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房价压制消费，为何不能降房价？

过去十年，消费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之所以如此，与其说是国内消费潜力被激活了，不如说出口萎缩、投资放缓让消费“剩者为王”——另外两个引擎减弱了，消费的驱动力便更突出了。

此外，近十年来我国迎来刘易斯拐点，劳动人口占比开始下降，作为纯粹消费者的老龄人口占比提升，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消费增长。但老龄化带来的消费增长并不可持续，激活青壮年人口的消费活力，依旧是重中之重。

压制青壮年消费意愿的，不外乎子女教育、父母养老、高房价等因素，在本文中，我们着重谈谈高房价对消费的影响。

过去十年的消费增长，源于人口老龄化

人是所有经济活动的起点和终点，人口数量和结构是决定经济发展的根本力量之一。根据生命周期假说理论，老人和小孩是净消费者，青壮年是净生产者和储蓄者，当一个社会中的青壮年占比下降时，储蓄率下降、消费率提升，消费会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2003年以来，我国青壮年人口（20-54岁，下同）占比与国民储蓄率之间呈明显正相关，青壮年人口占比提升时，储蓄率升高，青壮年人口占比下降时，储蓄率也会下降。

2010年以来，消费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对应人口结构分析，恰逢青壮年人口占比进入下降拐点，劳动人口占比下降， 出现了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从过剩走向短缺的转折点）。

青壮年是从青少年成长起来的，青壮年占比下降的背后，是青少年占比的持续萎缩。2003年以来，20岁以下人口占比从28.74%降至21.95%，结果就是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开始凸显。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十年消费的提升，可能并非是国人开窍、更愿意消费了，而是老龄化之后，储蓄率下降、消费率提升了。

但仅仅依靠老龄化释放出来的消费潜力，显然是不足以支撑起内循环的。未来五到十年，要继续激活青壮年的消费潜力，让他们敢于消费、愿意消费。

过去十年来，虽然消费占比在快速提升，但压制青壮年消费欲望的很多因素——如子女教育、父母养老、购房还贷等并未有明显缓解，子女教育、父母养老，本身也是一种消费，着眼于消费总量的提升，我们重点分析高房价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房价上涨促进消费？

房价对消费的影响，并非单向，粗略来看，至少有财富升值效应、消费派生效应、消费挤出效应、财富差距效应等多个维度。就财富升值效应、消费派生效应来看，房价上涨是能促进消费的。

（1）财富升值效应

对多套房用户而言，房价上涨可直接转化为租金增长，亦可高位套现，能带来直接的收入增长，对消费有促进作用。但对大多数人而言，房价上涨的财富效应更多地是一种财富幻觉，即购房人的“身价”水涨船高，消费潜力被激活。

如凯斯、奎格利和席勒2001年的一项研究就显示，“我们确实发现了房地产市场财富的变化对消费有着重要的影响，有很强的证据支持这一点”。

1989-1990年间，日本房地产泡沫高涨期，东京房价大概为8万美元/平方米，日本房地产价值是美国房地产价值的5倍，是全球股市总市值的2倍。巨大的财富幻觉，让日本社会陷入消费热潮，据悉，当时全球市场中很多收藏品，都被日本人以天价买入，更夸张的例子是，一年期高尔夫会员价格竟然也高达30万美元。

不过，财富效应是双向的，一旦房价下跌、泡沫破灭，对消费的打击同样不可小觑。日本房价泡沫破灭后，至今未走出“失去的三十年”。所以，既便可以通过房价升值的财富效应促消费，也只能是温和的、渐进的，不可能作为主要驱动力。

（2）消费派生效应

一般来讲，购房会直接带动汽车、家电、家居、装修等派生消费需求。从数据上看，2003年以来，商品房销售面积、乘用车、建材家居销量的增速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点很好理解，不再赘述。

不过，无论是财富效应，还是消费派生效应，都存在争议。

以财富效应为例，虽然中国城镇家庭住房自有率高达96%，但通常只有多套房家庭才能更直观地受益于房价上涨，唯一住房家庭不可能卖房交易，房价上涨的感知效应有限。同时，55%的户籍人口在农村，其拥有的农村住房不能流转，房价增值对他们并不会产生财富效应。

再说消费派生效应，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装修、家具家电、购车等大额消费，对其他日常消费也会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其实，与房价上涨促消费相比，更多地人开始关注高房价对消费的挤出效应。

高房价的挤出效应

当房价收入比（一套住房平均价格与家庭年平均收入之比）较高时，人们为买房节衣缩食，就会产生明显的消费挤出效应。当前，国内50大中城市房价收入比约为12，不吃不喝12年可以买套房。其中，一线城市高达24，是二线城市的两倍。

盛松成等（2020）基于2005-2007年国内副省级以上城市及省会城市的数据，测算表明人均总消费与房价呈负相关关系，且在统计学上显著，总体看来，房价每上涨1倍，人均消费就显著下降4.65个百分点。高房价对于健康医疗、交通通信等可选消费的挤出效应尤其明显，房价上涨1倍，这两项会下降20个百分点左右。

王春梅（2015）基于1994—2012年的季度数据，发现一线城市房地产的财富效应显著为负，二线城市不显著，三线城市微弱为正。

显然，在一二线城市，首套房上车和二套房改善越来越难，房价上涨就成了隐形通胀，对消费是负作用。三线城市不同，外来流动人口占比较低，且房价整体合理，房价上涨能让居民感受到财富增值，对消费反倒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事实上，近年来大家在分析下沉市场的消费潜力时，就把低房价视作重要指标，房价低，才有积蓄，有钱有闲，自然会衍生出很多消费需求，尤其是各种生活服务类消费。

此外，当上车越来越难时，房价上涨还会拉大财富差距，由于高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更低，财富差距的扩大，对消费也是负作用。

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中国城镇住房空置分析》，2018年我国城镇新成交住房中，首套房占比仅为12.8%，较2008年下降57个百分点。有房群体正在成为购房的主体，持续享受房价上涨的红利，无房群体无力上车，二者的财富差距持续扩大。

所以，综合考虑财富效应、消费派生效应、挤出效应、财富差距效应之后，得出的结论是高房价会压制消费。

不过，高房价压制消费，并不能简单得出降房价促进消费的结论。房价影响面太广了，牵一发动全身，从促消费角度看，小幅降房价作用不明显，大幅降房价可能得不偿失。

疫情之后，无风险利率下行，作为对利率高度敏感的资产，房价面临较大的上涨压力，国内一些城市也出现了房价快速上涨的苗头，引来调控政策进一步升级。

当前，国内房地产调控以“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为基调，需求侧打击投资炒作，供给侧规范融资规模，对市场过热起到了快速降温作用。在低利率的环境下，控住房价慢涨即是胜利，期待房地产价格大幅下降来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是不现实的。

房价有泡沫吗？

与降房价促消费相比，更多人关心的可能是现在的房价有泡沫吗？

市场一般喜欢用房价收入比来判断房价的合理性。国际横向对比看，一般认为房价收入比超过5倍，就是严重不可负担的。据此推断，我国很多城市房价收入比超过10倍，显然是不合理的。

不过，不同国家经济增速不同，收入增速不同，房价收入比不能简单对比。就像在股市中，成长性高的股票总是对应更高的市盈率，中国一二线城市较高的房价收入比，与中国经济仍处于中高速增长阶段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较高的房价收入比，说明国内一线城市的房价对绝大多数人是不可负担的，但还难以得出价格存在泡沫的结论。只有当经济增速和收入增速趋势性大幅放缓后，房价收入比才可能回归至较低的水平。

以银行业为例，2012年之后，银行盈利增速告别了动辄30%的黄金时代，四大行的市盈率也出现趋势性拐点，再也没能回到前期的高点。

所以，着眼于市场规律，可负担性不代表合理性。房子背后，对应的不仅仅是钢铁水泥的材料成本，也不仅仅是住有所居的心理诉求，背后还承载着各种便利、资源和机会，所以才有那句至理名言，地段、地段、还是地段。

核心地段总是稀缺的，核心地段的房价就不可能让所有人都能负担；一线城市也是稀缺的，一线城市的房价总显得高不可攀。

即便如此，对房价增速进行调控也是必要的，对于投资品，人们买涨不买跌且越涨越买，快速上涨本身必然催生非理性繁荣，把速度降下来，才能把房子附带的投机属性降下来，从而更接近实现“房住不炒”的目标。

参考文献：

1、王春梅，《中国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区域差异分析》，统计与决策，2015.

2、盛松成,宋红卫,汪恒，《房地产与中国经济》，中信出版社，2020.

3、徐远，《城里的房子：读懂中国房产财富的逻辑》，中信出版社，2018.

4、彭文生，《渐行渐远的红利：寻找中国新平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内循环、促消费，商品怎么不大幅降价呢？

在前面一系列文章中，我们集中讨论了需求端促消费（详见《提高收入才能促消费，这笔钱该由谁出？》、《消费有多重要，牛市就有多必要》），但一个巴掌拍不响，促消费也要在供给侧发力。

比如在经典经济学派看来，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罗斯巴德甚至认为根本不存在消费低迷，企业只需要使他们的价格下跌到足够低，这样就可以卖出他们所有的产品了。

降价当然可以促消费，那企业为何不降价呢？

从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说起

在凯恩斯主义兴起之前，经典经济学派一直坚信“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也就是说在萨伊、李嘉图、马歇尔等经济学大师看来，供需是平衡的，需求不足是不存在的。

经济衰退时，大量的企业因为产品找不到销路而破产倒闭。面对铁一般的事实，这些大师何以还坚信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呢？难道他们只懂纸上谈兵？

凯恩斯正是从这个问题深入下去，写出了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我们而言，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需求不足。

供给为何会创造自己的需求，马歇尔做过清晰的解读，

“个人的全部收入，是用来购买劳动力与商品的。有些人常常会把他的收入用掉一部分，再存起来一部分；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大家都认为被存下来的一部分收入，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购买劳动力与商品，其实质与他用掉的一部分的效果是完全一样的。”

也就是说，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全部成本，其实都会转化为收入——工人的工资、政府的税收、产业链合作伙伴的营收等，这些收入，或早或迟，最终都会用来购买商品和服务，从这个意义上，生产过程既制造了商品，也创造了对商品的购买力。

在经典学派看来，虽然单个产品找不到销路的情况广泛存在，但就经济整体而言，供给与需求仍然是均衡的。

显然，问题出在时间错配和空间错配上。今年的产品生产创造的收入，如果都储蓄起来等到后年再消费，那么企业明年就会倒闭，工人失业，经济萧条。到了后年，储蓄者也不敢消费了，供给和需求在低水平上重新达到均衡。同样，若商品制造的原材料来自进口，创造的是国外居民收入，一旦商品出口受阻，也会导致需求不足。

凯恩斯的建议是，在收入被储蓄起来的空挡，由政府扩大开支填补缺口，确保企业正常运转，撑到储蓄重新变成消费的时候。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的精髓，依靠有形之手调节内需，熨平经济波动。

二战后，凯恩斯主义成为各国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在凯恩斯主义的护航下，各主要经济体相继迎来了经济增长的黄金期。

成本，居高不下

同一个问题，凯恩斯的诊断是内需不足，开出的药方是扩大内需；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穆雷·N·罗斯巴德不以为然，

“人们喜欢用‘生产过剩’来解释萧条，无论是否为人接受，这种解释都是彻头彻尾的胡说。企业只需要使他们的价格下跌到足够低，这样就可以卖出他们所有的产品了，所以，我们没有发现生产过剩，我们现在看到了产品的出售价格低于它们的生产成本。”

在奥地利学派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商品价格下降不到位，之所以如此，是受限于前期过高的经营成本。成本居高不下，产品降价不到位，过剩库存无法出清，压制企业投资意愿，经济就步入紧缩周期。

就我国情况看，一边是产能过剩，一边是经营成本攀升。从上市公司数据看，2010年以来，全部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营业总成本/营业总收入从93.1%提升至95.6%；而中小板、创业板企业更为明显，创业板上市公司成本比从82.1%升至97.3%，侵蚀盈利能力、压制投资意愿。

据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2016年的课题测算，2005年，中国工业总成本水平比美国高12.05%，2015年比美国高15.66%。整体上看，我国企业的用电成本、税费成本、融资成本、社保缴费、制度成本、物流成本等全面偏高。

比如社保成本，中国企业社保缴费占职工工资总额的40%左右，高于国际水平1倍以上；企业综合税费负担超过40%，超出OECD国家13-16个百分点左右；再比如物流成本，据测算，2014年，中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约为美国和日本的2倍、德国的1.9倍。

所以，并非企业不降价，而是经营成本高企，导致价格居高不下，再加上产品高度同质化，自然销量不佳。这个时候，消费者不买单，不能简单归因于需求不足。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才能更深层次地刺激需求。

2016年，国务院印发《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国发〔2016〕48号），分别从税费负担、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方面提出降本目标，力争“3年左右使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较为明显增强”。

多管齐下降成本

受各种客观因素制约，有些成本容易降、可以降，有些成本不升即算成功，还有些支出要加大投入。

从近几年结果看，融资成本降幅较为明显，制度性交易成本、税费负担、物流成本不断边际改善，人力成本、土地成本、能源成本逐步控制增幅，研发支出、折旧费用仍要持续提升。

（1）金融让利，降融资成本

在诸多成本中，降融资成本最容易，受影响的主要是利润丰厚的金融机构，波及面小，各方容易达成共识。

从A股上市公司数据看，2015年的融资成本负担最重，财务费用占到营业利润的34.5%，之后呈现下降趋势，最低降至2017年的20.3%，之后受经济增长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继续萎缩，财务费用占比开始回升，今年上半年为25.8%。

数据来源：wind，苏宁金融研究院

今年，随着金融让利1.5万亿的政策落地，预计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会有明显改善，在这种背景下，融资性金融机构盈利增速仍会趋于下滑。

（2）控住房价，控住租金

2008年以来，100大中城市平均工业用地价格持续高位运行。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平均工业地价约为美国的25倍，而且美国是永久性产权。对于很多小微企业、生活服务业来讲，租赁成本是重要的刚性支出。

2012-2018年，一线城市优质零售物业空置率整体下滑，租赁成本整体上升。2019年以来，大量企业退出，零售物业空置率快速提升，租赁成本才得到有效控制，但整体仍处于较高水平。中长期来看，只有坚持房住不炒，控住房价，才能控住租金。

（3）简政放权，降制度性成本

还有一些成本属于制度性成本，如地方保护主义、多头监管、标准混乱、垄断、不公平的市场准入、不成熟的信用环境等。这类成本，阻碍了资源自由流动，降低了市场经济效率，主要通过“放管服”（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进行消除，核心要义是促进市场竞争、推动资源自由流动。

（4）其他成本，缓缓图之

其他如税费负担、物流成本、能源成本、人力成本等，涉及到收入分配、效率提升、能源与环境约束等问题，只能缓缓图之。

诸如研发支出、资本折旧等，从转型升级的角度看，不仅不能降低，还需要持续加大投入。

转型增效，释放科技潜力

降成本的本质是一种利益再分配，这就决定了降成本的空间是有限的。既然空间有限，降成本就不可能成为落后企业、落后产能的保护伞。

宏观层面降成本只是一个缓冲垫，企业发展，只能寄希望于转型升级，要向管理要效益、向科技要效益。当前，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趋于成熟，已经让市场看到了科技赋能产业的巨大潜力。

从促消费、内循环的视角看，技术升级的目的，既要着力于补足“卡脖子”技术短板，就特定技术实现进口替代，又要持续降本增效，为降价留足空间。很多人不喜欢这种“内卷化”的技术升级，但内卷的目的是外卷，中国的产能是为世界准备的，通过技术升级持续降本增效，是中国制造保持全球竞争力的立足根本。

此外，我们时刻要牢记，消费品的价值构成，除了成本，还有品牌。促消费，除了降成本，还要提升品牌价值。就中国制造企业而言，品牌升级的重要性不亚于技术升级。

参考资料：

1、吴晓华等，《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2、[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提高收入才能促消费，这笔钱该由谁出？

促消费，成为解决当前经济一系列问题的逻辑起点。短期来看，消费受心理因素影响，但把时间拉长，消费最终取决于收入，在宏观层面看，提高居民部门收入占比，是构建双循环、拉大内需的必经之路。

经济问题环环相扣，提高收入虽能立竿见影促消费，但提高收入又面临重重制约，最核心的问题就是钱从哪里出？

消费驱动经济，谁来驱动消费？

自2001年以来，我国出口增速经历了两个阶段：2001-2011为高速阶段，年均增速21.7%；2012-2019为低速阶段，年均增速仅为2.9%。

出口降速，叠加4万亿刺激政策退出，2012年GDP骤降至7.9%，同比少增1.7个百分点，2000年以来首次破8。自此以后，GDP增速持续下滑，民间投资意愿下降，消费开始挑大梁，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消费以收入为弹药，支出端消费的崛起，必然要求收入分配时住户部门蛋糕份额的提升。

2011年之前，住户部门在GDP初次分配中占比一直高于消费对GDP的贡献。可以粗略地理解为，住户部门从GDP增长中分到的蛋糕，大于其消费贡献，其中一部分转化为消费，还有一部分转化为储蓄。

2011年之后，住户部门从GDP增长中分到的蛋糕开始低于消费对GDP的贡献，支出大于收入，过往的高储蓄能支撑一段时日，但消费高增长必然难以持续。

2015年之后，居民部门开始快速加杠杆，消费贷款为消费高增长提供了新弹药，但负债驱动消费不具有可持续性。进入2019年，居民杠杆率快速提升的各种弊端就开始显现了。

在这种情况下，要继续提升消费，必须回归原点，提升收入分配中住户部门的蛋糕份额。

2008年以来，居民收入比重因何提升？

从住户部门收入占比趋势看，1996年处于高点69%，2008年处于低点57.2%，之后，住户部门收入占比持续提升，2017年升至60.35%。

国民总收入=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其中劳动者报酬归住户部门，生产税净额为政府部门收入，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主要归入企业部门。

就住户部门的收入构成来看，可进一步细分为工资收入（包括工资、五险一金及各种现金非现金补贴）、财产性收入、营业盈余（农户及个体工商户）、转移支付类收入等。其中，工资收入占比约在80%以上，营业盈余占比约为15%，财产收入和转移支付类收入占比较低。

2008年金融危机后，劳动者报酬占比反而开始上升，某种程度上源于工资刚性，即经济陷入衰退时，企业盈利能力下降，但轻易不会削减工资，只要就业率保持在较高水平，经济衰退期的劳动者报酬收入占比反而提升。此外，我国2004年开始实行的最低工资制度，并持续多年调升，也驱动了住户部门收入占比的提升。

不过，这种源于工资刚性的被动提升，挤压的是企业的蛋糕，2008-2017年，企业部门收入占比从24.5%降至20.6%。在经济下行、实体经济经营困难的背景下，这种趋势难以持续，劳动报酬占比继续提升面临较大的压力。

此外，农村地区新农合的落地、城市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提升、精准扶贫等政府转移支付力度的加大，也是居民部门蛋糕提升的重要原因。如2019年我国参加全国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达到13.54亿，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

不过，整体上看，我国社会保障水平覆盖面已经较高，但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仍低于发达国家15 -20个百分点左右，社会保障程度仍然不高。未来，需继续在医疗、养老、教育等方面补足短板，既有助于继续提升住户部门的蛋糕份额，也免去了居民后顾之忧，从根本上激活消费潜力。

还有什么潜力？

尽管2008年以来居民收入占比有所提升，但与消费对经济的增长贡献仍不匹配，继续提升居民收入占比，还有没有其他潜力可挖呢？

（1）缩小城乡差距，让6亿农村人口享受经济发展的红利

都说消费的潜力来自下沉市场，其实，提高居民收入占比的潜力也在下沉市场，在农村和县域。

收入主要依靠第一产业的农民未能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的红利，1991年以来，第一产业增速就持续低于GDP增速，平均每年低4.3个百分点左右。2019年末，农村常住人口5.5亿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既能提高他们的收入，也能从根本上激活下沉市场消费潜力。

根据统计局2012年的测算，当年全国城乡差距为3.1:1，如果不存在城乡收入差距，基尼系数（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在0.4-0.5之间为收入差距较大）会从0.474降至0.32左右。

缩小城乡差距，一种思路是增加农民收入，如在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不变的前提下推动承包经营权转让，让农民获得稳定的财产性收入，以及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补足农村医疗养老保障的短板等；另一种思路则是加速城镇化进程，让农民变市民，分享城镇二三产业高增长的红利，享受更高的生活福利待遇。

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为60.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4.38%，其中，约四成城镇化人口分布在乡镇一级，城市化进程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2）拓宽理财投资渠道，提高财产性收入

从逻辑上讲，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存量财富不断积聚，居民财产收入占比应持续提高，但事实上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一直在3%以下（最新数据截止到2013年）。作为对比，美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稳定在16%左右。

统计局曾对2007—2012年居民收入增长来源做过分析，结果显示劳动报酬（含工资收入、农户及个体工商户经营收入）贡献了80%，政府转移型收入贡献15%左右，财产性收入贡献仅为3.7%。

究其原因，我国居民投资渠道狭窄，七成家庭财富集中在房产（房产增值属于纸上财富，不算财产收入，租金收入有限），金融资产中，银行储蓄占大头，股市和债券投资比例过低。

所以，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持续吸引居民储蓄转移，对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亦可借鉴美国401k退休计划，在基础社保之外另设养老账户，通过税费优惠鼓励民众参与，将资金交由专业机构统一管理，充分分享经济发展和股市增长的红利。

关键问题，钱从哪里出？

提高居民收入比重，所有的措施都要花钱，但钱从哪里出呢？

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居民部门，三方分蛋糕，要提高居民部门比重，该降低哪个部门的比重呢？

先说企业，无论是居民部门的劳动者报酬，还是政府部门的税费收入，根本上都来源于企业。就目前情况看，在经济下行、产业升级的关口，核心问题和导向恰恰是要为企业降成本、减税费。

一方面，我国企业的税负较重，从税收的角度看，由于我国间接税占主导地位，有学者测算，约90%的税收来自企业（当然最终还是通过价格的形式由消费者买单，但此时已不涉及收入初次分配的问题）。

另一方面，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也重，以养老金为例，企业交工资基数的20%（不同地区有差异），个人承担8%，加起来28%，而国际通行标准一般是10-12%。社保负担之所以重，因为当前领退休金的这代人，他们年轻的时候不缴社保，这个历史欠账总要补上。

较高的税费负担叠加经济下行的环境，企业成本不仅不能增，还要降，所以我们看到供给侧改革中的“三去一降一补”，“一降”就是“降成本”。

不从企业身上切，只能从政府部门切，但政府并不能直接产生收入，要从政府部门切蛋糕，终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要么发债，像日本和美国那样，把问题留给下一代、下下一代，要么增税，由这一代人来承担。

所以，钱从哪里来？并没有容易的途径。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继续做大蛋糕，保持经济高增长，这个一直在努力做，但很难短期见效。另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依靠税收调节，在居民部门内部二次分蛋糕。

目前，居民部门主要缴纳收入税（工薪所得、劳务所得、稿酬所得、财产租赁所得等），财产税基本为零。但在经济高速增长四十年以后，社会积累了大量的存量财富，仅靠工资征税来调节收入差距已经力有不逮，开征财产税（主要是房产税和遗产赠与税）势在必行。

正如很多人观察到的，疫情之后，大众消费低迷，但豪车脱销、豪宅涨价、奢侈品消费排起长队。对少数群体征收财产税，以补贴中低收入群体，激活他们的消费潜力，内循环才能再上一个台阶。

参考资料：

1、吴敬琏等，《中国经济新方位：如何走出增长困境》，中信出版社，2017.

2、许宪春，《经济分析与统计解读(2012-2013)》，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银联推出数字银行卡，一个新时代的起点

8月31日，中国银联联合商业银行、主流手机厂商、重点合作商户及支付机构，发布首款数字银行卡“银联无界卡”，主打全流程数字化申卡，匹配了丰富的用户权益。

此前，银联就曾联合20余家商业银行发布“云闪付”，其他如“62节”、“小微企业卡”、“跨境返现卡”、“助商惠民计划”等活动，也都有商业银行的广泛参与。

回顾去看，银联与银行的每次联合，都有特定的行业意义；那此次数字银行卡的背后，又释放了哪些信号呢？

银行卡为何要联合发？

从小微企业卡、跨境返现卡，到这次的数字银行卡，以特定主题为名联合多家银行集中发卡，已经成为银联卡发行的重要模式。

联合发卡，在多方助力下，能产生1+1>2的效果。

对银联而言，发卡本就是需要持续推动的核心业务；在新卡发行这个场景上，云闪付无异具有绝对的竞争力，特定主题的发卡活动之于云闪付，是一个高粘性的场景。

对银行而言，联合发卡的背后，有助于降低单个银行的获客成本。和一年多次的电商大促相似，电商搭台、商家唱戏，各方投入一些资源，积聚起来就催生了一场消费狂欢，能实现单个机构促销所达不到的效果。此外，对参与其中的地方性银行而言，还算得上一次不错的品宣机会。

用户自然是受益者，因为活动本来就是针对用户的。就此次无界卡来说，除匹配互联网平台会员权益、商超数字礼券、充值还款立减优惠以及盗刷损失保障等基础权益外，参与银行还普遍推出了个性化权益包。

双十一购物节自2009年首次面世以来，电商大促便一年胜于一年；同样，基于特定主题联合发卡，能够实现多方共赢，未来也会越来越多。

银行卡数字化

截止2020年6月末，我国银行卡发卡量达到86.58亿张，人均持卡6.18张。但随着移动支付的快速普及，实体卡的使用频率在下降，数字银行卡应运而生。

其实，数字银行卡背后的理念早已有之。2015年前后，就有多家银行推出“虚拟银行卡”业务，基于一张实体卡，用户可自主开通多张虚拟银行卡。与实体卡相比，虚拟卡开通便捷，用户可自主调控额度、支持自主注销，既允许用户线上支付，又满足了部分用户对安全支付的心理诉求。

2016年12月1日，银行卡三类账户制度正式落地实施，除Ⅰ类户仍保留实体卡外，Ⅱ类户和Ⅲ类户本质上都是虚拟账户（用户也可去网点为Ⅱ类户申请实体卡，但不具有普遍性）。从账户功能来看，除现金类业务和支付转账限额外，以虚拟卡形式存在的Ⅱ类户可满足用户绝大多数需求，尤其是线上支付交易和理财投资需求。

三类账户的落地，加速推动银行卡结算步入数字化时代，实体银行卡慢慢走进“保险箱”。2017年，银联数据曾举办数字信用卡专题研讨会，探讨在“卡基支付”向“账基支付”演进的大趋势下数字信用卡业务的发展前景。

而此次银联推出无界卡，更是为银行卡的数字化踩了一脚油门。

这边数字银行卡如火如荼，那边央行数字货币也日趋完善。全新的数字金融时代，正愈行愈近。

数字金融新时代

作为一种支付工具创新，数字银行卡本质上是对数字金融新时代的回应和应对。

2013年至2019年，我国电子支付金额从1075万亿元增至2607万亿元，增长1.43倍；笔数从257.8亿笔增至2234亿笔，增长7.67倍。交易笔数的增速远高于交易金额，正是电子支付快速向小额支付场景渗透的表现。

当前，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生活场景侧的支付已经基本做到“手机在手、说走就走”。金融服务场景，场景决定金融，生活场景侧的数字化，反过来也在推动金融侧的数字化转型速度。

疫情发生后，无接触金融如火如荼。此次银联无界卡，主打全流程数字化申卡、快速领卡，某种意义上便是无接触金融的延伸与深化。

在金融业主动探索的同时，新基建的推进也在为金融数字化转型提供坚实基础。举例来说，随着5G时代的到来，5G高速传输、低延迟性等特征，结合VA/AR的普及，有望真正消弭远程与近程的边界，让金融业务摆脱时间和空间限制。

未来，金融必然会像水一般无处不在，而数字银行卡，便是这个新时代的起点。

炒股十年，为何归来仍是菜鸟？

股市中有很多投资理论，每个理论都会贡献几个炒股规则在股民中口口相传。比如止损、止盈；支撑点、破位点；头肩顶、头肩底；放量大跌、缩量上涨；以及长期持有、安全边际等等。

很多时候，了解这些名词是投资者脱离小白阶段的必经之路；但更多时候，了解地越多，愈发无所适从。林林总总的规则里，有太多方向相反的忠告，而真正决定投资者是否成熟的，恰恰是面对这些方向相反的忠告，知道什么时候该听谁的。

投资者进阶三阶段：从小白到老鸟

著名投机家杰西·利弗莫尔把投资者分为新手、准菜鸟、老鸟三个阶段：

新手知道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知道自己是菜鸟。

在股市磨练一段时间后，小白会进入准菜鸟阶段。准菜鸟对股市做过一番研究，知道止损、止盈等基本技巧，牢记各种规则，喜欢对市场发表意见，习惯把大师的忠告挂在嘴边。

只有极少数准菜鸟能在市场磨练中步入老鸟阶段，建立属于自己的投资逻辑，知道取舍，不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

在利弗莫尔眼中，绝大多数活跃的投资者都处于准菜鸟阶段，大师们的忠告张口就来，实际操作一塌糊涂。相比小白，准菜鸟因为一知半解又自以为高明，常常把自己赔个精光。

究其原因，准菜鸟做不到融会贯通，不懂得因时而变、因势而变，始终不能脱离纸上谈兵的阶段。

苏格拉底说，“未经思索的人生不值得一过”。同样，若一味对各种各样的投资建议囫囵吞枣，那么既便炒股十年，归来还是那个被割韭菜的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

典型如“止损”策略。止损可谓股市投资中的金科玉律，可很多投资者，恰恰深受止损折磨，账户不断累积小亏损不说，还常常因止损过早下车，错失了真正的大机遇。

止损错了吗？

要不要止损

止损的价值在于及时向市场先生认输，避免错上加错，以保护本金安全，控制亏损幅度。及时认输是市场投资的第一课，有太多投资者非但不止损，反而越亏越买、摊低成本，在利弗莫尔看来，这是一个投机者所能犯的最严重的错误，

“如果第一笔交易已经亏损，就不要继续跟进，绝对不要想着摊低亏损的头寸，这一点要时刻牢记。”

股民心理往往是这样的。100元买入的股票，涨到120元就太贵了，要赶快卖出落袋为安；降到80元时，又恨不得全仓抄底；但对于另外一位几年前50元买入的投资者，80元依然太贵了，而那个120元买入的人，只要低于120元，就会勇敢抄底。

止损之难，难在让投资者在他认为“便宜”的价位上卖出。而事实上，他眼里的便宜，其他人可能觉得太贵了，以至于小跌之后还有大跌，一路从胸口价跌到膝盖价。

股民如果养成了止损的习惯，往往能规避一些真正的大陷阱，避免被腰斩、套牢。但问题的另一面在于，也有很多时候止损之后，股票反而再创新高，甚至一骑绝尘，投资者因止损错失了大行情。

所以，在价值投资者格雷厄姆看来，止损策略并不可取，

“扩利止损一般能够避免突发的较大的损失，有时候还能获得较大的利润。但是，这个结论中潜伏着一个双重谬论，即多次零星损失的集合可能超过了少数几次的大额收益之和，他们会发现交易费用对他们极为不利。……止损指令曾经是交易者的很有用的技术手段，正是由于使用越来越频繁，其保障效果已大大减弱了。”

在价值投资者看来，止损策略违背了长期投资的基本原则。格雷厄姆认为，在股票投资中，时间因素是次要的，正确的投资时机可以有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回旋余地。这也意味着，这段时期内股票的涨跌盈亏都是正常的，投资者不必紧张。

著名投机家安德烈•科斯托拉尼也站在格雷厄姆一边，他认为，靠投机赚的钱其实就是抚慰金，首先人们要经历痛苦（亏损），然后才能赚到这笔钱。

这三位都是大师级人物，该听谁的呢？

自洽的投资体系

如果是进行短期投机性操作，抓的是为期一两周的小行情，要听利弗莫尔的，及时止损；如果进行中长期价值投资，看的是为期三五年的大趋势，那要听格雷厄姆的，只要看准，就不惧回撤，坚定持有，甚至可以做利弗莫尔严令禁止的操作，即越亏越买，摊低成本。

所以，问题的关键是你没有建立一套逻辑自洽的投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去甄别不同的投资观点。截然相反的观点，没有对错，只有是否适合你，要因时因地而异。

利弗莫尔口中的准菜鸟，问题就出在这里，没有自己的投资逻辑，只是碎片化地记住了一些规则，常常用价值投资的理念买入，再用短期投机的理念卖出，深陷矛盾之中还不自知。

事实上，价值投资与短期投机相差甚远，很多基本原则都是反着来的。如关于股票买入时机，利弗莫尔强调要在上涨时买进，创新高是最佳买入点，

“我绝不会按照一路下跌的方式买进做多，而是按照一路上涨的方式买进做多。……当我在行情记录中看到某只股票正处于上升态势时，我会先耐心等待股价出现正常的向下回撤，一旦股价创立新高就马上买进。”

而格雷厄姆则表示明确反对，

“被普遍接受的买卖时机选择原则——在股价回升已经确定无疑并显露出来以后进行购买，这从本质上与投资的基本要义是相悖的。如果投资者现在变得踌躇不定，直到市场鼓励他买入才开始行动，那他与投机者还有何区别？又如何比一般的投机者赚取更多利润呢？”

格雷厄姆明确地承认，投机也是可以赚到钱的，只是在他看来，投机是难以复制的艺术，对天赋要求高，而价值投资才是可以学习、复制的。

就绝大多数股民来说，建议踏踏实实走价值投资的路子。如果非要进行短期投机，务必要确保买入卖出之间的逻辑自洽。

大趋势里才有大机遇

有没有通用的投资逻辑呢？有的，那就是把握大趋势。

无论信奉哪种理论的大师，都坚信大波动中才有大利润，投资的第一要义是要把握基本趋势。道氏理论把市场趋势分为基本趋势、次级趋势和小型趋势三类。

大致来讲，基本趋势指运行时间1年及以上的大行情，对应20%以上的涨跌幅；基本趋势会间断地被方向相反的次级趋势打断，表现为牛市里的回调或熊市中的反弹，一个次级趋势可能会折回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的收益；次级趋势由小型趋势或每日波动构成，每日波动造成的小型趋势是无足轻重的。

安德烈•科斯托拉尼曾用开车的例子劝投资者把握大趋势，

“我年轻时曾经学过开车，驾驶教练告诉我：‘你是学不会开车的！’‘为什么？’我吃惊地问。‘因为你老是看着发动机护罩。抬起头来，看着前面300米远的地方。’从那之后，我在驾驶方面变成了另一个人。在交易所，人们也必须这样。”

在牛市行情中，最佳策略永远是拿住你的头寸，回撤是买入时机；在熊市里，空仓才是最佳策略，每次反弹都是出逃时机。大趋势不同，操作方向也不同。以A股为例，2000年以来，市场起起伏伏，只有随大趋势而动，才有可能成为赢家。

真正困难的恰恰在于判断大趋势。

长期低迷的市场中，指数上涨10个点，究竟是熊市里的反弹还是牛市的早期阶段？指数一路涨到了5000点，究竟是步入牛市的尾声，还是中场休息、蓄势再涨呢？

判断底部和顶部，是最困难的，老鸟也会频频失手。对一般投资者来说，更多地是要把握中段趋势：当市场已经确立牛市时，买入并持有，不为中间大大小小的回撤而动，然后见好就收；当市场已经确立熊市时，保持空仓，等待牛市信号。

比这更简单的则是进行基金定投，指数处于低位时坚持定投，在高位时停止操作，并择机卖出。

最难还是人性

在《证券投机的艺术》（写于1999年）一书中，科斯托拉尼坦承他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给投资者灌输这个投资策略，

“去药店买一些安眠药，吃下它，然后买下一篮子的国际蓝筹股，再睡上几年。”

结合1980年以来标普500指数走势看，科斯托拉尼的建议无比正确。整整40年，无论是本世纪初的互联网泡沫破灭、2008年金融危机，还是今年的新冠疫情，似乎都没能阻止标普500指数的一路上涨。

40年的整体上涨，也让美国股市孵化出很多价值投资大师，大潮未褪，以至真假难辨。当然，树不能涨到天上去，涨得越凶，萧条之后越难治。但对很多投资者来说已经够了，人生才有几个40年。

对美股的这种后见之明，也再次表明，如果知道大趋势，投资将变得多么简单。

就当前A股市场来看，无论是长期的经济复苏与转型，中期的利率下行与资金宽松，还是短期内日趋乐观的市场情绪，都昭示着A股处于并将持续处于牛市行情中。对投资者来说，买入并持有仍是最优策略。

当然，如果我们等来的不是长牛慢牛，适时退出就变得至关重要，切忌在牛市中停留太长时间。

何时退出又是个大问题，基本原则是不能过度贪婪。但告诫投资者不贪婪也是一句空话，贪婪是人性使然，没有贪婪，连股票市场都不会存在。

所以，到头来，投资者最大的敌人，是他自己。

参考资料：

1、[美]杰西·利弗莫尔，《股票作手回忆录》，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

2、[美]本杰明·格雷厄姆，戴维·多德，《证券分析：原书第6版（经典畅销版）》，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

3、[美]罗伯特D`爱德华兹、约翰·迈吉，《股票趋势技术分析》，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4、[德]安德烈·科斯托拉尼，《证券投机的艺术》，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本文由“薛洪言微语”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薛洪言

蚂蚁集团要上市了，这里有一份金融科技股投资指南

近日，蚂蚁集团提交了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上市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在科技股复苏、蚂蚁集团上市的双重刺激下，投资者对金融科技类股票的兴趣再次点燃。未来一两年内，金融科技公司有望启动一波上市潮，给投资者端上一盘大餐。

这盘大餐，怎么吃才安全呢？2017-2018年间，国内金融科技行业也迎来一波赴美IPO热潮，但多数股票上市即巅峰，超过半数市值缩水9成以上。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金融科技股，有哪些陷阱？该如何放心地买入并持有呢？

投资还是投机？

有些投资是投资，有些投资只能叫投机。事实上，在价值投资者眼里，绝大多数股票投资都是投机，如格雷厄姆所说，

“不论证券的条件如何，都不要把钱投资于不良的企业……依我们之所见，绝大部分实力雄厚的公司的普通股，在大多数时间里都必须被看作投机买卖，因为它们的价格太高。”

该如何区分投资与投机呢？格雷厄姆认为，投资的实质是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确保安全边际令人满意，除此之外，都可称之为投机。

投资的核心要点是安全边际，即要留足安全垫。很多时候，投资者都自认为操作是安全甚至是万无一失的，如2015年牛市中5000点加仓和加杠杆的投资者，绝不会认为自己在冒险。为了避免“自以为安全”的心理干扰，格雷厄姆又重点强调了“深入分析”，以确保“安全边际”存在客观真实的基础。

以是否存在“客观真实的安全边际”来区分，2018年前后购买上市互金平台的股票，基本都在是投机。

2017年末，现金贷新规出台，行业迎来巨大利空；2018年4月，互联网资管新规掐灭了互联网平台固收理财产品的市场空间；6月，P2P爆雷潮开启，备案前景扑朔迷离；同期，主流金融体系风险不断暴露，债券爆雷不断，信托违约不断，上证指数全年下跌24.59%，很多上市公司面临股票质押平仓危机，金融防风险成为当年重中之重。

在这样的宏观和行业环境下买入互金平台股票，投资者靠的是想象力，期待“否极泰来”式的绝地反击——差到极点自会好转。

在格雷厄姆看来，基于假设的投资不如基于事实的投资更稳健，凡是寄希望于某种前景而非现实基础的，都是投机行为。

行业基本面：当前处于什么阶段？

2018年前后，购买金融科技类股票的时机就不对，那现在怎么样呢？

（1）监管政策层面。政策层面已临近转折点，监管仍在收紧，但继续收紧的空间有限。P2P理财、高利贷一直是互金整治的重点，目前P2P整顿已经进入收尾阶段，随着下调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靴子落地，高利贷整治在政策层面也基本是利空出尽，等待市场消化。

（2）市场竞争层面。市场分化会进一步凸显龙头企业的竞争力。就行业内部看，强监管极大地抬升了市场门槛，加速了机构分化与整合。中小机构陆续退出，巨头和龙头负责收拾残局、重整河山。

同时，随着金融科技巨头将经营重心转向科技输出与流量运营，与主流金融机构淡化竞争、突出合作，得以慢慢摆脱金融风险的估值掣肘，享受平台型企业的高估值特征。

（3）业务增长层面。消费贷款业务进入盘整期，基金投顾、保险、B端科技赋能等业务接棒成为新的增长点。

利率上限的大幅下调，让消费贷款成为最大的风险点，规模缩水和不良攀升会持续打压金融科技类公司的业绩表现；消费贷款业务形成的缺口，将由基金投顾、保险、B端科技赋能等业务弥补，预计至少仍需要一年时间完成动力转换。

结合以上三点来看，未来半年到一年时间里，行业将处于前期政策消化期，波动性会比较大；但从2021年下半年起，利空影响出尽，金融科技类企业将迎来投资的黄金窗口。那个时候，国内也会迎来金融科技类企业上市高峰期。

慎选投资标的

前几年，在风险资本的加持下，创业圈出现了一种不好的现象，即所谓的to VC创业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企业管理层追求用高增长换取高估值，在多轮融资后谋求快速上市套现。

这种增长模式以“估值”为唯一的指挥棒，战略视野狭窄，经营决策短视，普遍靠营销费用驱动增长，虽然用户数、规模等数据靓丽，但质量很差，缺乏护城河，发展后劲薄弱，很容易在上市后的一到两年里原形毕露，展现出“垃圾股”本色。

to VC模式是创业圈里的顽疾，互金创业平台自然也不能免俗。从两年前赴美上市潮中的互金平台中，我们能找到这种案例；在A股市场未来的金融科技上市潮中，我们也不能杜绝这类代表。

投资者一旦选择持有这类公司股票，短期投机还有活路，长期持有必定会遭受重大损失。那应该怎么规避风险呢？

要注意区分企业的两个市场。企业存在两个市场，商品服务市场和资本市场，前者着眼于产品和服务，后者着眼于估值和市值。

一些企业，着眼于商品服务市场，踏踏实实搞经营，市值增长水到渠成；但也有一些企业，着眼于资本市场，擅长概念包装，追求无盈利增长，短期内能得到估值泡沫，落败于商品服务市场，高估值终究一场空。

还有一些企业，则会同时着眼两个市场，两手都抓、两手都硬，业务基础扎实，又能把握风口趋势，在商品服务市场赚取利润的同时，也能在资本市场获得高估值。

就大多数普通投资者而言，并不具备辨别一家行业中等公司竞争力的能力。要想搭上金融科技上市潮这班列车，只能选择真正的龙头型公司，在合理的价格买入并持有。怎么确保价格合理呢？唯一能做的就是耐心和等待，如巴菲特所说，

“如果优秀的公司遇到暂时性的、但最终可以解决的大麻烦，就预示着绝佳的投资机会的出现。”

回归价值投资

在资本市场中，“金融”和“科技”两个词都镶着金边，金融科技类企业很容易获得高估值，也就容易陷入高估值的“陷阱”，变成to VC的企业，下盘空虚、花拳绣腿。

在行业分化的大背景下，深陷to VC模式的金融科技类企业注定昙花一现，容易在注册制的背景下沦为仙股（股价低于1元涨不起来的垃圾股）。投资者要想从金融科技大潮中分杯羹，切记回归价值投资理念。

价值投资强调两大原则：有前景的公司+合适的价格。股票投资之难，很大程度上在于这两者的不匹配：

挑选知名度高的行业龙头很容易，但会面临价格过高的风险；挑选价格处于低位的标的，又会面临被“垃圾股”套牢的风险。

所以，不得不再次强调，为了吃到金融科技股票的投资红利，普通投资者所能凭借的，唯有耐心+等待，在低价时买入优质龙头股。

下调民间借贷利率，持牌机构能否独善其身？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提出以一年期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20日发布）的4倍为标准，确定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

靴子落地，市场非但没有松了口气，反而陷入更大的不确定性之中。下调民间借贷利率上限，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具体影响几何，却只能等现实来揭晓。相比后续影响的复杂性，本文只能就一些相对明显的问题尝试做一点解读。

持牌机构不能独善其身

最高法虽然在限定民间借贷利率，但持牌金融机构不可能独善其身。

在新闻发布会中，最高法已经明确下调民间借贷利率是基于“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激活市场主体活力”的大局和逻辑，这个大局和逻辑同样适用于持牌金融机构，甚至说持牌机构更应该去主动服务这个大局。

以2020年7月一年期LPR的4倍15.4%为限，调整后的民间借贷利率已经明显低于不少持牌机构的利率定价水平，不难预计，民间借贷利率下调之后，持牌金融机构利率也会面临很大的下调压力。

比如信用卡的分期利率，现行日息万分之五（年化18%）的定价上限肯定要下调。不说别的，仅就3亿持卡人投诉银行高利贷的担忧，就足以让银行主动下调利率，规避潜在风险。

信用卡分期利率是很多消费金融公司、小贷公司以及互联网贷款产品的定价基准，信用卡分期利率下调，也会带动整个持牌放贷机构体系的定价下行。

一旦利率定价大幅下调，会对“高进高出”的商业模式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那些不能迅速压降综合成本的贷款机构会被快速淘汰出局。在实践中，降成本非常困难，短期内只能通过挤压利润的方式来确保定价合规。所以，未来一到两年内，持牌放贷机构的盈利水平会出现趋势性的显著下降。

放贷机构盈利水平下行，又会通过产业链挤压上游供应商利润，倒逼贷款导流平台、金融科技服务商下调收费标准，继而引发导流平台、金融科技服务商的优胜劣汰。

一只蝴蝶扇一扇翅膀，就能在大西洋引发台风。未来一两年内，我们有望看到下调民间借贷利率上限产生的蝴蝶效应。

普惠金融的倒退？

从业者喜欢用“高风险高定价”为高利率辩护，要普及高风险借款人，就必须允许高定价，否则商业模式不可持续。限制高定价，必然会限制贷款的普及范围。

实践中，根本不存在又普又惠的金融模式。放松利率管制，是牺牲“惠”实现“普”；下调定价上限，则是牺牲“普”寻求“惠”。从这个意义上，下调贷款利率上限，并非普惠金融的倒退，只不过是“普”与“惠”的天平发生偏移，从一端移动到另一端。

天平的偏移，必然会对金融体系产生冲击和洗牌效应，但决定天平转移的驱动力量从来都是实体经济。当限制利率定价利好实体经济时，就会限制利率定价，至于金融机构的利益受损，只要不引发系统性风险，也只会被视作变革的必要成本。

毕竟，金融从属于实体经济，金融体系让利实体经济，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下调民间借贷利率，一定能换取实体经济更大的利益吗？这个账没人算得清，只能说，相比前几年，下调利率更能利好实体经济的概率在变大。

先说小微企业融资。随着普惠型小微贷款成为银行业的硬指标，大量低息资金涌入小微贷款市场，也激活了非银放贷机构发力小微金融的积极性。可以说，小微金融市场的资金供应是相对充足的，融资难的问题已明显缓解。

此外，考虑到目前的经济形势，小微企业经营困难，盈利能力持续下行，定价利率高于16%的贷款，对小微企业而言算不上支持，更像是饮鸩止渴，与扶持小微企业健康发展的本意背道而驰，不要也罢。

从数据中看，2020年1季度，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在营收中占比仅为10%左右，根本无力负担16%以上的贷款。

再说个人贷款。下调利率上限，肯定会把一大批借款人踢出借贷市场。但只要你把限制理解为一种保护，也就说得通了。

消费固然重要，高息贷款驱动的消费并不值得提倡。尤其随着居民杠杆率的提高，限制中低收入群体的负债行为，已经被视作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确保金融体系健康发展的一部分。

谁是受益者？

任何一项政策，都有相对受益的一方。

就这项政策而言，中低风险借款人群体是最大的受益者，借款成本显著下降，借款体验也会有显著提升。就金融机构而言，以15.4%为基准，包括银行在内的所有放贷机构都会受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同，也会产生相对受益方。

如果把这项政策对放贷机构的影响比作小行星撞地球，所有能活下来的物种都可视作受益者。

银行仍是毫无疑问的受益者，用“人择原理”的理念说，如果这项政策影响到银行的生存，这项政策就不可能出台。虽然银行也有高息贷款业务（信用卡分期、助贷与联合贷款），但低息贷款仍是主流。限制高息贷款后，银行业的营收、业务规模会受一定影响，但不会伤及根基。

消费金融机构，也算受益者，毕竟有消费金融牌照加持，最坏的结果就是控制权转让，不存在倒闭退出的问题。不过，银行系消费金融公司可能会受到明显影响。

多数消费金融公司的大股东是银行，而银行之所以成立消费金融公司，一个目的是跨区域经营，另一个则是差异化经营，覆盖中高风险的借款人。如果定价限定在15.4%以内，银行会倾向于自己搞定借款人，给旗下消费金融公司导流的必要性就不在了。

小贷公司会迎来大洗牌。小贷公司的牌照含金量不高，遇到冲击缺乏牌照加持，全靠自身抵抗力，必然有大量小贷公司要退出市场。

此外，从产业链分工的视角看，资金主要集中在银行，流量主要集中在互联网平台，理论上讲，除非背靠流量平台，大量的小贷公司在产业链中并没有差异化优势，退出市场也是迟早的事。

以4倍为上限合理吗？

就这项政策而言，有很多人质疑“以4倍为上限”的合理性。为何是一年期LPR的4倍呢，5倍不行吗？

此次以4倍为上限，是援引1991 年最高法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的相关要求，而1991年提出的“4倍利率上限”，基本是个拍脑袋的决策。

那为何还要援引一个拍脑袋的惯例呢？因为利率上限界定了高利贷的边界，而对高利贷的限制更多地是个社会伦理问题。社会伦理，基于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初始设定不重要，遵循初始设定才重要。

从历史上看，人们会出于不同的理由来限制高利贷，有的基于宗教教义，有的基于哲学理念，有的则基于社会分配的主流思想。一如凯恩斯所说，

“利息率不会自我调整到最好的水平来符合社会的好处或优势，而是会经常上升到较高的位置，所以明智的政府都会通过法令、习惯、甚至道德的制裁来对此进行约束控制。反对高利贷的规定是我们所知道的有记载的最古老的经济实践。”

亚里士多德也曾明确提出“最可憎恨的一种，而且是最有理由被憎恨的，就是高利贷”的理念。某种意义上，对高利贷的限制，是社会大众追求公平与平等的一种具象化表现。

这几年，高利贷、暴力催收之所以引发社会舆论广泛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事件引发了人们内心深处的伦理正义，即高利贷是不正当的。

经济是社会的子集，经济世界中的自由竞争观念是不能对抗社会层面对公平与平等的要求的。所以不论从业者怎么从经济效率、普惠金融的角度辩解，都于事无补。

最现实的做法，就是接受现实。

激活消费，牛市必不可少

越来越多的人正翘首以待，期盼火热的消费赶快到来，来拯救自己的工作，稳定自己的收入。

当前经济面临的很多问题，如增长、就业、收入等，消费都能手到病除。问题是，在人们期待消费复苏时，每个人正变得精打细算起来。你精打细算过日子，别人也正有此意，究竟谁来扩大消费呢？

消费决策，分散在千千万万的人手中，激活消费，从来不是容易的事。本文希望论证的是，结合当前国内经济情况，激活消费，牛市必不可少。某种意义上，激活消费的意义有多重要，长牛慢牛的政策基础就有多坚实。

破解循环论证难题

促消费，首先遇到的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循环论证难题：激活消费，以收入稳定为前提；收入稳定，以就业稳定为前提；而就业稳定，又离不开活跃的消费。最终就是一个无解的循环论证，靠消费促消费。

遇到这种情况，靠市场自发调节是没用的，只能靠外力扭转局面。

先来看一个大家喜闻乐见的例子，牛市是怎么起来的？

牛市的启动，离不开大规模资金注入，资金流入又以乐观的心理预期为前提，而只有牛市来了，市场心理才会从悲观转向乐观。于是也得出一个与促消费相似的结论：靠牛市启动牛市。

如果只能靠牛市启动牛市，我们就看不到牛市了。每隔几年光顾一次的牛市，是怎么来的呢？有人归结为否极泰来，熊市到头牛市自然就来了。这只是一种类似宿命论的结果描述，不具备任何可解释性。

事实上，熊市跌到最低点时，人们无比悲观，觉得世界末日到了，市场笼罩在恐惧之中，并不会自动触发什么“否极泰来”的上涨。市场之所以会反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能走的投资者都离场了，留下的，要么是走不掉的，如上市公司的股东，要么是套牢装死、甚至做好准备传给下一代的股民，还有极少数抄底待涨、根本不打算离场的聪明资金。

此时，持股者都是不会离场的“强硬派”，对坏消息脱敏，大盘就跌无可跌了，形成了所谓的“铁底”。

市场处于“铁底”时，跌不下去，却也很难涨起来。遇到好消息，指数往上跳一跳，但很快又会跌下来。此时，扭转局面需要靠大玩家，如著名投机家安德烈·科斯托拉尼所说，

“真正的转折一般依靠大玩家，作为股市上的先锋，大力买入，推动股价上涨”。

大玩家的大力买入，推动股价上涨，量价齐升，形成牛市初期氛围，带动市场情绪。牛市氛围吸引更多资金涌入，于是，牛市启动了牛市。

同样，走出促消费的死循环，我们也需要这样的外力。

这次不一样

靠外力重启低迷的经济，我们对此并不陌生，凯恩斯主义是这么倡导的，各国政府也一直是这么做的。

以我国为例，每当经济陷入低迷，降息、减税、贷款投放、基建投资等刺激政策就会出台，且每次都不负众望，成功拉动经济复苏。

这一次变得尤其困难，主要原因在于经济的核心驱动力已经从投资转向消费。投资为核心驱动力时，政府可直接下场，通过修路建桥盖房子等基建投资拉动经济；但如果基础投资接近饱和，增长源头主要依赖消费时，面对民众消费意愿不高，政府却缺少直接下场干预的手段，“牵马到河易，强马饮水难”。

某种意义上，经济驱动力由投资转向消费，使得这一次的经济刺激与以往不同，难度更大。

消费的活跃，以稳定的收入预期为前提。政府虽然不能直接代替民众消费，却可以通过“稳就业”来稳定民众收入预期，稳住了就业，就稳住了消费基本盘。

稳就业就是稳企业，核心手段是减税、降费、续贷。其中，续贷尤为重要，理论上讲，只要贷款资金跟得上，企业没有订单也能活下去，过去我们讲的很多基建相关的“僵尸企业”，便是这么续命的。

所以，只要决心够大，金融资源跟得上，稳就业是能做到的。

从各产业吸纳就业情况看，制造业、建筑业、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业、教育等四个行业居前；从单位GDP吸纳就业指标看，教育、水利环境、公共管理、卫生、建筑等行业居前。未来，这些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有望得到更多的金融资源支持。

难以琢磨的消费心理

只要就业稳住了，消费就不会大滑坡，但还不足以让消费活跃起来。

通过稳就业政策，假定消费者能稳定地获得100元收入，但究竟拿出80元还是40元用于消费，更多地是个消费心理问题。

消费心理非常复杂，无论是宏观层面的市场波动，还是微观层面企业经营的失败，很多时候都源于未能有效把握消费心理，如凯恩斯所说，

“消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和唯一对象。……虽说赚取利益是雇主们最关心的问题，可他们生产的产品是否能帮他们牟得财富还是得另当别论的。在经过从生产到消费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消费方向的改变与否，市场需求量的多少，则完全看投资者的眼光和预见能力了。”

企业预期消费者喜欢A，消费者却喜欢B；企业预期消费者会扩大消费，消费者却缩衣紧食；……种种不匹配，都会造成企业的失败。

此外，这种影响还是相互的。当企业预期到消费低迷时，为规避风险，会减少投资，解雇富裕劳动力，从而减少消费者群体的购买力，导致消费更加低迷。

就当前情况看，激活消费欲望具有很高的紧迫性。如果消费迟迟起不来，企业没有订单，靠减税、降费、贷款三板斧稳就业，也终究是一时之举。最终，缺乏订单的企业难免破产，还会以不良贷款的形式反噬金融体系。

减税、降费、续贷的组合拳出台，就业算是暂时稳住了，各方期待的是消费赶快活跃起来。从时间窗口看，等待时间可能不会超过半年，时间一长，稳就业的各项措施就会功亏一篑。

曲线救国，牛市很重要

兜了一圈，似乎又回到了原点：激活消费者的消费欲望。

消费欲望，本质上是一种消费心理。扭转消费心理，常常让人有无处下口之感。如果消费者不愿意消费，出台再多的促消费组合拳，也很难成功。

怎么办呢？不妨学学互联网企业。

Tik Tok的全球风靡告诉我们一件事，大概没有人比互联网企业更懂用户心理。互联网企业的成功秘诀并不复杂，就是站在用户的视角想问题。凡事不要先想着企业的目标，要看用户想要什么。顺着用户来，才能达成自己的目的。

同样，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激活消费，要达成这一目标，走直线是行不通的，要曲线救国。

消费者想要什么呢？疫情之后，面对不确定的内外部经济形势，消费者不想花钱买买买，只想提升财富安全感。所以，要想激活消费，只能先满足消费者对财富保值增值的诉求。

就国内民众而言，财富保值首先想到的是房地产，但房地产单价太高、负债周期太长，对普通消费有显著的挤压效应，把财富保值的资金渠道从房地产引导至股票市场，才是真正的双赢：既能快速实现财富保值增值要求，又对消费、投资有切实促进作用。

所以，这一次虽然激活经济的压力很大，但“房住不炒”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坚决。政策真正想做的，是引导资金流入资本市场。只要资本市场活跃起来，企业可获取不需偿还的资金，短期内没有订单也能维系运营；民众也达到了财富保值增值的目标，财富增值的目标实现后，被压抑的消费欲望自然也就被激活了。

届时，消费被自动激活，企业营收增加，估值修复式上涨，形成正向循环，新一轮繁荣也就开启了。

曲线促消费，牛市很重要。

治本之策

面对大萧条后全球范围内的信心危机，凯恩斯曾提议道，

“一种激进治愈影响当代世界经济生活的信心危机的方法，是允许个人把收入用于消费或预定某种特定美好前景又有能力购买的资本设备的生产，而且要使得个人除了这两种选择之外，别无他法。”

凯恩斯提到的两个选择，就是消费和买股票。如果个人资金只有这两个选择，即便短期内消费意愿低迷，那资金也只能流入股市，同样能助力经济走出萧条。

某种意义上，我们当前在做的就是这件事情。随着各地对房住不炒的贯彻，货币流入房地产的水龙头已经收紧，个人收入要么直接消费，要么炒股买基金，要么购买银行理财。而银行理财资金投向，也在更多地向资本市场倾斜。

当然，靠牛市促消费只是金融层面的措施，金融层面的措施终究治标不治本。要恢复各方信心，中长期看，关键还是靠产业升级，靠创新驱动，靠提供真正契合消费者需求的商品服务。

凯恩斯曾说，“之所以会存在失业问题，是因为人们都想要月亮”。人们想要月亮，无人能造月亮，所以才产生有效需求不足，一边是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一边是工厂没有订单，工人失业。

某种意义上，根本不存在需求不足，消费者之所以不消费，只是因为企业提供的，不是消费者想要的。

近期，身边很多小伙伴换手机都在买华为。试想一下，如果不是华为提供了消费者想要的，我们激活的，就只会是对苹果的消费，不会是对华为的消费。

参考资料：

1、[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2、[德]安德烈·科斯托拉尼，《证券投资课》，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

本文由“薛洪言微语”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薛洪言

消费贷款，走入死胡同？

大国博弈之下，金融科技的风要往哪边吹？

日前，市场中传来蚂蚁集团启动IPO上市的消息， 2000亿美元的网传估值，在A股金融类上市公司中仅次于工行和平安。

股票价格，是企业未来现金流的折现；金融科技公司的未来，则要靠C端和B端双轮驱动。在本文中，我们不讨论蚂蚁集团的估值，我们看看金融科技的B端风口。

四年前，金融科技就是炙手可热的风口，四年后的今天，金融科技依然炙手可热；四年前，C端零售金融几乎撑起了金融科技的整个赛道；四年后的今天，B端产业链，正成长为金融科技风口的新引擎。

大国博弈，这次不一样

全球产业链，正经历着一些根本性的变革，一些颠扑不破的规律，正被时代抛弃。

比如，一般认为，在廉价劳动力在牵引下，中低端制造业向劳动密集型国家迁移，是不可阻挡的经济规律。科技，正在淘汰这一规律。

在《今日简史》中，尤瓦尔·赫拉利曾如此评价科技对全球产业链迁移的影响，

“在过去，廉价的非技术劳动力就像一道跨越全球经济鸿沟的稳固桥梁，就算某国发展速度缓慢，最后还是可以平安跟上彼方的脚步。然而，现在这道桥梁正摇摇欲坠。已经成功跨过桥梁（已从廉价劳动力发展到高技能产业）的国家，大概前景可期；但还落在后面的国家，可能就会发现自己被困在鸿沟错误的那一边，再也没有任何方式能追赶彼方。”

科技发展到一定阶段，低端制造业也会全面自动化，廉价劳动力的价值被迅速削减，此时，低收入国家凭借廉价劳动力迅速崛起的故事（如过去30年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就不会再发生了。

智能制造的潜力，让发达国家看到制造业回流的可能。这些年，发达国家纷纷启动再工业化、工业4.0等战略，企图重新夺回工业发展的主导权。

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追求“逆向回流”，叠加以我国为代表的制造业大国寻求“高端跃迁”，正成为当前国际产业链领域的主要竞争着力点。相比之下，东南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发展模式正慢慢失去重要性。

把全球产业链想象成一辆动车，科技发展正在切断三等车厢与车头的连接，只剩下头等车厢、二等车厢继续奔跑，赶不上的，永远赶不上了。

鸿沟变天堑，落后的代价谁都承受不起。接下来，二等车厢与头等车厢的连接也可能被斩断。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制造的当务之急不再是与东南亚国家竞争低端制造业，而是要打好智能制造这一仗，实现高端跃迁。

此时，大力发展新基建、推动智能制造，绝不仅仅是疫情之下复苏经济的锦囊妙计，而是成为事关国运、不容有失的战略布局。

站在这个视角看金融科技，显然不一样！

智能制造，需要金融科技

有读者要问了，明明是智能制造，怎么扯到金融科技了。

一方面是锤子定律（手中拿着锤子，一切看起来都像钉子）在起作用，作为金融从业者，难免要高估金融的作用，认为一切问题都能与金融科技扯上关系。

不过，实事求是地看，智能制造与产业互联网，也的确离不开金融科技。

从科技的视角看，技术是中立的，并不局限于特定产业。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既能用于金融，也能在制造业、安防、教育、医疗、养老、交通、司法服务、环境、网络安全、社会治理等领域找到广阔的应用空间。

金融机构在科技探索中先行一步，再着力将金融科技扩充至其他产业，是顺利成章之事。

从产业链视角看，融资效率提升是经营效率提升的必要一环。个人的消费，以可支配收入为起点；企业的经营，则以融资为起点。企业发展，可以依赖利润，但几乎所有的扩大再生产，都是股权和债务融资驱动。

所以，贷款对个人消费并非必需品，融资却是企业经营的内生环节。从这个角度看，离开融资效率提升来谈经营效率提升，是不完整的。

智能制造与产业互联网，着眼于对信息流、物流的整合与控制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这里的降本增效，不仅仅是以更低的成本制造更多产品，还内含融资效率的提升。

因此，智能制造与产业互联网的推进，既对金融科技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为金融科技提供了发展机遇。

从最近几年的实践来看，不少小微企业互联网转型依赖的SAAS系统、平台企业，要么是由金融机构主导，要么以金融作为重要变现路径。

产业链中的核心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也会自发产生向供应链金融延伸的内在动力。苏宁、小米等核心企业的供应链金融，都是沿着这个路径发展起来的。

B端金融科技：两大现象级产品

风口效应，离不开现象级产品。

过去几年，科技驱动零售金融的军功章，主要由零钱理财、移动支付、现金贷等现象级产品铸就；未来几年，科技驱动公司金融，也必然以新的杀手级应用为承载。就我个人而言，比较看好小微贷款和物联网支付。

小微企业融资的最大瓶颈在数据。5G、物联网和区块链，恰恰能从根本上缓解“数据”难题。

当前，不论广度还是深度，金融科技在公司金融领域的渗透都无法与零售金融相提并论。因为相比个人，企业数据维度单一、样本量低，“吃”数据的金融科技难以施展，

5G和物联网，让物体既能感知环境又能传递信息，能全面增厚企业经营过程中“物流、信息流”的数据价值，大幅提高企业经营的可衡量、可分析、可反馈属性，为B端金融科技应用创造条件。

从这个角度看，3G和4G催生了移动互联网，借由场景的线上化激活了人的数据信息，让零售金融上了新台阶。5G的来临，借由万物互联和产业互联网，将激活物的活力，推动对公金融再上新台阶。

物联网让B端数据上网，区块链则能优化数据的“可信性”。

在产业链中引入区块链，借助区块链的难篡改特征，可以低成本地将真实交易记录进行镜像复制，消除多方参与带来的“陌生人”信任问题，既能显著降低产业链内的操作成本，还能助力核心企业信用有效“穿透”多层交易结构，解决远端供应商、经销商的信用融资问题。

相比融资，支付结算效率的提升影响更大。

广义的产业链，包括终端销售环节。在这个层面上，物联网支付有望成为一款横跨C端和B端的现象级产品。

以ETC的普及为代表，物联网支付早已来到我们身边。未来随着物联网的普及，以及央行数字货币的推出，物与物之间的自动支付结算将逐渐渗透生产生活的更多方面，由量变到质变，再次重塑社会支付体验。

一如移动支付在助力移动商业生态完成交易闭环的同时，也成为团购外卖、共享出行、直播打赏等新业态产生的前提条件；物联网支付在为我们的生产生活提供更多便利化选择的同时，也必然会催生新的业态、新的产业。

最冒险的事

金融科技的B端未来，有无限风光；但在预测的基础上拥抱未来，从来都是最冒险的事。

雷·库兹韦尔是世界知名的发明家和未来学家，被比尔·盖茨称作他所知道的预测人工智能未来最权威的人，他的书《奇点临近》出版于2005年，在当时是一本奇书、风靡全球；但站在2020年看书中对2020年的预测，却也难免错得离谱，如书中预测，

“在21世纪的第2个10年，全浸式的视觉听觉虚拟现实环境将无处不在，它将加速满足人们对生活地点和工作地点的愿望。一旦我们所有的感觉都完全沉浸在虚拟现实的环境中（在2020年后期将成为现实），真实的办事处将不复存在。房地产行业也将是虚拟的。”

以及，

“我们有信心会在2020年拥有数据收集和计算所需的工具来对整个大脑进行建模和模拟，这将使得我们有可能将人类智能运作的原则和来自其他人工智能研究的智能信息处理形式结合起来。”

站在2020年，真实的办事处依旧存在，房地产行业也不是虚拟的；科学界对于人类自我意识的形成机制，依旧困惑不解，大脑，仍然是神秘的。

雷•库兹韦尔在书中说，“人们往往高估短期能够达到的目标，因为我们常常忽略必要的细节；却容易低估那些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到达的目标，因为忽略了指数增长。”雷•库兹韦尔自己可能也犯了这个错误，高估了短期内科技所能达到的高度。

同样，金融科技的B端未来，前景是光明的；但我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到达彼岸呢？建议不要被乐观蒙住了双眼。

犹记得2016年全行业刮起一股区块链热潮，但大家口中的现象级应用迟迟没能出现，那些过早押注区块链的企业，很多没能撑过随后的资本冬天。

要积极参与未来，也要正确拥抱未来。一只脚在此岸，另一只脚迈向彼岸，才能从容前行；两只脚都迈向彼岸，便成了纵深跳跃，一旦彼岸比预期还要远，就只能掉沟里了。

央行专项调研联合贷款，释放的不是收紧信号

近日，央行调查统计司下发的一则《关于开展线上联合消费贷款调查的紧急通知》引发市场关注。

7月17日，银保监会刚刚发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银保监会（2020年）第9号令），明确了联合贷款基本监管规则。此次央行摸底调查，要求银行填报“余额”、“加权利率”、“不良率”等关键信息，不免引人猜想。央行此举，到底是为了了解什么？

联合贷款的争议

从好的一面说，联合贷款推动了普惠金融的发展，让金融科技惠及更多借款人，也为中小银行提供了互联网转型的拐杖。

但同时，监管又担心一些银行产生依赖心理，风控流于形式，最终蜕化为资金管道。

正是基于这种普遍的担心，在早期版本的联合贷款监管规则征求意见稿中（2018年11月），除明确强调银行“不得将风控等核心环节外包”外，还就地方性银行的跨区域贷款业务设定比例要求（向外省客户发放的互联网贷款余额不得超过互联网贷款总余额的20%），对联合贷款业务的占比也做了上限规定（作为客户推荐方的商业银行全部联合贷款余额不得超过互联网贷款余额的50%；接受客户推荐的商业银行全部联合贷款不得超过全部互联网贷款余额的30%）。

不过，经过多轮次征求意见后，在今年7月的正式发文中，上述定量的比例限制统统取消了，而是将权限下放给银行，要求“银行对与合作机构共同出资发放贷款总额纳入限额管理，并对单笔贷款出资比例实行区间管理”。

办法公布后的答记者问中，银保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明确表态办法制定的基本原则之一是“适应金融科技发展的趋势，抛弃一刀切的简单监管思路，原则导向为主，并预留监管政策空间”。

但市场信心似乎仍有不足，一有风吹草动，就以为“一刀切”要来了。

“一刀切”不会来

在规范引导联合贷款的同时，也要着力避免银行蜕化为资金管道，但为何“一刀切”的办法行不通呢？

比如2018年11月的网传版本，要求“接受客户推荐的商业银行全部联合贷款不得超过全部互联网贷款余额的30%”。

设定30%的上限，似乎万事大吉了，只有30%的比例，怎么折腾都不怕出问题。问题是，剩余的70%从哪里来呢？由于大多数银行缺乏自有流量，这70%只能靠助贷业务了。

结果就是，一家银行的互联网贷款，三成联合贷款，七成助贷，接下来就不得不制定助贷业务管理规则了。

此时，助贷业务已经占比七成，再简单限定比例就行不通了，只能出台一些精细化管理政策。

既然最后还是要出台精细化的管理政策，那为何不直接对联合贷款进行精细化管理呢？毕竟相比助贷，联合贷款发生于正规的持牌机构之间，更容易管理。

所以，类似30%的比例限制，只有在银行具备能撑起70%规模的自有流量时才行得通，否则，只是把银行从联合贷款推到助贷上去，没有本质的区别。

问题恰恰在于，大多数银行缺乏自有流量，银行通过联合贷款也非能从外部平台获得大量新用户。所以，除非全面禁止互联网贷款，否则人为设定30%或50%的联合贷款比例限制并没有意义。

所以，正式发文取消具体的比例要求，更多的是一种实事求是，为这种新型业务、为银行留出发展空间。

监管从来不是欲擒故纵的游戏，而是在客观现实的约束下寻找最优解。在互联网联合贷款上，监管政策既为新兴业务留足了空间，也抓住了联合贷款风险管理的要害，可以说前瞻性、包容性、透彻性都兼顾到了。

监管的关切

此次央行调研，重点关注“余额”、“加权利率”、“不良率”等数据。

看到这几个指标，多数人心里一紧，担心监管是否又要出台收紧政策。毕竟，近些年居民杠杆率快速增长是事实，疫情之后消费贷款不良率攀升也是事实。

在我看来，监管更关注的应该是个人短期贷款余额的缩水问题。自2020年以来，金融机构个人短期贷款余额一度出现跳水式下降， 2020年2月末降至最低点13万亿元，较去年末缩水2.43万亿元，6月末回升至14.34万亿元，仍有较大缺口。

当前，无论是疫后经济恢复，还是新型国际贸易背景下的“经济内循环”建设，都需要消费拉动，各方的政策重心仍在促消费上面。

消费贷款余额的缩水是消费持续低迷的外在表征，促使消费贷款余额回升，也是促消费的重要手段。此刻，更没有对消费贷款踩刹车之理。

站在央行的视角，更多地是关注货币金融政策对于促消费的配合与拉动，此次摸底，不妨理解为评估消费贷款促消费还有多少潜力可挖。

至于不良率问题，也不会成为简单收紧的导火索。

从上市消费金融机构一季度财报看，拨备快速提升、利润缩水成为常态。疫情之下，逾期率和不良率快速提升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贷款余额缩水还会产生分母效应，让不良率看上去更高。

面对不良率攀升，单个金融机构的理性选择就是提高门槛、加大催收，结果就是所有机构竞相收紧贷款，导致行业贷款余额大幅缩水，借款人资金链更加紧张，不良率更高，陷入囚徒困境。

监管机构要做的，则是要实施逆周期管理，把银行从囚徒困境中解救出来。具体而言，就是禁止一刀切地收贷，鼓励银行对因疫情原因资金出现短期困难的借款人续贷，并允许缓报征信。

所以，此次央行对不良率的关切，释放的绝不是政策收紧的信号，恰恰可能是为了厘清问题，继而支持联合贷款发展。

互联网贷款，离不开联合贷款

7月17日，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是对业已发展壮大的互联网贷款的事后追认，以有形之手规范引导互联网贷款发展方向。这一政策相当于肯定了互联网联合贷款的正面价值和合法定位，对主流银行、互联网平台是利好。

互联网贷款涉及用户和资金两端，鉴于流量和资金的不均衡，联合贷款就是互联网贷款的主流模式，这一点，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会有什么改变。

所以，鼓励互联网贷款是顺应金融科技转型的大方向，那鼓励引导联合贷款则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对于互联网贷款的主要载体——联合贷款，我们理应有更多的信心，固然要持续关注，防范风险；更重要的则是持续引导，推动创新发展。

开放银行正陷入囚徒困境

当前，开放银行如火如荼。

开放银行的目标，是通过开放服务接口，促使银行产品充分融合于各类场景，以达到“金融服务像水一样无处不在”的目标。既然无处不在，理论上任何一家银行的产品都会无处不在，让用户可选择范围变得无穷大。

选择越多，用户越挑剔，只选最好的。最终，用户只会选择少数产品，多数产品成为无关紧要的陪跑者。

这么来看，开放银行，反而会消解很多银行产品的用户价值。不开放，是等死；开放，却是找死。开放银行，正陷入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

1950年，美国兰德公司的梅里尔·佛勒德和梅尔文·德莱歇提出“囚徒困境”博弈。这种博弈足够简单，也足够经典，在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人们都发现了它的影子。很快，囚徒困境就成为自冯·诺依曼开创博弈论之后影响最大的一种博弈。

广泛演变后，囚徒困境有很多版本，典型描述如下：

两位犯罪嫌疑人A和B被警察逮捕，单独监禁，不能互通消息。警方并未掌握确切证据，只能以较轻的罪名各判两人一年监禁。如果一方与警方合作，坦白罪行，坦白的嫌疑人可免于监禁，不合作的嫌疑人将被判处三年监禁；如果双方都向警方坦白，每人将被判处两年监禁。

A和B都是为自己利益考虑的理性个体，对A来讲，如果B拒绝坦白，A坦白会被无罪释放；如果B选择坦白，A的最佳策略还是坦白，2年监禁总好于3年。

在这个博弈中，无论对方采取哪个策略，对A和B而言，坦白都是更优策略，这在博弈论中被称作“严格优势策略”。

由于坦白是双方的严格优势策略，博弈的最终结果就是A和B都会警方坦白罪行，合计4年监禁。从集体的视角看，这是最差选择，因为如果双方都拒绝坦白，合计只需付出2年监禁的代价。

从自己利益出发做出的理性选择，得到的却是最差的结果，这就是囚徒困境的启示意义。

困境无处不在

囚徒困境最知名的一个延伸，就是公地悲剧。

一片公共渔场，渔民定量克制捕捞，所有人都能从生态平衡中受益；单个渔民从自身利益出发，却倾向于过度捕捞，致使渔场很快失去价值，全体渔民陷入困境。

还有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类似案例，就是电话营销。

把电话营销公司比作渔民，我们每个人就像渔场中的鱼。适度的营销不会给我们带来困扰，一旦营销过度我们就会屏蔽所有营销电话。从行业角度看，营销公司应该克制给用户打电话，但对单个公司来讲，过度营销才是严格优势策略，结果就是过度营销引发用户反感，电话营销成功率急剧下降。

这类囚徒困境，引入监管即可解决。如规定渔民的渔网尺寸、制定休渔期，即可避免公共渔场陷入公地悲剧。

还有一些囚徒困境，虽然对博弈者不利，却是推动经济发展、造福社会大众的重要力量。立法机构不仅不会阻止，还会施以援手。

在市场竞争中，单个企业为获得更多市场份额，往往倾向于降价促销，致使行业竞相降价，谁的市场份额都不会增加，盈利能力还越来越差。

但企业竞争形成的囚徒困境，能推动技术进步，也有助于消费者利益最大化，不仅受到立法机构保护，试图合谋走出囚徒困境的行为，还会被视作价格操纵，受到严厉处罚。

开放银行下的囚徒困境，本质上也是如此，虽然对银行自身不利，用户却乐见其成。

囚徒困境下的开放银行

2010年之前，银行之间也有竞争，却从未陷入“囚徒困境”式的竞争。一方面，线下时代用户选择受地理空间限制，迁移不便，客观上导致用户粘性高；另一方面，没有外来“搅局者”，银行能充分享受“特许经营”带来的牌照红利。

2010年之后，金融线上化消解了线下网点的物理屏障，用户有了说走就走的自由；金融产业链的细化分工则削弱了牌照的价值，流量平台、数据服务、风控支持等，没有牌照也能分一杯羹。

竞争加剧，囚徒困境很快就出现了。

首先，是互联网平台合作的问题。

如果所有银行都拒绝与互联网平台合作，互联网平台要么因为缺乏金融牌照无法涉足金融业，要么受限于资本金，金融业务规模也极其有限，不会对传统银行业带来根本性冲击。可单个银行为了市场份额，积极引入互联网平台这个“外援”，结果就是“驱虎吞狼”，反受其害。市场蛋糕未见明显增长，还被互联网平台切走一块。

其次，就是开放银行问题。开放银行让金融业务越来越便利，结果却导致用户向少数能提供最优体验的银行靠拢。开放银行，反而会淘汰更多的银行。

本来银行业深受监管机构呵护，但这种由市场竞争引发的囚徒困境，利好用户，也利好银行业自身的科技转型，只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监管大概也乐见其成。

如果监管机构没有动力出手干预，这个囚徒困境的终局会是什么呢？

优胜劣汰

自囚徒困境的悖论被发现后，人们就发现只要博弈是动态的、可重复的，博弈者就有多种方式走出困境。整体上有两条路，一条合作之路，一条竞争之路。

囚徒困境讨论的就是非合作条件下产生的困境，所以引入各种机制推动博弈者合作，就能从根本上消解囚徒困境。

如企业之间建立价格联盟，相互约定谁都不能降价，并对擅自降价行为进行处罚。最成功的就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名义上是稳定国际石油价格，本质上是通过控制产量来操纵石油价格，避免走入竞相降价的囚徒困境。

还有一条就是竞争之路。当博弈双方不存在合作的基础时，就只好硬碰硬，最终也能分出个胜负。

博弈论模型假设博弈双方实力均等，但现实中的博弈者不可能完全均等。只要实力存在差距，囚徒困境就会以较弱的一方被拖垮为结局。

如冷战期间的美苏争霸，双方隶属不同的阵营，不存在长期合作，最终走上军备竞赛的囚徒困境，结果以实力较弱的苏联被拖垮为结局。

此外，前些年的互联网补贴大战也是这类囚徒困境。滴滴与Uber，美团与糯米，一度打得难解难分，亏得昏天暗地，最终都是以一方实力不支退出市场为结局。

还有一种竞争，通过品牌定位实现差异化，各吃一块市场，也能避免同质化价格竞争的困境。

如衣服鞋子化妆品等行业，与文化时尚相关，天然容易通过品牌的差异化定位摆脱囚徒困境，奢侈品、轻奢品、大众产品，各有各的小市场。

可见，在非合作情况下，囚徒困境有两个结局，要么同质化竞争，实力强的一方把实力弱的一方拖死，一如美国之于苏联；要么差异化定位，各有各的活法，一如可口可乐之于百事可乐。

开放银行战略，显然是非合作博弈，那结局是硬碰硬还是差异化呢？

赢者通吃

差异化这条路，大概率走不通。

银行的产品线很广，不乏具备足够差异化的服务，对公业务、资管业务、同业业务、私行财富业务等业务线中尤其突出；但就零售金融下的消费贷款、大众理财、支付转账、存款、信用卡等基础产品来看，同质化程度高，很难通过差异化定位走出囚徒困境。

差异化策略走不通，最终的结局就是大家在囚徒困境中加速内卷化，实力强的把实力弱的给拖死。从这个意义上看，开放银行的大发展本身就宣告了很多中小银行的末路。

查理·芒格曾讲过一个例子，有人对巴菲特说，有一种新的纺织机，它的效率是旧纺织机的两倍。巴菲特的回答是：

“天哪，我希望这种新机器没这么厉害——因为如果它确实这么厉害的话，我就要把工厂关掉了。”

为何要关掉工厂呢？芒格解释道，更好的设备能极大地提高生产力，但受益的是消费者，厂家非但得不到好处，还要承担新设备投入的成本。设备升级后，全行业产能大增，价格下跌，存货积压，很多工厂不得不关闭，既然迟早要关闭，何不趁早关掉呢？

开放银行与金融科技之于银行业，也是同样的效果。科技进步，利好的是消费者，却会加速银行的分化，难免优胜劣汰的结局。

不要觉得意难平，毕竟银行业的内卷与竞争对用户是好事，对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也是好事。企业虽寻求垄断，市场却鼓励竞争。

在《自私的基因》中，道金斯说，“人类是进化的产物，而事实上没有什么东西‘想要’进化。”就银行而言，谁不想继续躺着赚钱呢，可市场竞争不允许呀。

新的困境

在网络支付、消费贷款、零钱理财等领域，赢者通吃的现象已经很明显。

对很多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而言，既然没有能力给用户提供最好的体验，不能确保在囚徒困境中走到最后，也就没动力进行科技转型了。

毕竟，头部机构是90分的情况下，你是30分还是60分都无法吸引用户，那何不继续保持30分的水平呢？非要加大科技投入变成60分，除了增大成本别无它用不是吗？

意识到这一点，越来越多的中小银行已经暂缓了科技投入，把重心放在助贷业务上，慢慢地向资金管道退化。虽然监管机构三令五申，要求金融机构必须具备核心风控实力，但站在很多小银行的视角，它们缺乏这样的动力。

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三五年后，这些跟不上科技步伐的地方性银行本身就会成为一个大问题。

从历史的视角看，每一次突破性的科技进步，都会催生新的巨头，也会淘汰旧的机构。金融业虽然特殊，却也不能摆脱这个规律；也正因为金融业特殊，又不可能真的放任优胜劣汰的发生。

我们会眼睁睁看着金融机构被淘汰吗？要不要为了拯救它们而放缓金融科技转型的速度呢？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新的困境。

你是如何在牛市中亏钱的？

在上篇文章（《在牛市里，你要骑上一匹快马！》）中，我建议小白投资者最好定投指数，在牛市初期上车、迅速抬高仓位，重仓迎接牛市，轻仓应对熊市。

考虑到人性的弱点，多数人是听不进去的：买指数不刺激，面对暴涨的市场，很少有人能控制住“要做点什么”的欲望。

在这篇文章中，我来继续给大家泼冷水，我们来一起分析下，你的操作是如何让你在牛市里亏钱的。

交易年费率8.2%

最近有人调侃，牛市是散户的绞肉机。很多老股民也感慨，熊市赚钱易，牛市赚钱难。

为何在熊市还能赚钱，在牛市里却容易亏钱呢？查理·芒格是这么回答的，

“给你带来麻烦的往往不是坏主意，而是好主意。如果一件事情是个坏主意，你不会做过头。但如果一件事情是个好主意，你就没办法忽略了，然后你就很容易做过头。”

熊市中，很多散户压根不会参与，参与的股民也都轻仓装死，不会频繁买进卖出；而在牛市里，我们往往热情过头，参与过度，要么频繁买进卖出，盈利都交了手续费；要么动辄全仓或杠杆买进，过犹不及。

2015年埋藏了很多散户的痛苦回忆，杠杆牛转熊、指数连续跌停、基金B下折、爆仓、熔断，一桩桩、一件件，据说毁了很多中产。但券商作为卖水客，赚得盆满钵满，当年交易佣金收入2690亿元。

散户在买入卖出中亏掉底裤，券商在买入卖出中稳赚不赔。所以，每次牛市启动，总是券商股先行，因为只有券商才是牛市的最大受益方。

在一轮全面牛市中，只要选股不是太差，拿的住，赚钱并不难。很多人的问题就是拿不住，频繁换股，除了总是踩空（卖掉的连续涨停，买入的原地踏步）外，还给市场贡献了大量的手续费。

巴菲特和芒格都很重视复利效应。在他们看来，交易手续费是复利效应的最大杀手。在买入卖出过程中，投资者不仅要支付交易佣金，还要承担过户费、经手费、印花税等成本。单次都是小钱，积累下来也挺吓人。

以10万元炒股资金计算，如果一年内交易次数100次（每周买进卖出各1次），需承担的交易成本约为8200元（交易佣金0.025%双向收取、过户费0.002%双向收取、印花税0.1%卖方收取、经手费0.00487%双向收取），年费率约为8.2%。

牛市里，管住自己的手，大幅削减交易次数，一年多挣8%不香吗？

总想做点什么

在牛市里，要管住自己的手很难。连巴菲特都感慨，和普通投资者一样，他也免不去总想做点什么的欲望。

对于如何培养持股耐心，芒格坦言光靠性格是不行的，他给出的方案是求知欲，如果你有浓厚的求知欲，“你关注现实的能力将会逐渐得到提高”。换句话说，届时你只顾着去探究知识和真相，不再把股票涨跌放在心上。

芒格给出的也许是终极方案，用欲望对抗欲望，你一旦体会到求知的美妙，炒股盯盘的乐趣将荡然无存。遗憾的是，99%的人做不到，求知哪有什么美妙可言？

转移注意力的法子行不通，一旦入市，我们会在本能驱使下“做点什么”，不停地操作，耐心是不存在的。这背后，有着深刻的心理学机制。

很多人都有过沉迷的体验，或沉迷于游戏，或沉迷于一部电视剧。你在沉迷中聚精会神，被一个又一个的“小钩子”牵引着，急切地关注进展、等待谜底揭开，你迈不开腿，挪不开眼，连起身上厕所都不愿意。理性告诉你，该睡觉了，结果你让理性去睡觉了。

制作精良的游戏，会设置很多关卡和不确定性，因为心理学家一致认为，间歇性激励比持续激励更有效，只要有可能带来快乐，中间的失败和痛苦只会让你愈战愈勇，更加沉迷。和买彩票一样，相比于开奖结果，期待中奖的过程本身更迷人。

在间歇性激励方面，股市比任何游戏都强大。你置身其中，偶尔赚钱、时而亏钱，无论涨跌都会给你带来强烈的生化快感。长期沉浸其中，炒股者的心态还会慢慢蜕变，在家人朋友眼里越来越疯狂、不理性，而炒股者自己却沉浸其中，在不断买入卖出中追逐生化快感，直至熊市来临，舞曲结束，才能停下疲惫的身躯。

起作用的，不仅仅是激励机制，还有一致性心理、社会认同效应、攀比心理、损失厌恶心理等心理反应。在众多心理机制下，你根本停不下来。

损失厌恶心理

芒格指出，破产的人都有一个通病，就是无法正确处理“损失厌恶心理”，一旦对某样东西倾注了心血和金钱，就会在内心深处否认失败的可能性，“它必须成功，如果我再投入一点，它一定会成功。”

这种心理在炒股过程中广泛存在。持有的股票一旦出现亏损，损失厌恶心理立即启动，典型反应就是加大投入，越跌越买。

在牛市中，短暂亏损本来不是问题，但在损失厌恶心理下，持股者一旦熬到账户盈利，却往往在第一时间解套出手，有耐心在亏损时持有，没有耐心在上涨中赚钱。

之所以第一时间把扭亏的股票卖掉，是为了第一时间摆脱亏损的记忆。投资者受够了亏损时的折磨，在账户扭亏时长舒一口气，顺便把股票也卖掉，轻装上阵。

深套的股票，投资者的核心期待是解套。毕竟，相比1万元的浮盈，挽回1万元的账面损失更像一个值得自我肯定的胜利时刻。

如果恰好持有的股票不断上涨、屡破新高，大多数投资者又会出现“恐高症”，害怕失去账面利润，车刚启动就抛售了，之后看着它一骑绝尘，再也不敢上车。

熬得住亏损，熬不住盈利，说好的“让盈利奔跑”呢？

牛市如涨潮，你只需要向池塘中的鸭子学习，啥也不用干，自会水涨船高；可大都数人，却在兜兜转转中迷失，挑来换去，损失了交易费，错过了机会。

忙忙碌碌，钱没赚到，指数早飞到天上去了。

上车的迷思

牛市中的最佳操作是快速上车，把仓位提上来，等待水涨船高。可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你怎么知道是牛市呢？万一只是个大级别的反弹呢？

所以，很多人不敢上车，观望犹豫。

如果一直观望，倒也罢了，不会损失什么。问题是观望伴随着煎熬，尤其在攀比心理刺激下，看身边朋友持续赚钱，上车的心理压力会越来越大。届时为了摆脱煎熬，很多人会不计成本地入市，在牛市后半段上车，最后，往往做了接盘侠。

有一句俗语，“若一家公司需要更新设备，即便还没有购买，也在为它花钱了”。久拖不决，并没有真正节约支出，反倒因生产效率低下产生很大的隐形代价。既然早晚都要买，早一天买，早一天投入生产，才是真正的谨慎和节约。

炒股也一样，只要你开始观望，你就一定会上车。既然如此，就要早上车。

现实中，如果你劝人上车，多半会碰一鼻子灰。

面对股市大涨，没有上车的投资者会产生认知失调，为了消灭认知失调，他们会为不上车（或轻仓）找理由，如经济低迷、疫情冲击、贸易争端等。

“一个人想要什么，就会相信什么”。这个时候的投资者，眼里全是风险，是断不会认错的。

这种心理下，牛市初期，投资者是多疑的，倾向于将市场解释为假牛市，任何一次下跌和调整都是证据；到了牛市中后期，他们忍不住煎熬终于入市，此时又会变得固执，对很多风险信号视而不见，认为牛市将永远持续下去。

上不上车、轻仓重仓，是个心理问题，不是逻辑问题。

让心理陷阱成为助力

讲了这么多，牛市中亏钱，最大的风险源就是自己，不是自己的贪婪，而是各种心理陷阱：激励刺激、损失厌恶、从众效应、认知失调……

面对这些内化于本能的心理机制，“耐心”、“定力”、“知足”等词汇是很苍白的。聪明的投资者，绝不会正面硬杠，而是尽量绕开这些陷阱；有效的交易系统，还会变阻力为助力，借助各种心理机制进行自我强化。

比如巴菲特的价值投资，强调寻找优质企业，低点买入、长期持有。寻找优质企业，要求投资者投入大量精力做前期工作。正是因为前期付出太多精力，为避免认知失调，一旦选定后，会更容易坚定地持有。

心理学家认为，人们在获取新身份过程中作出的重大牺牲，会极大地提高他们对新身份的忠诚度，如德国军官因为“血誓”对希特勒更加忠心，黑手党成员因为“投名状”对组织更加忠诚。

前期付出的代价越大，忠诚度越高，否则首先就是对自己的背叛，会产生极大的心理压力。价值投资理念借力打力，前期强调费力挑选好股票，后期会更容易摆脱各种诱惑，对自己挑选的企业忠诚。

再比如，为何强调低价买入呢？低价买入更容易形成账面盈利，能有效规避亏钱产生的“损失厌恶心理”及其可能引发的一系列不理性行为。在牛市初期，强调要早上车，也是这个道理，越早上车，利润垫越厚，才能越淡定。

此外，价值投资强调只在能力边界内活动。巴菲特说，“查理（查理·芒格）和我喜欢像口香糖这样稳定的企业，努力把生活中更多不可预料的事情留给其他人”；芒格也说，

“我们（芒格和巴菲特）跨不过七英尺高的栏，我们寻找的是那些一英尺高的、对面有丰厚回报的栏。所以我们成功的诀窍是去做一些简单的事情，而不是去解决难题。”

只把握自己能把握的，既有助于强化信心，也主动绕开了不确定性，规避因不确定性产生的一系列压力及其可能引发的不理性行为。

跳不出的亏钱怪圈

前几日，一位朋友问我能不能炒股，她的好朋友给她推荐了好几只股票，涨得都不错。我给她的建议是拿一年之内用不着的闲钱，买指数基金赚些奶粉钱就好了。

炒股赚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不仅需要知识，更需要耐心、需要定力、需要克服各种心理陷阱。

每个人都有自视甚高的倾向，觉得自己不一样。想一想，生活中的你足够自律吗？你每年制定的各种目标，都按计划实现了吗？三个月的瘦身计划，你减了几斤？

如果这些都没有做到，就千万别幻想“万一我可以”呢。数万年进化形成的本能心理机制，千万不要小看它们。

真的，踏踏实实地，买点指数基金，赚个奶粉钱就好了。

不过，我想很少有人能做到，包括我自己。这些心理机制如此强大，在它们的共振效应下，很多人仍然要冲进去。

基于此，在牛市中亏钱的事情，还会不断地发生。

互联网巨头围猎信用卡

社交平台上，类似“信用卡是否毁了年轻人”的讨论比比皆是：

夸赞者有之，称信用即信任，感谢银行赋予自己的信任；

警惕者有之，称信用卡是消费主义的帮凶，莫要上船，否则步步深陷；

控诉者也有之，倾诉自己如何一步步背上沉重的债务，成了卡奴。

信用卡是否毁掉年轻人，一向争论不休，银行人通常一笑了之。

很多问题，只能一笑了之。可如果他们意识到信用卡市场正面临着怎样的变局，再淡定的银行家估计也坐不住了。当前，一场多方参与、蓄谋已久的信用卡围猎战，早已拉开大幕！

相遇、重叠，短兵相接

2019年末，国内信用卡持卡人约3.5亿人。同期，央行有信贷记录人数约5.5亿人，未被信用卡覆盖的2亿缺口，正在被花呗、任性付、白条等代表性消费贷产品填补。

2015年前后，电商系消费金融产品相继推出免息功能，为购物消费赋能。这类产品，既让申请不到信用卡的人享受到30天免息的服务，又通过6期免息、12期免息、24期免息等大促羊毛，俘获了大批持卡人。

当时，花呗们与信用卡客群互补、场景互补，相安无事。但同任何商业故事的演变逻辑一样，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总会让双方相遇、重叠，直至短兵相接。

先是客群的重叠。2015年以来，银行信用卡走向大扩张，四年间，在用发卡量从4.32亿张增至7.46亿张，应偿信贷总额从3万亿元增至7.59万亿元。大扩张的秘诀，在于搭上互联网平台的流量红利，不断推进客群下沉。

与此同时，互联网产品则在不断向上拓展用户边界。早在2016年，花呗用户就已经过亿，其中，90后占比接近一半；到2019年，用户数已突破3亿，具备了国民产品的特征，用户年龄结构更趋平衡，90后占比下降（根据人口普查数据，15岁以上人口中，90后占比仅为23%）。

一下一上中，双方客群越来越重叠。

再是场景重叠。此前，信用卡是全场景支付工具，而电商系分期产品仅局限于电商生态内。随着支付宝、苏宁支付等支付工具的破圈，电商系分期产品已经突破了使用场景的桎梏。

比如花呗，除依托支付宝外，还可通过分期插件和API插件独立接入各种消费场景。从展示优先级、促销优惠补贴上看，通常比信用卡给力。

客群重叠、场景重叠后，短兵相接的战争必然要打响。

漂亮的一击

2019年2月，支付宝发布《关于信用卡还款服务规则的公告》，对信用卡还款征收手续费。

当时的主流解读聚焦于两点，除了官宣的降成本，另一点就是夯实资金闭环，鼓励用户用其他平台中的钱去还信用卡，支付宝的钱还留在支付宝内。

事后看，还有一点被大家忽视，即间接瓦解用户的信用卡支付习惯。

2019年7月，中国新经济研究院联合支付宝发布《90后攒钱报告》，里面提到一个有意思的数据，即90%的90后使用花呗消费，并非是没钱，而是想利用免息期省钱。

比如，一笔1000元的订单，余额宝里的资金付得起，但我选择用花呗免息支付，30天后还款，期间这笔钱躺在余额宝中赚利息（假设年化收益率3%），生息2.47元。

2.47元是条蚊子腿，但90后的消费特点一贯是“30元的奶茶说买就买，5块钱的运费坚决抵制”，理财利息虽少，他们是在乎的。

花呗的免息消费省钱功能，信用卡也有。但是，如果还信用卡收手续费，为了节约手续费，干脆只用花呗好了。

所以，、支付宝对还信用卡收费以后，间接的效果就是诱导用户减少信用卡的使用。

很多人讲，银行APP、云闪付APP，都可以免费还款啊。问题是，90后的零钱存在余额宝中，通过银行APP还款，先要把钱提现至银行卡，提现也是要手续费的。

信用卡还款收费，用户抱怨连连，看似支付巨头给银行APP卖了个破绽，实则在重塑用户“免息支付”习惯上，打出了漂亮的一击。

这一击，看似绵弱，却影响深远。

星火燎原

过去几年，市场中还有一个大变化。

经历过消费金融风口的洗礼，借款人变得愈发理性。高息贷款成为最大的恶，5.5亿借款人（央行有信贷记录人数）全面涌向中低息贷款产品，利息空间收窄，同质化加剧，竞争空前激烈。

突出的表现就是新客获取越来越难，头部平台不约而同强化存量用户运营，追求复借率。

以360金融为例，2020Q1的季度复借率已升至84.9%。类似趣店等平台，早在2018年复借率就达到90%以上，几乎成了缺乏新鲜血液注入的封闭系统。

越倚重存量用户，就越倚重用户运营。

过去一年，消费贷产品在运营上涌现很多新探索：

分期商城成为标配，个别机构还持续投入，如邮储食堂，打出“补贴、折扣”牌，大力扶持自营购物场景；

降息提额成为标配，复借享利率折扣、分期可快速提额，个别机构还不遗余力为用户创造提额机会，如支付宝，可冻结余额宝为花呗提额；

自建场景不遗余力，如招行APP，饭票、影票两大场景外，内容社区也做得有声有色；

试水付费会员制，类似电商平台的付费会员，借款人可轻松赚回会员费，前提是多复借、保持粘性；

……

真正把用户运营做成一款产品的，则是消费贷产品的信用卡化。

2019年7月，我写过一篇文章《消费贷正在信用卡化》，讨论消费贷全面向信用卡演化。很多机构在底层把消费贷款与银行二类户相连，让消费贷附身银行借记卡，再鼓励用户在第三方支付中绑卡，从而把消费贷款变成类似信用卡的支付工具，连接无限场景。

不过，遗憾的是，很多类信用卡产品，虽然挂靠支付工具，却没有提供免息期，依旧是“付息消费”模式，在体验上还不能与信用卡硬碰硬竞争。

现阶段，仍然只有带消费场景的巨头，愿意推出带免息期的分期产品，远的如花呗、任性付，近的如美团推出的月付。

月付推出后，市场只看到月付对花呗的冲击，却忽略了其在美团生态内对信用卡的挤出效应。

随着越来越多的场景巨头推出类信用卡产品，信用卡要到哪里找场景呢？

那些缺乏场景的消费贷巨头，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为激活存量用户，在已推出的类信用卡产品中附加免息功能，也只是时间问题。

星火燎原，消费贷巨头围猎信用卡的大幕，已经开启。

主动撤退

银行似乎还未意识到竞争的到来，他们在忙着战略收缩。

以招行和浦发为例，这两家银行是这一波信用卡大扩张中的佼佼者，浦发2017年新拓展持卡人超过千万（口径为新增流通户数），招行2018年新拓展持卡人超过千万，但它们并未高歌猛进、扩大胜果，而是在最风光的时候踩了刹车。

在浦发银行的年报中，2017年对信用卡的表述是“成功打造浦发信用卡特色消费金融之路”，2018年调整为“以信用卡为第二极的多极发展格局”，2019年不再提信用卡的战略定位。

2019年，浦发新拓展持卡人降至269万户，招行降至648万户。

背后的原因，一是对不良率的警惕。2019年末，浦发信用卡不良率2.3%，较两年前升高近1个百分点；招行信用卡不良率1.35%，较两年前提升0.24个百分点。

二是夯实存量用户。高速增长期，好瓜坏果都捡到筐里，追求的是规模；基础夯实期，要把烂果子挑出去，追求的是质量。

这种策略无可厚非。如Capital One就认为，信用卡行业存在“20/125”效应，即20%的好客户贡献了125%的利润，多出来的25%用于弥补坏客户的亏损。

对于普通商品，客户价值最低为零；信用卡用户的利润贡献则可以为负。所以，银行警惕坏用户、挑出坏用户很重要，也很必要。

问题是，当信用卡业务遭遇围猎时，无视挑战、主动撤退，选错了时机。

谁在犯错？

银行在撤退，互金在补位。

在双方眼里，你笑我是铁憨憨，做了接盘侠；我笑你太保守，把市场拱手相让。一个着眼风险，一个着眼发展，双方都有坚实的理由，但相背而行，总有一方在犯错误。

按照银行的一般发展节奏，高速增长两三年，慢慢消化三五年，如此不断循环，就能可持续发展。

但现在的问题是，稳定而封闭的生态已经被打破，有了新的竞争者。

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这些新进入者在加速“入侵”持卡人群体：努力扭转他们的用卡习惯，蚕食信用卡的支付交易份额。

这个时候，银行自顾自地“慢慢消化三五年”，最后恐怕会变成“慢慢融化三五年”：不但新用户数量萎缩，存量用户也会加速流失。

前两年，消费贷款的主战场是现金贷，信用卡业务和信用卡客群，都是银行的后花园，银行想怎么玩怎么玩；这两年，客群上移、竞争加速，信用卡业务和信用卡客群已经成为所有消费贷款机构瞄准的主战场。

2019年末，主流银行的信用卡贷款余额增速全面放缓。一般的解读是银行主动为之、主动放慢步伐。这个解读有数据支持，比如新增持卡人的快速下降，比如不良率的抬升。

但真相往往被掩盖在表象之下。有没有可能增速下滑形成100的缺口，只有60源于主动收缩，还有40源于竞争效应下的份额缩水呢？

很有可能。

随着消费贷款的信用卡化，越来越的持卡人有了更丰富的“免息消费”选择，信用卡早已不是唯一的工具！只是用户的用卡习惯转变，被银行的战略收缩掩盖，不易被发现而已。

该轮到信用卡了

前几日，有个玩卡的朋友向我倾诉，在一次又一次的温暖升级下，江湖公认的“四大神卡”相继走下神坛：权益缩水，门槛提升，持有体验越来越差了。

我告诉他，不着急，等银行意识到互金巨头的竞争，肯定还要加大投入，那些神卡还有机会再次神气起来。

很多人调侃，每一个传统行业，都值得用互联网重做一次。零钱理财做到了，消费贷款做到了，接下来，该轮到信用卡了。

在牛市里，你要骑上一匹快马！

在《人生定位》一书中，艾·里斯给很多好莱坞演员泼了一盆冷水：

“在好莱坞，梦想成为巨星的演员成千上万，然而只有极少数人梦想成真。大多数人都生活在这个巨大的美梦中，这个美梦滋养着他们，支撑着他们，并最终辜负了他们。”

把这段话用到股民身上，也是贴切的。

在牛市氛围里，大多数股民活在致富赚钱的美梦里，这个美梦滋养着他们，支撑着他们，但最终会辜负他们。

牛市过后，赚到钱的仍然只有少数人。他们之所以赚钱，因为他们骑着一匹快马。

让基金经理为你赶车

艾·里斯在《人生定位》中提出了赛马理论：如果人生是一场赛马，赢得比赛的，未必是最好的骑手，那些拥有最好赛马的骑手，更容易笑到最后。

什么是赛马呢？以人生的不同阶段为例，求学时期，学校就是你的赛马，重点中学胜率大于普通中学，清北复交胜过一般本科；工作阶段，行业和公司就是你的赛马，IT互联网的胜率大于建筑设计，BAT相比小公司更容易让你成才。

推而广之，相同的毕业学校，专业就是你的赛马，金融这匹马更容易让你赚到钱；在同一家公司，岗位就是你的赛马，营销岗位更容易让你赚到钱。

所以，在人生这条路上，每个人都骑着很多匹马。很多时候，个人的聪明才智所发挥的作用，远远比不上他骑着一匹怎样的马。

“不管你多么聪慧敏锐，把注压在一个输家身上是永远得不到回报的。泰坦尼克上最优秀的官员到最后也要与最没用的人待在同一条救生艇里，前提还是他要足够幸运，没有掉进水里。”

在股市里炒股，也是同样的道理。

很多散户所凭借的，不过是自身的经验、知识和小道消息，他们总是单打独斗，所以绝大多数都做了分母。自始至终，他们骑着的是他们自己，他们以自己为马。

在股市这个赛道中，散户自己显然不是跑得最快的马，他们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缺乏专业的后勤补给，情绪波动大，缺乏纪律约束，甚至也没有专业的装备。他们和机构同台竞技，通常是被碾压的一方，被割了韭菜，正如股市中那句俗语，

“当有钱人遇到有经验的人，有经验的人最终会变得有钱，而有钱人最终会得到经验。”

眼馋牛市的收益，何必亲自下场呢？把钱交给有经验的人替你管理，不要以自己为马，挑一匹跑得更快的马，才是更好的选择。

基金，就是这样一匹马。买一只基金，基金经理会为你赶车，你在车上只要呼呼睡觉就好了。

买什么最好？

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国内基金总数超过6800只，其中股票型基金1188只。面对1188只由专业人士打理的基金，普通投资者该如何挑选呢？

对小白投资者而言，最佳选择就是指数基金。

这个结论不是我下的，巴菲特、达利欧、约翰•博格等全球知名投资人都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如巴菲特就曾留下遗嘱，他去世之后，托管给妻子的资金必须投资于指数基金。巴菲特解释道，

“我相信根据现行政策，该信托基金的长期业绩将优于大多数投资者的业绩——无论他们投资的是养老基金、机构基金还是个人基金，因为它们雇用的都是费用昂贵的基金经理。”

巴菲特所谓“昂贵的基金经理”，是指相比低费率的指数型基金，非指数型股票基金的管理费用太高，在时间的复利效应下会极大地侵蚀利润。况且，有研究表明，长期来看，95%以上的主动管理型基金都跑不赢指数基金。

巴菲特老爷子还用真金白银表达过自己对指数基金的支持。

2008年，巴菲特同某对冲基金公司打赌，赌该公司旗下5只最顶尖的对冲基金在10年内跑不赢标准普尔500指数，赌注100万美元。最后，巴菲特赢了赌注。

长期来看，指数基金之所以表现更好，除了较低的费率外，更重要的是指数基金属于被动管理，买入并持有构成指数的成分股，与“市场先生”保持一致。

而非指数基金强调跑赢市场、跑赢指数，需要基金经理主动操作。但问题恰恰在于，基金经理也是普通人，他们也会受情绪控制，犯各种散户会犯的错误。

从结果上看，他们也许比散户更专业，但通常打不赢“市场先生”。

与时间做朋友

很多老股民，都不愿意买指数，觉得不刺激。

市场中每天都有涨停的股票，少则几十只，多则几百只；而指数（如上证指数）涨个2%就算不错了，赚钱效应弱爆了。

但从结果上看，绝大多数股民，牛市中盈利跑不赢指数，熊市里亏损远远高于指数。

指数盈利的奥秘，藏在时间的长河中，藏在复利效应里。10万元本金，哪怕每年涨幅只有10%，只要拿的住，30年之后就能增值17.5倍，变成175万元。

你可能会说，到哪里去找年均收益10%的投资呢？上证指数就是。

都说A股牛短熊长，但上证指数从上市100点到现在3345点（2020年7月7日），30年涨了33.45倍，年均涨幅12.4%。

所以，看似不起眼的指数，在时间的长河里，跑赢了通胀，跑赢了存款，跑赢了银行理财。

话虽如此，买入时点也很重要。如果是2015年6月12日在5166点买入，现在还深套其中。对于普通投资者，很难去选择买入时点，可行的办法就是分散买入时点，即基金定投。

只需要每周或每月投入一定金额的资金，就能把买入时点的影响抹平，在时间的长河中尽情享受复利效应。

嘉信理财金融研究中心曾做过一个研究，假定5位投资者每年拿出2000美元购买指数，其中，有位投资者每年都选择了最佳买入点（最低点买入），有位投资者每次都是最糟糕买点（最高点买入），20年之后，二者的盈利差距不到1.5万美元。见下图。

就普通投资者而言，不必追求最佳买点，也不可能总是最差买点，只要定期买入、长期持有，做时间的朋友就够了。

关键是仓位

这几天，股市大涨，很多发誓不再炒股的股民陆续回来了。

我有一个朋友，周一（7月6日）跑步入市，买入指数基金。周一股市涨得好，他很沮丧，因为拉高了他的成本；周二（7月7日）股市也还行，但他认为太疲软了，似乎指数不涨5个点，对不住他的热情支持。我评论说疲软正好加仓，他又不敢，说等周一这笔赚到钱再说。

这是很多股民的典型思维模式：着眼于一日两日的涨跌，不能站在牛熊大势的层面布局，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牛市初期，观望大概是所有错误中代价最大的一个。

很多投资者，在牛市初期不敢投资，看到身边人赚了钱才慢慢买入，越是谨慎的投资者越是如此。结果就是，他们总是在牛市的后半段大举加仓，把成本做得很高，然后在牛市接近尾声时走向另一个极端，变得无比激进，不惜贷款炒股，甚至卖房炒股。

结果，整个牛市里，轻仓介入，只赚到零花钱，却满仓迎接熊市，被熊市的第一个跌停焖在里面，跌幅20%时被套住了，跌幅30%时，割肉离场，然后发誓这辈子再也不碰股票。

等下一个牛市来临时，他们忍不住又来了，但谨慎依旧，还是在牛市的后半程进来，重复过去的故事，再次割肉离场，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正确的做法是反其道行之。

最好在熊市中坚持定投。如果三年前定投指数，现在的账面盈利至少在30%-40%了。如果不是，应该在牛市初期快速建仓，把仓位抬高。

之后，守住仓位，不因短期的调整离场；待牛市进入后半场，再逐步降低仓位。重仓参与牛市，轻仓迎接熊市，如此周而复始，自然对股市由恨生爱。

当然，没有人能够预判股市走势，也没人说得清何为前半场，何为后半程，何为牛熊转换的临界点。但只要保持定力，低点介入、高点离场，大方向上的仓位布局，还是可以做到的。

长期资金、长期投资

股市变幻莫测，以至于很多人把股市比作“”。短期来看，的确与无疑，因为谁也无法预知第二天的涨跌，买入卖出都像在下注。

但长期来看，股市却是能赚钱的，赚的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钱，赚的是货币超发下资产升值的钱。

2008年10月，金融危机后市场最恐慌的时候，巴菲特在《纽约时报》发表一篇文章，题目为《买入美国，正当时》，里面有一段话，讲的就是长期投资的价值，

“从长期来看，股市给投资者带来的一定是好消息。20 世纪，美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还在许多其他军事冲突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美国经历了大萧条，还经历了其他十几次小小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美国经历过石油危机、经历过流感疫情、经历过总统因丑闻而辞职。然而，道指还是从 66 点上涨到 11,497 点。”

所以，只要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长期前景有信心，对股市就可以有信心。站在长期投资的视角，买入A股，也就是买入中国。

既然是长期投资，自然要长期持有；既然是长期持有，自然要求长期资金。

所以，最好用三五年内都用不到的闲钱来投资，或者从工资里每月拿出一定的比例来投资，切忌使用有压力的资金。

之后，保持耐心即可，毕竟，“股市是一种将财富从没有耐心的人手中转移到有耐心的人手中的工具。”

牛市来了吗？

写到这里。很多读者可能会问，最根本的前提没有解决啊，现在究竟算不算牛市？

其实，写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你，无论是不是牛市，都不影响你当下的投资：如果还在熊市，正好建仓；如果是牛市初显，更要加快建仓。

无论如何都要建仓，不是吗？

拿下券商牌照，银行可不是来做鲶鱼的

“证监会有可能向商业银行发放券商牌照”的消息传开后，有的股民热烈地期盼道，“银行入场，中国股市终于可以去散户化了”，也有些股民一脸不解，“拿存款人的钱去炒股，真的好吗”？

一般人想到银行就俩字，有钱；想到券商也是俩字，炒股。所以看到银行+券商的组合，才会有上面的误会：中国最有钱的机构要来炒股了。

其实，炒股的是基金公司，券商只是负责开户。所以，银行拿下券商牌照，不是下场炒股的，这背后，是一盘大棋，一张徐徐拉开的大幕。

为何不给银行发券商牌照？

现在为何要给银行发券商牌照？先要了解，之前为何不给银行发券商牌照。

在黄达教授编著的《金融学：货币银行学》一书中，对此作了详尽的介绍，一言以蔽之，上世纪90年代，银行经营证券业务出了风险。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银行业务非常单纯，不存在分业、混业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四大国有银行纷纷设立证券营业部，开始了混业经营。

但与德国等发达国家的综合经营强调“防火墙”机制（股东层面混业，经营层面隔离）不同，当时我国四大行的混业是真正的“混在一起”，“资金调度实质上是一个锅里吃饭，决策则是领导说了算”，不同业务之间缺乏防火墙，很快就产生了大量的风险：

“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社会上出现了房地产热和证券热，银行大量信贷资金流入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这不仅造成股市的剧烈波动和一系列违规事件的发生，而且使商业银行损失惨重，呆账、坏账激增，加大了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1995年颁布的《商业银行法》明确了严格的分业经营原则，要求商业银行不得从事证券经营业务，一直延续至今。

问题是，从国际趋势看，混业已是主流。

德国、瑞士等国家一直是混业经营状态；美国吸取大萧条的教训，在上世纪30年代确立了分业经营原则，英国、日本效仿，但上世纪90年代，为提高商业银行竞争力和金融业活力，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相继解除禁令，默许甚至鼓励大中型银行的混业经营，允许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相互渗透、充分竞争。

可见，并非混业经营从根子上容易出风险，更多地要看能不能正确地“混业”。

当前，随着我国金融机构治理机制的提升，防火墙问题不再是障碍，顺应行业发展趋势，混业经营自然被提上日程。

券商航母，离不开银行

任何变革都是有成本的。所以另一个问题是，既然已经如此了，券商的业务自有券商来做，保持现状不好吗？为何一定要让银行掺和进来呢？

在不少人看来，给银行发券商牌照，是出于对银行的偏爱。真相是，要打造能与国际巨头匹敌的“券商航母”，由银行来做胜率更大。

各类金融业务，无论是批发贷款还是投资银行，做的都是风险管理的生意，或分散风险，或转移风险，或对冲风险。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与风险打交道，难免被风险反噬。各类金融机构中，只有银行的抗风险能力最强，在央行的救助责任之下，银行几乎拥有“不死金身”，而其他金融机构，很容易在时间的长河中落水退场。

所以，打造券商航母，背靠银行，更容易“剩者为王”。

以美国为例，次贷危机之前，高盛、摩根士丹利、美林、雷曼兄弟、贝尔斯登等五大独立投行叱咤华尔街，风头和影响力与花旗银行、美国银行等银行巨头相比不遑多让。

2008年，在次贷危机冲击下，五大投行摇摇欲坠。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相继破产倒闭，美林证券被美国银行并购，高盛、摩根于2008年9月21日被批准改组为银行控股公司，方才逃过一劫。

正因为此，有人讲2008年金融危机几乎消灭了独立投行，催生了全能银行主导金融体系时代的到来。此言不虚。

就中国而言，商业银行一直是金融体系的压舱石。2019年，国内133家券商，总资产7.26万亿元，仅为银行业总资产的2.5%；净利润1231亿元，也仅为商业银行净利润的6.2%。

只有背靠银行，才能算是航母。

银行不是来做鲶鱼的

还有人讲，银行进入证券行业，会带来鲶鱼效应，刺激证券行业经营效率的提升。问题是，银行这么大体量，可不是来做鲶鱼的，杀鸡不用宰牛刀。

银行入局，着眼点在于直接融资，在于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比如，老大难的问题投贷联动。

投贷联动，将股权投资和银行贷款结合，能发挥“1+1>2”的效果。但投贷联动，需整合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分业经营下的商业银行根本做不到得心应手。

最大的难题是退出问题。投贷联动，讲究“以投补贷”，用投资收益弥补贷款风险损失，但要获得股权投资收益，项目退出是大前提。

对银行而言，只有补齐了券商牌照，前期投贷联动，后期上市辅导，一条龙服务，IPO退出有望，整个业务才能“活”起来。

当前，国内大中型企业杠杆率高企，投贷联动能助其降杠杆；中小企业贷款无门，投贷联动助其获得贷款机会，可谓恰逢其时。

更重要的是，对银行而言，获得券商牌照后，有能力涉足资本市场，还能反过来带动企业深度参与资本市场。

企业的价值创造，存在两个市场：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商品市场中，企业靠销售商品和服务获得营业收入，销售的是过去和现在；资本市场中，企业靠发展前景和预期进行股权融资，销售的是未来。

银行所在的信贷市场，强调还本付息，看重营业收入，聚焦企业在商品市场中的经营；而随着银行获取券商牌照，有能力帮助企业在资本市场卖个好价钱，自然也会引导企业更多地参与资本市场，通过股权融资补充发展资金。

更多地企业参与到股权市场，直接融资也就起来了。

大幕开启

最后一个问题，银行获得券商牌照，对股票市场有何影响？

就股票市场而言，券商的主要作用有三个，一是帮助投资者开户，向股市输送资金；二是帮助企业IPO，向股市输送上市标的；三是撰写研究报告，影响市场情绪。

就这三点看，券商既是股市的资金入口和上市公司入口，又能左右市场情绪，理应在资本市场中呼风唤雨。

但问题是，券商虽然掌握着资金入口，却不掌握资金；虽然为企业提供IPO服务，却从未深度参与过企业的经营发展。所以，中国的券商，在资本市场并没有太强的存在感。

银行就不同了，银行既是市场中最大的金主，又是绝大多数企业最依赖的金融伙伴，银行入局后，既有能力改善股市的资金面，又有能力改善股市的基本面，自然能给A股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当然，就A股市场而言，仅仅是注入一些活力是不够的。

好在，这几年，从科创板推出、注册制改革，到严打财务造假、严打操纵股价，再到各种措施鼓励长期资金入市……

一点一点的利好累积，市场正发生着根本性的改变。我们也许觉察不到，只因我们身在其中。

当前，资本市场新一轮的发展大幕也已经拉开。大家不要以为这只和股民相关，很多人魂牵梦萦的风口，就在这大幕之下。

参考资料：

    1、 黄达，《金融学：精编版：货币银行学：第5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2、 刘元庆，《信贷的逻辑与常识》，中信出版社，2016.

本文由“薛洪言微语”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薛洪言

社会在进步，为何年轻人的压力越来越大？

很多人困惑，社会越来越进步，为何年轻人的压力越来越大？

其实，同“教育越进步，对学生要求越高”一样，社会在进步，对年轻人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就是压力的来源。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体会，小学的数学题越来越难，初中生的英文水平越来越高，高考的整体难度越来越大。

教育在进步，学生水平在提高，为确保区分度，考试难度只能越来越大。考试难度增大，反过来又加剧课业竞争，学生压力越来越大。

进步的“悖论”

这两年，很多人讨论内卷问题，即年轻人学历越来越高，工作越来越努力，但从结果上看，付出更多，幸福感和成就感并没有增加，甚至不增反降。

努力与进步，反倒带来更大的压力，这就是进步的“悖论”。这些年，大学应届毕业生应该都有体会，工作一年比一年难找。

三十年前，大专毕业就是人才；二十年前，大学毕业才算人才；十年前，211成为隐形门槛；这两年，985毕业也未必找到好工作。

高等教育入学率越来越高，这是教育的进步，但毕业生增多导致僧多粥少，好工作却越来越难找。

同样，在一家企业中，随着员工平均工作效率的提升，员工的竞争压力也在加大。

平均60分时，70分的员工日子滋润，还能升职加薪；当平均水平提升到90分，80分的员工反倒成了吊车尾，有末尾淘汰的风险。

从结果上看，越优秀的公司就得越努力，也越辛苦。

这种“进步悖论”现象，还能推广至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比如，《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就认为，历史上人类农业革命的真正本质，是让更多的人以更糟的状况活下去：

依托农业革命，土地养活了更多的人口，人类族群得以扩大；但相比采集时代，个体牺牲了饮食多样性和更灵活的作息，生存质量反而下降了。

存量财富凸显

年轻人的压力，还与横向比较相关，尤其是不同的人，背后有不同的家庭。

比如，同样两个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收入相当，但一个家里全款出资买房，一个自己付房租，还要攒首付。不考虑其他支出，两个人仅仅在房租、房贷支出上的差异，就能很快在财富积累上拉开差距。

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不平等，但如托马斯·皮凯蒂所说，“不平等本身未必是坏事，关键问题是判断它是否为正当的，是否有存在的理由。”

年轻人之间这种因家庭背景产生的差距，有什么合理的理由呢？理由就是经济的发展。

相比一穷二白时，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积累的存量财富越多。存量财富可以代际传递，使得家庭背景在年轻人竞争中的作用快速扩大。

90后常常羡慕70后，因为70后有着相似的家庭，且成长于经济拓荒期，机会多多，人生际遇全靠自己奋斗。

在社交平台上，很多00后自称焦虑一族，因为彼此间差距拉得很大：有些00后，在一线城市有几套房，有些人，则几乎不可能在一线城市买房。

经过二十年不间断的升值，房子，已经变成横在年轻人之间的一堵墙。

此外，经济增速放缓时，增量财富的创造速度下降，还会进一步凸显存量财富的重要性。比如，经济下行期，很多人工资收入下降，但房东的租金收入可能不降反增。

另外，财富是可以流动的，国内增速放缓、机遇减少时，还可以跨国转移，在全球范围内追逐高收益。

好在，社会自有其调节机制。

当存量财富占比越来越高时，会对社会公平性产生影响，从而引发对存量财富调节的需求，如当前房产税的呼声正变得越来越高，而遗产税也会提上日程。

等“考上大学”再说

相比中国的年轻人，很多发达国家的年轻人显得没有那么大压力。学学他们怎么做的，对我们是一剂良药吗？

恐怕学不来。

发达国家年轻人没有压力的表象背后，是福利社会+不平等加剧的双重作用。

一方面，发达国家积累了足够多的存量财富，有能力建立更完善的社保体系，不努力也饿不着。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经济低速增长，增量财富有限，存量财富的代际传承影响更大，不平等加剧，很多年轻人的上升通道被锁死，努力也未必能改变什么。

不平等加剧，不但不能学，还要引以为戒，要借助政府调控之手在公平和效率的动态平衡中寻找最优解。而福利社会，背后是发达国家长达百年的财富积累，不是想学就能学的，需要足够的本钱。

据《21世纪资本论》数据，1900～1980年，全球70%～80%的商品与服务的产出都集中在欧美，即便到了2010年，占比也高达50%。

2019年，中国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但从财富积累、国家竞争力角度看，我们还在路上。尤其是这两年中美的大国博弈，竞争加剧，还不是放松的时候。

某种意义上，这和孩子的教育是一样的，小学很苦，中学也苦，为何家长不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呢？因为有升学竞争，不刻苦学习考不上985。

什么时候能放松一下呢？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告别了低层次低平台竞争。

在当前的国际竞争中，我们可能正处于高三，大国博弈的关键时期。此刻松口气，就一夜回到解放前，因为若不能参与高等教育，高中毕业和初中毕业，没有本质区别。可能没道理，却是真实世界的游戏规则。

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人们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我们想要的，不是一时的幸福，是可持续的幸福。

要学会延迟满足，等考上大学再说。

生命以负熵为食

物理学中有个“熵增定律”，认为孤立系统总是趋于熵增，即除非有外力做功，系统总是从有序走向无序。

比如，一个房间缺乏清理，就会布满灰尘；一个组织缺乏管理，必然混乱倒闭；甚至宇宙作为封闭系统，缺乏外部能量输入，也必然走向死寂。

同样，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需要个体奉献出时间和精力，以此对抗无序。于个体而言，就会表现为一种压力。

所以，某种程度上，正是年轻人的压力，推动了社会持续进步。

当前，年轻人的压力，大都可归结为经济压力：不能在心仪城市买房的漂泊感，工作乏味不敢辞职的无力感，管不住手又无力偿还账单的自责感，甚至自由的灵魂被现实束缚的愤怒感……

这类问题，本质上就是经济不自由，不能潇洒地说走就走、过随心所欲的生活。

问题是，哪有真正的随心所欲、无压力的生活呢？

对于熵增定律，物理学家薛定谔曾引申道，生命以负熵为食。食物是一种负熵，生命体靠食物对抗死亡；学习是一种负熵，生命体靠学习对抗无知。

或许，压力也是一种负熵。正是经济不自由产生的压力，才是我们努力走向经济自由、追求自我实现的起点。

大银行的APP，正在变成瑞士军刀！

很多男生都有一把瑞士军刀，买的时候，总想着有这一把就够了，牙签、剪刀、平口刀、开瓶器、螺丝刀、镊子、钥匙扣，应有尽有。可需要剪刀的时候，我们会找真正的剪刀。

从用户运营的角度看，瑞士军刀属于典型的大杂烩式APP：下载量很高、使用率很低，既没有颠覆剪刀，也没有颠覆镊子。

很多大银行，正在把自家的APP打造成这样的瑞士军刀：功能越来越丰富，用户却从来不用；注册用户数屡创新高，月活用户一直在低谷。

瑞士军刀

这两年，APP建设讲究一站式、讲究生态布局，尤其以支付宝为代表，早在2015年就定位于生活服务平台，开启了广连场景之路。

晚几年起步的大中型银行，也纷纷走上一站式生态之路，辛辛苦苦建场景，却收效甚微。有人说错失了先发优势，不尽然，应该是方向出了问题。

一站式平台，走的是融合之路，融合不同的场景，满足用户各类需求。但融合战略，未必是对的。

如果融合一切是正确的战略，那应该能融合一切，为何人们还会去抖音、快手看短视频，会去天猫、苏宁购物呢？

当然，如果说融合战略是错的，又无法解释互联网巨头们似乎毫无边界的扩张，还一个个建立起了庞大的生态家族。

显然，融合战略，非真理也非谬误，要讲究前提条件。

瑞士军刀式的融合战略走不通，究其原因，缺乏差异化亮点。要走融合之路，总要有个核心，就像支付宝的支付、的社交、美团的外卖、头条的资讯、苏宁的零售，或者像超市里的生鲜、商场中的潮牌店，人们为拳头产品而来，顺便消费其他品类。

银行APP的问题，恰恰在于缺乏这样一个拳头功能，功能虽多，哪个拎出来都不强，就像瑞士军刀，剪刀比不过剪刀、镊子比不过镊子，用户虽然会买下来备用，一年也未必用一次。

瑞士军刀，只要卖出去就行；可银行APP，若用户只下载不使用，就一点意义也没有。

“支付”是个陷阱

银行APP，必须要找到一个核心。注意，是寻找，不是创造。

去哪里找呢？去用户心里找，“在用户的心智中做到与众不同”。

根据定位理论，占领用户心智只有两招，要么把握品类分化机遇，把品牌打造为新品类的代名词，如支付宝之于第三方支付，很多用户已经把支付宝等同于第三方支付；要么只能“调动用户心智中已有的认知，重新连接已经存在的联系”。后者，要困难很多。

就金融APP而言，云闪付还有希望开创一个新品类，既不同于银行，也不同于第三方支付；所有的银行APP，只能在“银行”这个大品类中找机会。

很多银行的APP运营思路，却是拼命地打造支付功能，意图把自己塑造成第N个支付宝，怎么可能成功呢？

用户的心智模型中，想到支付，就只想到、支付宝，银行APP花再多钱补贴，也不可能扭转用户认知。

定位理论中有个“二元法则”，认为用户心智中只能为每个品类留下两个品牌的空间。第三个品牌要想成功逆袭，非常困难。

就好比在用户眼里，可乐就是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非常可乐花再多钱打广告，甚至打民族牌，也不可能逆袭。

所以，若做不到第一第二，最好开辟新的品类。

如瑞幸咖啡，抛开财务造假不谈，其成功就在于开创了新的咖啡品类，定位于外卖咖啡，与星巴克、Costa的“第三空间”（非家非办公的第三空间）概念进行了区隔。

对银行APP而言，虽然支付是高频功能，但支付品类名花有主，纠结于“支付”定位无济于事，最应该做的是回归“银行”定位。在银行这个大品类中，寻找新的机会。

银行没有品牌

线下时代，很多银行塑造了差异化的品牌定位，如零售金融之于招行，小微金融之于民生，同业金融之于兴业、资管理财之于光大等。

但这些定位，主要存在于同业的评价中，不在普通用户头脑中。所以到了线上APP时代，在产品服务层面，用户心目中依旧不存在明确的王者。

比如，提到信用卡，用户会想到哪家银行？是招行、广发、浦发、兴业，还是工农中建交呢？

真实情况是，无所谓。

办哪张卡，取决于开卡大礼包，用哪张卡，取决于积分和补贴。虽然银行业努力经营数十年，补贴优惠无数，但还没有哪张信用卡牢牢占据用户心智，并口口相传。

在用户心中，有信用卡品类，无信用卡品牌。

投入巨大品牌营销资源的信用卡尚且如此，存款、理财、消费贷、车贷、房贷、转账支付等更是如此了。

银行产品，陷入同质化竞争的泥潭，用户被价格和便捷吸引，唯独不关心是谁家的产品。用户没有粘性，没有忠诚度。

这个时候，当互联网巨头杀进来，并成功占据支付品类心智时，简直就成了无敌般的存在。支付也就算了，尤其让人诧异的是，明明很多银行的宝宝理财比余额宝收益率高，用户还是把钱存在余额宝里。

不仅仅是支付便捷问题，也不仅仅是用户不知道余额宝收益率低，这里面还涉及到用户忠诚度。在《品牌的起源》一书中，作者艾·里斯就认为：

“顾客忠诚度意味着你的顾客愿意购买你的产品或服务，即使他们能在别处以更低的价格（或更高的品质）买到同样的产品或服务。”

表现出来，就是明知道余额宝收益率不高，用户就是懒得折腾、懒得换，真是愁坏了银行APP的运营同学。

不是用户懒，是说到金融APP，用户就想用支付宝，恰好支付宝里有个余额宝，那就用一下吧。能奈用户何呢？

当然，产品才是核心。用户忠诚度是非常短暂的现象，收益率上不去，终究会把用户赶跑。比如，在2010年，既便你是十年的诺基亚铁粉，也会毫无内疚地去买台iPhone4。

银行APP要做的，就是找到这种差异化的体验优势，然后不断强化、放大、讲给用户听。

寻找差异化

说到差异化，又是银行人心中的痛。

一般消费品，吃的、喝的、穿的、用的，既可以从款式、原材料、工艺等方面找差异，还可以从品牌、潮流、定位上找差异，没有差异还能塑造差异。

比如，奔驰的用户印象是“乘坐体验好”，宝马就强调自己“驾驶体验好”。普通用户哪分得清二者在乘坐、驾驶中的细微差别，但在这种品牌认知下，自己开车倾向于宝马，若有司机就买奔驰。在刻意的品牌塑造下，奔驰成为“名望”的代名词，宝马则化身“超级驾驶机器”。

但金融产品补贴，你非要给用户安利自家的贷款产品如何与众不同，除了利率、额度、申请体验、使用场景外，其他就无计可施了。

利率接近的两款贷款产品，再高明的营销策略也不可能做出“白领专用”、“蓝领专享”的品牌区隔。一款智能手机，可以用“黑科技”吸引用户；一款消费贷款，给用户讲大数据风控是没用的。

只能在“利率、额度、申请体验、使用场景”四个要素的狭窄空间里定位，产品迟早会陷入同质化，利率接近、额度接近、申请体验接近、使用场景接近。

前两年，在信息流资讯中的贷款广告中，经常能看到 “下款快、30万额度、日息万分之五、纯信用”等关键词，那个时候，这些特征是一种优势，现在已成为行业标配。

标配之外，无法添加新的元素，让产品与众不同。最终，走向了信用卡的老路：靠积分、立减优惠、场景渗透等争抢用户，本质上在打价格战。

现在，很多银行APP的拉新促活策略，就是靠补贴、优惠、羊毛三板斧，购物商城、餐饮立减、充值优惠、活动积分等，莫不如此。

这种同质化的补贴促活，让银行内部看不到破局希望，导致执行层面摇摆不定，陷入一种间歇式运动：补贴几个月，停几个月，再补贴几个月……仗着财大气粗，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运营着。

在这种无力感下，可还有银行梦想着靠APP打个翻身仗？

路在何方？

悖论在于，没人敢放弃APP，一旦放弃了APP，也就放弃了业务发展的自主可控性。

零售金融领域，正在重复消费品领域走过的路，即随着竞争加剧，会出现一条从工厂到渠道商的权力转移路径：

行业初期，产品供不应求，生产环节为供应链核心，用户和渠道的意见无足轻重，一如福特先生的名言，“你可以要任何颜色的汽车，只要它是黑色的”。

行业中后期，产品供应过剩，用户掌握了决定权。终端渠道离用户更近，掌握了产业链核心权力，即所谓“得终端者得天下”，如当前的天猫、苏宁。

谁离用户更近，谁就能掌握核心权力。

零售金融领域，这一规律也在显现，流量平台正集聚起更多的权力，且向头部平台集中。

前两年，用户还敢于在各种APP、信息流中申请贷款，很多人踩雷高利贷、套路贷，苦不堪言；这两年，学乖的用户只敢在头部平台点击贷款广告，求个心安。

小的流量平台在市场规范中被洗牌，大的流量平台乘势推出自营贷款品牌，再以联合贷款之名，挟天子以令诸侯，把各类贷款产品圈进来，美其名曰“开放平台”，最大化承接用户红利。

中小银行，普遍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专心做产品，做流量平台背后的资金方和供货方；不甘屈尊的大银行，发愤图强，立志要“以我为主”搭建多元渠道体系，但过去几年自建APP生态的努力并不成功。

问题是，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毫无差异化的同质竞争，必然导致马太效应，入口越来越集中。

过去几年的激烈竞争，中小流量平台退场、中小银行APP式微，现在剩下二三十家大银行依旧活跃，但还能撑多久呢？

在《金融业让利1.5万亿：谁将吃土，谁能吃肉？》一文中，我曾讨论道“当前，无论是中长期经济转型，还是短期经济抗疫，都对银行业提出更高的要求”，其实，行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也对银行业提出了更高要求、更多挑战……

越来越多的难题，等着解答。

某种意义上，这代银行人是不幸的，因为有这些难题；某种意义上，这代银行人是幸运的，因为有这些难题。

这个世界从来不存在一眼望到头的结局，看似无解的困局往往潜藏大机遇。一如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之于20世纪的物理学，只要能往前迈出实质的一小步，整个行业就会打开一个新天地。

参考资料：

1、（美）艾·里斯（Al Ries）,劳拉·里斯（Laura Ries），《品牌的起源》，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本文由“薛洪言微语”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薛洪言

让利1.5万亿，420万银行人何去何从？

6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考虑到2019年金融业税后利润约为2.9万亿，1.5万亿算得上巨额红包了。

让利的主要工具是降息，而利息降下来容易升上去难，所以这还不是一次性让利，更像持续性让利，至少持续三五年。这种持续性让利，必然深刻改变金融业的经营土壤，对金融机构的生存能力、发展能力均提出更高要求。

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准备迎接大变局吧！对从业者来讲，金饭碗也愈发褪色了。

利从哪里让？

1.5万亿的让利红包，谁来出呢？主要是银行。

2019年，中国金融业税后利润约为2.9万亿元（测算过程为：银保监会的金融业税后利润数据更新至2017年，为2.43万亿元，2017-2019年北京金融业净利润增速为19.5%，假定全国也是这个增速，得出2.43×（1+19.5%）=2.9万亿），其中，银行业金融机构约为2.63万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约为0.27万亿元。具体如下：

从利润分布看，银行业金融机构占9成，其中商业银行占7成，是主要的让利来源。也就是说，1.5万亿的让利红包，商业银行大概要承担1万亿。

让利主要靠贷款降息。2019年末，商业银行贷款余额130万亿元，贷款利率平均下调0.77%才能凑出1万亿。考虑到商业银行净息差只有2.2%，0.77%的利率降幅必然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产生显著影响。

若简单据此估计，2020年，大多数银行净利润缩水可能在三成到四成左右。

当然，不可能真的缩水这么多，那样的话，不良怎么办？人才外流怎么办？银行可持续发展怎么办？防范系统性风险怎么办？

贷款利率下降的同时，存款利率也会降。也就是说，银行这1万亿的让利指标，最终是由存款人和银行共同来承担的。此外，当前大型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为12.5%，还有下调空间，降准释放的规模空间也能一定程度上弥补降息的盈利缺口。

就存款人和银行的博弈看，理想状态下，银行可通过降低存款利率把压力全部转嫁到存款人头上，从而继续维持2.2%的净息差，但现实中不可能。以工行数据看，2019年平均存款利率仅为1.59%，已经比较低了，真要降至1%以下，只会把存款人都赶跑，银行也不必开门营业了。

所以，理想的分摊结构应该是，存款人承担一部分影响，多数压力，还是由银行自己来扛。

这种情况下，2020年银行业净利润负增长没有悬念了（疫情之下，实体经济这么难，银行业净利润若继续正增长，也难免滑稽），至于缩水多少，要看各家银行自己的本事。

此外，就420万银行从业者而言，加薪估计又要泡汤了。

低息贷款炒房？想多了

利率下调，会利好股市和楼市。1.5亿股民，欢喜雀跃；意图炒房者，也似乎看到了曙光。金融业让利的新闻出来后，“炒房又有钱了”、“低息贷款大概率流入楼市”等评论受到很多网友追捧。

降息利好楼市，这一点没问题，还本付息压力降低了，购房能力自然也提高了。但说到专门让利实体的低息资金大规模流入楼市，就真的是想多了。

资金如水，滴灌渗漏在所难免，但大规模流动，需要专门疏通河道，离不开政策推动与支持。在当前“房住不炒”的大环境下，监管层面对资金违规入楼市严查死守，贷款资金成规模地流向楼市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大家就不必操心了。

退一百步说，即便真的有监管不掌握的流通渠道，但资金大规模入楼市，必然导致房价异常上涨；此时，只需反向追溯资金来源，就很容易堵上漏洞，并杀鸡儆猴。

另外，遍观历史上任何大的财富机会，无一不是乘天时之利，顺应了时代的大风口。当前房地产行业已经错失天时，聪明的资金也不会逆势而行的，大家不要小瞧了炒房团的智慧。

相比之下，对股市是个持续利好。降息和让利实体是一方面，股市上涨的财富增值效应是另一方面。

对实体企业来讲，低息贷款固然重要，但企业更需要的是订单和消费。国内1.5亿股民，股市赚钱效应下的消费提振效果不容小觑。

而且政策层面也一直在着力支持资本市场发展。证监会就不用说了，分内之事，在近日召开的陆家嘴论坛中，银保监会郭树清也提出“银保监会拟推出六项举措支持资本市场发展”，继续放宽银行、保险资金入市。

两大监管机构合作，天时地利人和，股市没理由不迎来大机会。

银行加速“内卷”

最近一段时间，“内卷”一次在网络上很流行。银行业也早已内卷化，竞争激烈，很多小银行既便使出浑身解数，也只能眼看着市场份额被蚕食。

在金融科技大潮下，地方性小银行正加速被时代抛弃。2011-2019年，六大国有银行（工农中建交邮储）净利润占比持续下滑，让出的市场份额，早期是中型和小型银行均沾，但2015年以来，只有30家上市银行吃到了红利，另外约2300多家非上市银行的利润占比趋于停滞，只是喝了口汤。

2300多家非上市银行中，内在分化也很明显，既有广发、渤海、恒丰等3家全国股份制银行，也有1200多家农村商业银行，以及近1000家农村信用社。

全国性银行和已上市银行，有实力追赶金融科技大潮，在零售转型、助贷风口中分一杯羹；而绝大多数地方性小银行，优质个人客户被辐射全国的金融APP截胡，优质对公客户被全国性银行普惠下沉截胡，又受不良率拖累，转型举步维艰。

2019年初，审计署网站曾披露某省银行业不良率高企的问题，2018年末该省有42家银行不良率超过5%的警戒线，其中，有12家银行不良率超过20%，个别银行甚至超过40%。

这些问题的背后，反映的就是行业分化加速的大趋势。

就此次1.5万亿让利而言，个别地方性小银行可能已无利可让。但减费降息政策具有普适性和持续性，所有银行都得做好让利割肉的准备，无论胖瘦。

一些小银行，可能不得不退出市场。这两年，不断有银行股东拍卖银行股权，但银行股权却并不吃香，据媒体不完全统计，2020年以来银行股权流拍率超过6成。

当然，抵持股比例的财务型投资缺乏吸引力，针对商业银行的控制权并购还是有市场的。未来一两年内，我们大概率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小银行被收购。

这对银行业来讲，不啻于一次环境倒逼型的供给侧改革。

无论是中长期经济转型，还是短期经济抗疫，都对银行业提出更高的要求，银行业内部唯有优胜劣汰、资源集中、加速奔跑，才能更好地在新形势下服务实体经济。

反哺实体

国内金融业最受民众诟病的一点，就是所谓的“吸血论”：实体企业盈利能力孱弱，金融机构个个膘肥马壮。

A股3800多家上市公司，称得上中国企业界的精华，但精锐部队的盈利情况也不如人意。2019年，A股上市公司净利润超过10亿的不足500家。从结构上看，113家上市金融企业（证监会行业分类），净利润占比常年超过50%。

往年来看，大家只是抱怨一下，但2020年不同往常。

疫情之下，实体企业盈利能力持续缩水，今年1季度，3800多家A股上市公司中，1200多家亏损，2500多家净利润同比负增长。这种情况下，要求金融业让利的呼声自然高涨，金融业也责无旁贷。

这两年，无论是宏观环境还是行业环境，都在给金融机构施加压力。金融机构自然可以抱怨日子越来越难过，可放眼望去，金融机构依然是最赚钱的：银行为盈利增长倍感压力，企业却在忧虑能否活下去。

都什么时候了，救他人也是救自己，没什么可抱怨的。

剁手购物后，你会心虚吗？

618来了，818在不远处，之后还有双十一。

你争分夺秒地抢优惠券、准时下单，结束战斗的瞬间，你长松一口气，又随即陷入空虚，心里有个声音警示你：当心消费主义！

一方面，追求更好的消费品，是人性使然，收入水平的提升，自然带来消费标准提升；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对享乐主义依旧心存警惕，批判一切过度消费的苗头。正是这种相反的张力，给很多消费者带来认知失调：一边借助消费彰显自我，激情买买买；一边又自称“剁手族”，愧于将消费记录示人。

购买时有多狂热，下单后就有多心虚。

精致穷

消费超过基本需要，必然与享受有关。很多人对享乐主义心存警惕，对消费文化也就心存疑虑，甚至口诛笔伐。

这背后，并非食古不化，根本上源于市场经济内部的失调：

生产领域，强调竞争与效率，要求自律、勤奋、奋斗、理智，鼓励醉心于事业和成功；

而消费市场，追求更大的销量，强调的则是时尚、自我满足、及时行乐，鼓励攀比心理。

生产环节要求人们理智、奋斗、醉心于工作，销售环节又希望人们冲动、攀比、醉心于享乐。生产者脱下工装就是消费者，工作中一套文化，生活中另一套文化，消费心态怎能不别扭呢？

此外，工作场所强调满负荷投入，恨不得把所有时间耗尽；而消费生活又要求足够的休闲，无论餐饮娱乐、美容旅游还是体验经济，都是杀时间的项目。

这也导致一种尴尬：能赚钱的没时间，有时间的可能没钱。体验经济要么发展不起来，要么靠低收入人群支撑，后者靠借钱撑得一时。

社会上，有一群自称“精致穷”的男孩女孩，赚得不多、对精致的追求不减，宁愿花光工资装点门面，甚至不惜背上高额债务。

正是这类现象的日益增多，引发大众对消费主义的反思。很多人更是质疑，消费主义扭曲了年轻人的价值观。

在互联网语境下，我们都活在他人的关注里，个人的价值需要通过他人的认可得以实现。随着整体收入水平的提升，人们的消费需求也越来越关乎能够标示地位的潮品、奢侈品等。

很多年轻人，恰好处于寻找社会认同的心理发展阶段，误以为可以用特定的消费标准来界定自身的地位和品味，从而跨越经济能力追逐高消费，被经济压力反噬。

这类现象频发，的确值得反思，文化日趋多元化，不同的消费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土壤，不同的个体却未必能选择适合自己的消费方式。一旦选择错误，就会导致经济基础与消费认知的失调，诸如“精致穷”等也就不可避免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金钱压力

“在任何现代工业社会中，引起生活方式重新调整的力量主要是经济力量；或者更具体地说，这些力量以金钱压力的形式体现。”——凡勃仑

文化现象的背后是经济土壤。消费主义的崛起，是因为到了该崛起的时候。

早在19世纪后半叶，德国统计学家里斯琴•恩格尔就发现，消费选择与收入密切相关。收入水平较低时，人们会把收入更多地用于购买食物，解决温饱需求。只有收入水平持续提升时，耐用消费品（住房、汽车）、奢侈品、娱乐消费等改善型、享乐型消费才会相继提上日程。

食品位于消费阶梯的底部，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就成为衡量生活水平的标尺，被称作恩格尔系数，比例越低，人们越不需要为食物发愁，生活水平越高。1979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持续降低，食物在消费总支出中占比已不足30%。

在这个过程中，主流文化对于消费的理解和认知也在逐渐改变。

社会学大师丹尼尔·贝尔将人类社会分解为三个层面：技术-经济层面，文化层面，政治层面。经济层面的中轴是资源分配，追求效率，谋求最佳效果；文化层面的中轴是实现并提高自我的愿望。

经济层面，追求效率始终强调奋斗与自律；文化层面，自我实现并非总是强调勤俭与节约。到了一定阶段，二者就会产生相反的张力。

经济发展初期，自我实现追求的是温饱和安全，这个阶段，自我满足源于攒下一笔钱，勤俭节约是主流文化诉求；经济发展处于中高级阶段时，自我实现更多地侧重享受生活、要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勤俭节约不再是唯一的声音。

由于经济层面对效率的追求始终不变，当文化层面的自我实现从勤俭转向享乐时，就会出现一定的相斥性——效率与享乐的冲突。

这个时候，在文化层面，“节俭VS享乐”成为一种显著的社会现象。如美国社会学家欧内斯特•迪希特于1956年所说，

“我们不再真正相信辛苦工作努力存钱是生活的唯一理想；但是潜意识里，辛苦工作努力存钱仍然是我们的道德标准。”

享受生活，是道德的

勤俭VS享乐，是当前消费文化的核心争论点之一。

经过40多年的高增长，越来越多的人爬上了“消费阶梯”较高的位置——追求个性化、时尚，青睐奢侈品，此时，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倾向崛起，意在解除“勤俭文化对一部分群体的认知桎梏”，宣扬“享乐也是道德的”。

但同时，也还有很多人仍处在耐用消费品阶段，在为房子和车子攒钱，他们要捍卫的，是对“勤俭节约”的道德认知。

很多人习惯进行代际比较，80后勤俭、90后享乐等等；其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人认可什么样的消费理念，与其自身经济条件密切相关。

按照代际贴标签的做法，简单粗暴，惹来诸多非议。在B站《后浪》视频刷屏后，快手推出了《看见》，讲的都是年轻人，却是不同的画面。

经济基础不同，争论消费理念无疑鸡同鸭讲。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保持开放心态。

勤俭节约与享受生活，并不是“正确”与“错误”的对抗，是“正确”与“正确”的对抗，两者都没有错，适用不同的发展阶段。

只要与经济状况契合，消费也罢、存钱也罢，没有对错之分。勤俭节约，是道德的；享受生活，也是道德的。

美日经验

我们当前经历的，美国和日本都经历过。

美国的消费主义大潮，始于1970年代。经过战后二十多年的高增长，美国步入消费主义的狂欢，1970年起，储蓄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从1971年的13.5%降至2005年的3.2%。

面对消费的狂欢，当时的美国社会并未欣然接纳，很多社会学者撰文，痛斥消费主义对人的物化，批评“把某一种生活标准等同于生活方式和特定身份（中产阶级）的标志”，并指责广告的推波助澜作用。

然而，文化大潮一旦转向，不把能量耗尽是不会回头的。美国消费文化的形成，是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综合作用的产物。

战后美国经济步入黄金期，经济的持续增长削弱了大萧条下的不安全感，人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以信用卡为代表的负债型购物工具出现，大额消费时再也不必担心资金不足，贷款促消费有了基础；

电影电视等视觉传媒的崛起，在塑造品位、造就偶像上远胜流行小说，为消费文化兴起立下汗马功劳；

1960年代，美国年轻一代追求个性解放，蔑视意义和传统价值观，在文化上为消费主义奠定基础。

社会做好了准备，文化转向，势在必行。

我们的邻居日本，也是如此。

2012年，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教授发表《第四消费时代》一书，从消费角度把日本社会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消费时代（1912～1941年），只发生在东京、大阪等大都市，是少数中产阶级享受特权的消费时代；

第二消费时代（1945～1974年），乘着经济高速发展的春风，以家庭为中心的消费势如破竹，迎来大众化的消费高潮；

第三消费时代（1975～2004年），从家庭向个体转变，消费的个人化趋势风生水起；

第四消费时代（2005～2034年），购物使人幸福的时代结束了，人们消费欲望降低，从“买买买”到“断舍离”，开始追求自然、舒适、宁静的生活方式。

对比三浦展的阶段划分，我们正处于第二消费时代向第三消费时代的转变期。消费大潮，刚刚拉开序幕！

购物后，能不心虚吗？

丹尼尔·贝尔说过，人类最深刻的冲动力之一是将社会体制和信仰神圣化，从而获得生命的意义并抵制死亡的虚无。但贝尔也坦承，自我中心主义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割裂了社会的约束及与他人的分享，使得后工业时代缺乏一个能深入人心的道德体系。

经济的高速发展，催生了多元的消费文化，“勤俭节约”已不足以对所有的消费做出道德评价。如历史学家吕思勉所说，“人的见解，常较时势为落后。人心虽以为允洽，而事势已不容许，总是不能维持的。”

社会文化层面，需要更多包容。

回到个体视角来，对普通消费者来说，更有价值的是如何解决“剁手购物后心虚”的认知失调——我们既认为自己有资格享受更好的生活，潜意识里又认为节俭才是美德。

只有一句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社会一时不停在变迁，我们又何必画地为牢？当然，我们也可以返璞归真，追问欲望的来源，如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所说，

“一如古埃及精英分子，现在大多数人一生汲汲营营，也都是想盖起某种金字塔，只不过这些金字塔在不同文化里会有不同的名字、形体和规模罢了。举例来说，可能是一栋近郊的独栋透天别墅，有游泳池和大庭院，也可能是一个闪闪发光的高楼公寓，有着令人屏息的美景。但很少人会真的去问，究竟为什么我们会开始想建这些金字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