为权力寻租是靠特权获得财富，其结果是造成更多的社会不公。而“黄牛党”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并承担一定的风险，将稀缺资源配置到更有效率的地方，其作用是将错误的价格进行了力所能及的纠正。

    

要解决春运期间“买票难”的问题，最好的方法是将票价涨到均衡价；其次是鼓励农民自由移民。

    

火车票涨到均衡价，一方面有利于将铁路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率的地方；另一方面可根本消除“权力寻租”和“黄牛党”现象；第三，可以将旅客分流到公路或其他交通工具上，这种分流将造成其他交通工具的票价有所上涨，进而推动其发展。

   

 “实名制”不会增加车票的供给，所以不能改变“一票难求”的问题。但在春运期间火车票涨价就一定可以增加整个市场的车票供给。当然，在短期内增加的不是火车票的供给，而是汽车票的供给。因为原来很多人是看到火车票太便宜才去赶火车的，如果火车票涨价到均衡价格，就会分流更多的人去赶汽车，这样又会造成汽车票涨价，汽车票涨价就会吸引更多的人去买客车参与营运，参与客运的车多了就会进一步缓解春运难题。

    

因此我主张：火车票在供不应求时涨价，但涨价部分不能归铁路部门所有，因为铁路部门本身就是国有垄断企业，在平时就已经获得了垄断利润，如果现在涨价利润还归铁路部门所有，那就是更加的不公平。

    

为了既能让铁路的稀缺资源配置到更有效率的地方，又能体现公平，最好的办法是把涨价收入分为三部分使用：一部分作为春运期间工作人员的加班费和奖金，以便他们在运输紧张的情况下提供高质量的服务；第二部分用于补贴低收入者和鼓励农民自由移民，因为如果有更多的人（包括其家人）能自由移民到城市，一定能大大地减少春运客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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