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谈：从“仁孝治天下”到“科技强国”

关于中国文化，梁漱溟先生有本经典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作于1920年代。在那个大变局时代，中西文化激荡冲突。国弱则势弱，西方文化有科技船炮做支撑，代表着进步，一贯而入，所向披靡；中国文化则像古董，看着好玩，在国际竞争中全不实用，步步后退，几乎要被连根拔起。

经历过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的失败之后，有识之士愈发感到要加速引入西方科技与制度，可东西文化在根本上不相容，导致很多西方化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于是便有了“假如采用西方化，非根本排斥东方化不可”的呼声。

可是，究竟何为东方化？何为西方化？二者又有何本质差异？不对这些问题做个彻底探究，要改造文化谈何容易。在那个大师辈出的时代，梁漱溟先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对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梁先生事后多有悔恼之语，认为书中观点多有偏颇错误之处，并一度要求出版社停印。不过，对书中核心论点，梁先生又极其自信，自言“百世以俟，不易吾言”，并补充道：

“关于东西文化的核论与推测有其不可毁灭之点，纵有许多错误、偏颇、缺欠，而大端已立，后之人可资以作进一步的研究。”

关于东西文化，梁漱溟认为，西方的文明是成就于科学之上；而东方则为艺术式的成就。中国的很多事物，都是师徒心传的手艺（特指封建时代的中国，下同，作者注），没有形成专门的学问，所以“中国人讲学说理必要讲到神乎其神，诡秘不可以理论，才算能事”；而西方则靠科学，“讲学说理全都要步步踏实，于论理一毫不敢苟”，把一切分门别类，衍生出细分的学科和学问。

以看病为例，西医处方，一定的病有一定的药，无大出入；中医的高手，水平全在开单用药，病灶病因与药品温凉，凭主观判断，十个医生十个药方，可以十分悬殊。

随之而来的是，西方文化求新，事事日新月异；中国文化尚古，几千年不见进步。因为“科学求公例原则，要大家共认证实的，前人所有的今人都有得，其所贵便在新发明，而一步一步脚踏实地，逐步前进，当然今胜于古。艺术在乎天才秘巧，是个人独得的，前人的造诣，后人每觉赶不上，其所贵便在祖传秘诀，而自然要叹今不如古。”

在中国，“既无学术可以准据，所以遇到问题只好取决自己那一时现于心上的见解罢了。从寻常小事到很大的事，都是如此”。所以，中国的读书人，熟读四书五经，案子也审得，财政也理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了一件事；在西方，则决然不同。这就显出了19世纪之前中西方在社会治理上的区别：中国尚人治，西方尚法治。

人治之下，自然有尊卑高下，有“治人”与“治于人”之别，且“有权的无限有权，无权的无限无权”，中国人不当他是一个立身天地的人，他当他是皇帝的臣民，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中国人在国家层面是皇帝的臣民，在亲子之间是父母的儿女，是父母所有的东西。

“他父亲如果打死他、卖掉他都是可以的，他的妻子是他父母配给他的，也差不多是他父母所属有的东西，夫妇之间做妻子的又是她丈夫所属有的东西，打她、饿她、卖掉她，很不算事”。

此便是所谓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西方法治之下，人人“治人”，人人也“治于人”，去尊卑而得平等。“公众的事大家都有参与做主的权，个人的事大家都无过问的权”，于是便有了“个性的伸展”。个性伸展必然辅以社会组织发达，否则各行其是，没有协调，是走不通的。个性与社会性，互为扶持，缺一不可，所以西方的社团群体也很发达。

因社会性发达，西方注重社会公德，讲究公私分明；中国则讲五伦私德（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为朋友两肋插刀甚至可以枉顾法律，公私不分明。

上面略讲中西文化差异，但差异因何而生呢？同时代的学者多讲“地理决定论”，即：

“希腊国小山多，土地硗瘠，食物不丰，勤劳为活，所以要发明自然科学，征服自然；中国地大物博，无发明自然科学之必要，所以卒不能产生自然科学”。

梁漱溟先生并不认同，在他看来，迫促的境遇不是适于产生科学的缘法，倒要从容一点才行，单为用而不含求知的意思，其结果只能产生“手艺”“技术”而不能产生“科学”。所以，西方文化里对科学的推崇，与“希腊国小山多，土地硗瘠”无根本关系。

梁先生认为，文化并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文化的不同，根源于面对生活中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不同。

面对问题时，所有人类的生活大约不出三个路径：

（1）向前面要求；

（2）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

（3）转身向后去要求。

对应来看，西方文化，是以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走的是征服自然的路子；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走的是与自然融合的路子；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走的是出世的路子。

在漫长的中世纪时代，西方无疑走的是第三条路，寻求在天国得救，但文艺复兴重新让西方走向第一条路。关于这种转变，著名教育家蒋梦麟曾评论道：

“文运复兴的起始是要求人类本性的权利，后来引到发展自然界的新观念和研究的新方法。……西洋人民自文运复兴时代改变生活的态度以后，一向从那方面走——从发展人类的本性和自然科学的方面走——愈演愈大，酿成十六世纪的‘大改革’，十八世纪的‘大光明’，十九世纪的‘科学时代’，二十世纪的‘平民主义’”。

《欧洲文艺复兴史》的作者蒋百里先生也曾评论道，“人也者，非神之罪人，尤非教会之奴隶，我有耳目，不能绝聪明；我有头脑，不能绝思想；我有良心，不能绝判断”。足可见，摆脱了教会的辖制，西方文化才终于走上了“向前要求”之路，开辟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新时代。

就中国而言，在走第二条路，如梁先生所言：

“中国这一套东西，大约都具于《周易》。讲《易经》的许多家的说法原也各有不同，无论如何不同，却有一个为大家公认的中心意思，就是‘调和’。他们虽然不一定像这样说词，而他们心目中的意思确是如此，其大意以为宇宙间实没有那绝对的、单的、极端的、一偏的、不调和的事物；如果有这些东西，也一定是隐而不现的。凡是现出来的东西都是相对、双、中庸、平衡、调和。”

在这种文化思想下，“中国人的思想是安分、知足、寡欲、摄生，而绝没有提倡要求物质享乐的，却亦没有印度的禁欲思想……他持这种态度，当然不能有什么征服自然的魄力……他持这种态度，对于自然，根本不为解析打碎的观察，而走入玄学直观的路”。

至于印度，则是第三条路，“印度人既不像西方人的要求幸福，也不像中国人的安遇知足，他是努力于解脱这个生活（出世）的”。

由于西方国势强盛，所以一般人看来，西方文化的第一条路是高级的，而印度第三条路则是落后的。梁漱溟先生的观点则恰恰相反，在他看来：

“西洋文化的胜利，只在其适应人类目前的问题，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在今日（1920年代，作者注）的失败，也非其本身有什么好坏可言，不过就在不合时宜罢了。人类文化之初，都不能不走第一路，中国人自也这样，却他不待把这条路走完，便中途拐弯到第二路上来；把以后方要走到的提前走了，成为人类文化的早熟。但是明明还处在第一问题未了之下，第一路不能不走，哪里能容你顺当去走第二路？所以就只能委委曲曲表出一种暧昧不明的文化——不如西洋化那样鲜明；并且耽误了第一路的路程，在第一问题之下的世界现出很大的失败。”

所以，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并非落后于西方文化，只是提前跳过了第一阶段罢了。如印度文化，因先天条件不同而提前走上第三条路：

“大约印度当时因天然赐予之厚，生活差不多不成问题，他们享有温热的天气，沃腴的土地，丰富的雨量，果树满山，谷类遍地，不要怎样征服自然才能取得自己的物质需要，而且天气过热也不宜于操作；因此饱足之余，就要来问那较高的问题了。”

当然，印度文化提前走上第三条路，与其种姓制度也有关系。“本来印度人的那种特别生活差不多是一种贵族的生活，非可遍及于平民，只能让社会上少数居优越地位、生计有安顿的人，把他心思才力用在这个上边。”

就中西文化而言，梁先生也是认定为讲究“调和”的中国文化更胜一些。在他看来，西洋近百年来的经济变迁，表面非常富丽，而骨子里其人苦痛甚深，因为西洋人风驰电掣的向前追求，以致精神沦丧苦闷，所得虽多，实在未曾从容享受。正所谓：

“无论什么人——自低等至高等地位——都要聚精会神在经济竞争上：小心提防失败、贫困、地位低降，而努力刻意营求财货。时时刻刻算帐并且抑制活泼的情感，而统驭着自己，去走所计算得那条路。他不敢高狂，不敢狷介，不敢慷慨多情乃并不敢恋爱；总之不敢凭着直觉而动。……其苦恼还不在抑制统御，而在抑制统御之后所生烦闷、倦疲、人生空虚之感。这才是大苦恼，人当此际简直会要溃裂横决！断不会容他长久如此。”

所以，尽管以发展经济为核心的第一阶段是必经阶段，但终归，人类社会要从物质不满足时代进入精神不安宁时代。这个时候，人类不再能承受“以对物的态度对人”，也不能容忍“外面生活富丽，内里生活却贫乏至于零”的状态，主流的文化模式不得不变。

于是，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文化是要复兴的。

但是，复兴是未来的事，当下阶段却要补课，即提倡奋往向前的风气，着力于科学精神的发展。

“我们东方文化其本身没有什么不及西方之处；所有的不好不对，所有的不及人家之一点，就在步骤凌乱，成熟太早，不合时宜。”

我们处于第一个问题之下的世界（物质不满足时代），却直接走上第二条路（精神层面），一旦与世界接轨，必然是节节失败。

站在1920年代的时间节点，梁先生得出结论：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推动科学精神的发展、追求个性之伸展，仍是复兴传统文化之前所必经之阶段。

以上，仅仅粗略概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要点，更多精彩观点，建议大家去看看原书。本书虽成于1920年代，但文化演变何其缓慢，时至今日，书中的真知灼见对于我们认识当下的环境与社会，仍有诸多启发裨益。

经典，向来是不过时的。

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仍处在补课的第一阶段——追求创新、奋勇向前。这个阶段侧重于物质进步，难免对精神层面照看不足，但世间本就没有两全之事，跨过这个阶段，才能进入下个阶段。

就每个人而言，倒不妨多接触传统文化，丰富精神生活，与注重物质进步的大环境做个调和。

本文由“洪言微语”原创，作者系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 薛洪言

参考资料：

1、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华书局，2018.

春节红包大战：为了几块钱，我们为何乐此不疲？

春节红包大战持续多年，有人兴趣寥寥，甚至多有厌烦；却有更多人乐此不疲，活力满满。

“折腾半个月，收入2块钱”。有人算过一笔账，从单位时间人力成本看，这些设计繁杂的红包活动，收益远低于时间成本。其实，根本不必算账，这是明摆着的事。问题是，我们人类的活动行为，利益算计哪能框得住。

当我们成为“群体人”

那些从未参与过春节红包活动的人，对于红包大战多表现出明显不屑，我随机访谈了几位朋友，这是他们的评论：

“无聊，又开始了”“浪费眼睛，中的钱不够买眼药水”“中国人嘛，就喜欢凑个热闹，即使被消费了，也乐此不彼”“不知道究竟有啥用，能换回家的火车票吗？”……

那些正在参与红包活动的人，则是另一个视角：

“昨天加班，扫了一个敬业，我都感动了”“最终发红包的时候可以和亲朋好友一起互动、比较，很开心啊”“我们是为了钱么？！你不理解那种乐趣！特别有过年的氛围！”“我不管，反正大家都在玩，我也要玩” ……

区别出来了，没参加活动的人，谈的是利弊得失；参加活动的人，讲的是情感、氛围和乐趣。前者是个体视角，后者是群体视角。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庞勒曾在《乌合之众》一书评价个体与群体的不同，“私人利益几乎是孤立的个人唯一的行为动机，却很少成为群体的强大动力”。简单说，个体讲利益，群体谈情感。

在庞勒看来，群体中的个人不但在行动上和他本人有着本质的差别，甚至在完全失去独立性之前，他的思想和感情就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深刻，它可以让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改造成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犯，把懦夫变成豪杰。”他一针见血地评论道：

“是群体，而不是孤立的个人，会不顾一切地赴死犯难，为一种教义或观念的凯旋提供保证，会怀着赢得荣誉的热情赴汤蹈火，会导致人们——就像十字军时代那样，在几乎全无粮草和装备的情况下——向异教徒讨还基督的墓地，或者像1793年那样捍卫自己的祖国。”

当我们参与红包活动，我们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经由社交玩法彼此连接成一个群体，这个时候，“我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群体心理”。

群体的显著特点，就是“情感用事”，理性退居幕后。作为一项群体活动，最终红包奖励的多与少不再重要。我们看中的，是参与其中，成为群体的一员，“反正我不管，大家都在玩，我也不能落后”；以及在群体活动中实现的情感满足，如互动产生的被需要感、馈赠带来的自我形象优化等。

就像十年前开心网上兴起的偷菜游戏，有人半夜三点起床偷菜、抢车位，有人因上班时间偷菜被开除，甚至有人因痴迷而到真实农场中偷菜被刑拘……，游戏的火爆让“偷菜”一词成功入选“2009年度中国文化产业十大关键词”。

人们乐此不疲地偷菜，甚至不惜付出一些代价，究竟为了什么？是金钱吗？根本就没有金钱。人们看中的，是游戏本身带来的参与其中和群体互动。

群体的魔力

问题来了，群体为何有此魔力呢？心理学家尝试给出了各种解释。

（1）群体极化

作为社会性动物，我们需要参考群体行为来判断自己的心理、行为、能力和生活状况，我们会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通过模仿和从众让自己更加适应群体“主流价值导向”。

心理学家发现，这种社会比较心理，通常促使个体极端化自己的观点和行为，以便展示更加理想、更加符合群体价值导向的自己。从结果上看，群体决策会比个体决策极端地多——要么极端保守，要么极端冒险，这种现象被称作“群体极化”。

在“群体极化”效应下，利弊算计通常被弱化，诸如尊严、自我牺牲、信仰、对荣誉的爱、民族自豪感等，在群体中被放大，成为影响群体决策的主导因素。

如庞勒发现，相比对证据的重视，陪审团成员更愿意展示自己的慈悲心，“一位怀抱婴儿的母亲只要装出一副唯命是从的样子，就足以打动陪审团的慈悲心肠”。相比逻辑严谨的同行，善打感情牌的律师更容易取得辩护的胜利。

启示在于，主打感情牌、凸显群体主流价值（70后、80后、90后各个不同）、为用户提供凸显这种价值的便捷操作，才更容易产生社交裂变效应，在众多红包活动中脱颖而出。

（2）自我说服

当行动与认知不一致时，为缓解认知失调带来的焦虑和压力，人们通常会改变认知，把行动合理化，这就是心理学中的“自我说服”现象。

这种心理在群体中得到强化。对于群体行为，没人愿意公开表示反对，会在群体中产生一致性幻觉，即每个人都认为其他人都赞成这种行为。个体感受到这种“群体一致性”的压力，除了不发表反对意见外，通常会发自内心地改变自己的看法，把群体行为合理化。

所以，群体行为通常会自我强化，参与的人越多，越会受到更多地人真心拥护。在圈外人看来，通常意味着群体抱团、顽固和难以说服。

圈外人和人，一个说理，一个谈情，不在一个频道上，鸡同鸭讲，自然沟通无效。

（3）从众与众从

在群体活动中，“从众”和“众从”相继发生作用，让群体活动像滚一般，波及范围越来越广。

从众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吸引，越多的人参与就能吸引更多的人。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电梯里有三个人，你和你的朋友走进电梯后随即转身背对电梯门，第三个陌生人虽然不知所以，大概率也会转过身去。这就是从众的力量，我们倾向于和多数人保持一致。

众从则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吸引。心理学家发现，如果少数人是一致的、坚定的、有影响力的（如明星、专家、KOL等），他们就很容易影响和改变多数人的行为。

从众和众从交叠作用，让群体活动变得可引导、可调控。

“理性”的局限

群体的魔力，让利弊退后、情感向前，站在利弊角度无法理解的问题，换成情感视角，也就不难理解了。回到开头的问题，为了几块钱，用户为何对红包活动乐此不疲呢？因为这不是钱的事，也不是理性推理的范畴。

我们自小接受逻辑教育，分析问题时，无时不拿着“利害得失”的标尺衡量一切。可很多时候，理性推理是无力的。

抽象的判断、整体的评估，基于理性推理通常靠谱；一旦涉及到具体的人和事，理性判断往往不能胜任。“在同理性永恒的冲突中，情感从来都不是失败者”。

正如经济学理论中的“理性人假设”，这条假设，虽是经济学理论的大厦基石，经济学家借此得到一系列完美简洁的模型；却也被广为诟病，因为一旦用于实践，这条假设常常碰壁。

比如说，一个完全理性的人，刷卡消费和现金支付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可实际上，相比现金支付，刷卡消费时，我们倾向于购买高价商品，花费更多。蒂姆·哈福德在《卧底经济学》中便对“理性人”做了辛辣的挖苦，

“‘理性人’只知道自私与贪婪，对人类的真挚感情如爱情、友谊、博爱，甚至嫉妒、憎恨、生气等一窍不通。他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从不犯错，且拥有无比坚强的意志力。他随时能够进行极其复杂的金融计算而不出差错。……‘理性人’人吃饭时点甜品，从不后悔，他已经准确无误地衡量了那味觉上瞬间的满足感与可能增加的腰围的利害关系”。

人类行为是理性、直觉、情绪的综合体，仅分析理性自然误入歧途，在群体中，还涉及到个体心理到群体心理的转变，情况更加复杂，理性的局限性更加凸显。

庞勒曾评论道，“在同人类作为文明动力的各种感情——譬如尊严、自我牺牲、宗教信仰、爱国主义以及对荣誉的爱——的对抗中，理性在大多数时候都不是赢家。……是幻觉引起的激情和愚顽，激励着人类走上了文明之路，在这方面人类的理性没有多大用处”。

多年以来，在大大小小的春节红包活动中，很多活动采用个体视角，只进行利益测算，把红包当作“撒钱”，追求比竞对多撒几毛钱，钱撒出去，却没有效果，最终昙花一现；也有一些活动，成功契合了群体思维，注重情感层面的深层需求，把钱用在刀刃上，得以历久不衰。

当然，也不是要排斥理性的作用。直觉、情感、情绪，在解释具体现象时有力，却无法衡量，很难用于系统决策，理性推理虽有局限性，却也几乎是“退而求其次”的唯一选择。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杰·迈尔森曾评论道，

“虽然有限理性更符合现实，但以此构造理论的努力目前并不成功。非理性假设可以描述许多现象，但不可能建立起一个有分析能力的理论体系。在思想市场上，在众多可选择的假设中，理性人假设仍然是最具竞争优势的假设。”

言外之意，在诠释现实世界时，我们需要更多地从有限理性出发，剖析行为背后的心理、情绪因素；在理论世界的推演中，我们仍将不得不倚重理性人假设。

与钱无关

“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人生大多数事，都与钱无关。

在春节红包活动中，也许用户刚开始是为了钱，但随着参与人数增多，小众活动升级为群体活动，金钱的重要性会快速衰减。

从社会发展的视角看，随着物质从稀缺走向过剩，情感的重要性也在日趋上升。在《孤独的人群》一书中，理斯曼把社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传统导向、内在导向和他人导向。

传统导向的社会，人口少、变动慢，人们活在传统中；内在导向的社会，人口迅速增长，个人主义倾向崛起，但大家仍忠于传统；他人导向的社会，人口增长停滞，生活富裕，城市化提高，“物质环境不再是问题，他人成了问题”，人们追求“被喜爱”，最重要的目标变成“与他人相处”。

按照理斯曼的划分，我们当前正处于“他人导向”的前期，人们情感需求空前旺盛，渴求“被喜爱”。“与他人相处”，正成为新的问题，这里面，蕴藏着大机遇。

本文由“洪言微语”原创，作者系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 薛洪言

参考资料：

1、 古斯塔夫·勒庞[法]，《乌合之众 ——大众心理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2、 桑迪·曼恩[英]，《心理学的世界（全彩）》，电子工业出版社，2019.

中国人的债务负担有多重？

2020年，“监管全面收紧”一力承包了消费金融机构的焦虑来源。年化利率上限24%的传闻、迟迟未落地的助贷和联合贷款新规、防止居民杠杆率快速提升的表态、小贷公司分级监管的风向等，无不让消金机构心生疑窦，对未来发展不敢抱有信心。

随着居民杠杆率快速提升，消费贷款监管在收紧；但究竟要收多紧，取决于国人的债务负担究竟有多重。消费金融机构的发展空间，要看居民部门的负债空间。

中国人的债务负担有多重？

相比经营贷款和购房贷款，纯粹的消费贷款总是让人警惕，因为经营和购房是一种投资行为，能直接增加收入，而消费，只是单纯的花钱而已。所以，当高速增长的负债用于消费而非投资时，发生债务危机的概率会快速增大，尤其是出现过度负债时。

怎么才叫过度负债呢？微观层面容易判断，一旦借款人感受到明显的还款压力，就要停止借钱了；宏观层面则不同，做不到“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精准，多数情况下，只能通过国际比较做一个粗略判断。

衡量负债水平，有几个不同的指标，分别看一下。

（1）居民杠杆率

居民杠杆率=居民负债总额/GDP。2019年3月末，中国居民杠杠率为53.6%，53元债务对应100元GDP，但毕竟GDP不是偿债来源，所以居民杠杆率并不能准确反映偿债能力。

这个指标，方便进行跨国比较，反映一个国家居民的相对负债水平。从国际比较来看，尽管增速较快，我国居民杠杆率距离发达经济体仍有空间。

（2）家庭资产负债率

家庭资产负债率=居民负债总额/家庭总资产。相比居民杠杆率，家庭资产负债率以总资产为分母，能更准确的反映偿债能力。比如总资产100万的家庭，借款10万，给人的感觉便是可以承受的。

据瑞信全球财富报告数据，2019年，我国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为7%，相比英美日等发达国家，仍有一段距离。

中国家庭资产结构中，七成为房产；负债结构中，五成为房贷。2015年以来房产增值的财富效应，很大程度上稀释了负债增长的债务压力。负债增长快，资产增值更快，所以，2019年的家庭资产负债率反倒比2015年降低0.6个百分点。当然，房产不能直接偿债，但较低的家庭资产负债率给调控政策提供了较大的回旋空间。

（3）家庭负债收入比

家庭负债收入比=居民负债总额/可支配收入。可支配收入反映的是借款人可支配的现金流，是偿债能力的直接反映。

2018年末，中国家庭负债收入比为121.6%，即100元可支配收入对应122元债务。不过，可支配收入是当年收入，而负债总额则可能涵盖未来20年里分批偿还的长期借款（如房贷），所以，既便家庭负债收入比超过100%，也不意味着偿债能力有问题。

国际比较来看，韩国家庭负债收入比为154%（2016年水平），多数OECD国家也都在150%以上，国内121.6%的水平不算夸张。

日韩消费金融经验：增长、危机及监管

从三个指标来看，中国居民负债水平距离发达经济体仍有距离，为消费金融中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但过去几年增长太快，积累的问题和泡沫也急需消化。

从国际经验看，消费贷款的快速增长几乎总是伴随着债务问题，日韩的经历常被拿来作为前车之鉴。

（1）日本

以日本为例，20世纪80年代初，消费贷款市场快速扩大，高利贷、过度负债、个人破产等现象激增，一度引发广泛关注。不过，当时日本正处于“经济奇迹”阶段，股市、楼市双泡沫，巅峰时，“卖掉一个东京可以买下整个美国”。在资产升值的财富效应下，居民高负债并未演变成大问题。

20世纪90年代后，资产泡沫破灭，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二十年”。股价、房价暴跌，居民总资产急剧缩水，家庭资产负债率急剧升高，泡沫掩盖下的高负债问题再次激化。同时，居民收入增速放缓，高负债问题很难在经济增长中自行消化，长期拖而不决，导致需求下降、效率低下，反而成为经济复苏的阻力。

2004年之后，日本重新修订《破产法》、《贷款业法》和《分期付款销售法》，不得不对消费贷款全面收紧。如规定消费贷款总金额不得超过借款人年收入的1/3、贷款利率不得高于20%、高压惩治黑市金融（非持牌放贷行为）、严禁诱导分期消费等，对于个人破产审理，也制定了更为宽松的条件，缓释破产对借款人的影响。

（2）韩国

韩国消费金融业务以信用卡为主，占比在95%以上。韩国信用卡业务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但真正的繁荣增长出现在1998年之后。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把信用卡当作刺激内需的抓手，全面放松信用卡监管。1999-2002年间，韩国信用卡发卡量从3900万张增至1.04亿张（彼时韩国人口4800人），人均持卡2.16张；信用卡使用额度从91万亿韩元（810亿美元）增至623万亿韩元（5253亿美元），增长5.8倍。

快速增长背后是无序发展，发卡机构大力拓展无收入者和未成年人客群，很快引发了信用卡危机。2003年末，韩国信用不良人口达到370万人，占经济活动人口的18%，占总人口的7.7%，元气大伤。

之后，韩国采取一系列收紧和补救措施，如限制现金取现比例、限制授信额度，收紧信用卡公司融资规模、规范竞争等，同时成立信贷恢复委员会帮助借款人解决信用问题。经过两年调整，韩国信用卡业务重新回到上升趋势，却终究回不到2002年的巅峰时刻。

2020年会发生个贷危机吗？

日韩两国都因消费贷款的快速增长产生债务问题，中国居民负债这几年快速增长，会不会引发严重的个贷问题呢？

先给出答案：不会。前面已经论证了中国居民负债总量可控，下面在从增速、结构和政策三个视角看一下。

（1）增速可控

早在2017年底，监管机构就开始着手控制，限制现金贷、强化资本充足率、强调持牌经营，给过热的消费金融刹车；之后，又陆续对校园贷、场景贷（租房分期、教育分期等）进行结构监管，严打高利贷、暴力催收行为，基本切断了非持牌机构的发展空间，成功把消费贷款增速降下来。

（2）结构可控

虽然居民整体负债仍有空间，但年轻借款人占比高，结构性的过度负债问题不容忽视。

数据显示，主流消费贷款机构90后用户占比多在40%-50%之间，他们收入低、负债高，偿债现金流紧张，很多人存在多头借贷问题。

不过，年轻人的收入增长曲线陡峭，只要拉长期限，债务问题不难化解。举例来说，几万元的贷款可能把一个大学生压得喘不过气来，工作两年后，偿还债务却不成问题。

所以，只要控制年轻人的新增借贷规模，存量债务可以交给时间消化。从这个意义上，调控政策要稳，稳住存量、控制增量，几年以后，结构性压力自会消解。

（3）政策可控

在201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明确提到“我国金融体系总体健康，具备化解各类风险的能力”。在债券爆雷、民营企业频现债务困境、居民杠杆率快速提升的背景下，这个底气从何而来呢？

除了金融机构治理能力的显著提升外，更重要的是债务的币种性质——内债为主。只要是内债，监管机构就有的是办法解决。瑞·达利欧曾在《债务危机》一书里总结道，

“我发现在几乎所有的债务危机中，只要债务是以一国的本币计价，则决策者都有可能妥善处理。因为决策者拥有灵活性，可以把债务问题的不良影响分散至未来若干年，这样债务问题就不是大问题。”

想一想上世纪末，国有银行隐形不良率高达40%，技术上已经破产。国家层面新设四大资产处置公司接手万亿不良负债，以时间换空间，伴随着经济的增长，不但国有银行焕发新生，四大资产处置公司也赚得盆满钵满，成长为金融巨头。

时间是化解本币债务的良药，消费贷款都是本币债务，既便问题严重，政策层面的施展空间也足够大。

需关注舆论环境的改变

当前，宏观层面仍要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就消费金融而言，政策目标是稳住居民杠杆率的增速，而非从绝对量上降低杠杆率，后者不利于保持消费稳定。

2020年，监管仍会趋紧，但不体现在总量上，体现在结构上：鼓励持牌机构发展，弱化非持牌机构；提高低息贷款占比，降低高息贷款占比；降低现金贷占比，鼓励消费贷款促消费，让每一分杠杆都切实服务实体经济；……

消费金融机构应顺势做好结构调整，却不必过多忧虑严监管，真正需要关注的，是舆论环境的改变。

这两年，在各类校园贷、套路贷、暴力催收事件的持续发酵下，消费贷款“清誉”不再，甚至有了“人人喊打”之势。2019年，“割韭菜”造人唾弃，不少人把消费贷款也视作一种割韭菜——割年轻人的韭菜，观点荒谬，却赢得不少声音的支持。

这表明，社会舆论对消费贷款的容忍空间在快速收缩，消费金融机构“犯错”的舆情成本大幅提升。2020年，很可能一个负面舆情，就毁了一个拳头产品，不得不慎重。

回到根子上，还是要合规经营。

本文由“洪言微语”原创，作者系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 薛洪言

参考资料：

1、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2018年.第二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2、王国刚，《中国消费金融市场的发展：中日韩消费金融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3、瑞·达利欧[美]，《债务危机》，中信出版社，2019.

寒冬里生存：超越恐惧，跨越周期

“这破地真忙，年底评优没有A真不干了，没钱没职位的”，前几日，一个朋友向我诉苦。他身在国企，这两年越来越忙，常能听到他的抱怨。这一次，处长要求他周末加班，引得他大发牢骚。我照常宽慰他，“体制内”是香饽饽，不知多少人羡慕和怀念。他没有反驳，因为事实确是如此。

2019年，国考空前火爆，考试人数是录取人数的64倍，创近年新高，较2016年几近翻倍。寒冬来了，自由市场和创业激情被抛掷一边，很多人开始怀念体制内的安稳。

市场变了

乐观与悲观，像跷跷板的两端，我们总是从这一端，直接滑到另一端。

2019年，互联网领域哀鸿一片。那些曾经让人尖叫的商业模式和创业项目，被市场追着要营收，终于向现实低头，降补贴、减成本、提价格，从增长模式转向活命模式。

不是创业者变了，是市场变了，这种改变，在资本市场最为明显。

据一个资深股民朋友和我讲，他周围不少信奉“板块轮动”投资理念的投资者，在2019年都没赚到钱。他们看到白马股2018年涨势喜人，2019年便去布局小盘股，结果，小盘股的行情却迟迟没有来。

2019是典型的指数牛市，沪深300指数上涨36%，跑赢71%的个股；2019也是典型的绩优股牛市，贵州茅台等优质白马股继续攀升，业绩乏力的小盘股却跌跌不休——超过四分之一的股票下跌，近30只股票接近腰斩。

对风险的厌恶、对盈利的渴求，在A股市场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浑然忘了，乐视网和暴风的奇迹不过是三四年前的事。

不仅A股市场如此，市场情绪轮动各国皆然。

1995-2000年，美国股市迎来一轮互联网概念驱动的牛市。以行业龙头雅虎为例，1996年7月至2000年1月，股价飙升了18000倍，市盈率接近6000倍，投资者沉浸在雅虎公司无与伦比的增长潜力中。

但短短几个月后，互联网股票便惨遭屠杀，雅虎股价一度跌去97%。期间，雅虎的基本面没有变化，但华尔街的情绪发生了变化——受追捧的互联网概念股遭遇重创，被嫌弃的绩优价值股又成了香饽饽。

在《逆向投资策略》一书中，作者大卫•德雷曼写道：

“随着1929年大股灾和持续了15年之久的大萧条，人们涌向利率几乎为零的政府债券。经受了市场的惩罚之后，投资者的所求唯有避险，不论收益有多低，正如人们在2007～2008年股灾以及2011年8月份又冲进利率几乎为零的政府债券以寻求安全一样。”

经历过风险洗礼，人们变得厌恶风险，这是人性使然。同样的，被各种新概念割过韭菜，2019年，国内“割韭菜”行为便引起了公愤：

比如，爆雷不断的P2P行业被强力清退，炒鞋盲盒刚一冒头便迎来各方讨伐，空气币借势区块链炒作被强力掐灭。曾经发币（被市场默认为割韭菜）的孙宇晨，拿出“祖传100万”在微博上撒钱，打着自我洗白的算盘，却也轻易砸了自己的脚。

大众心态，开始厌恶套路和花样，顺应这种心态，金融风险专项整治也愈发严厉起来：互金领域的大数据乱象迎来铁腕整治，高利贷和超利贷平台也被连根拔起。强监管下，行业里的明星企业，接二连三让人大跌眼镜，“它们竟然也有问题”，进一步影响大众情绪。

市场，变了。

大众心理

从一端滑到另一端，往往矫枉过正。

任何一个泡沫的兴起，开始时，基石是坚实的，逻辑也站得住脚，但慢慢地，热度变成了狂热，风口变成了泡沫，“集体非理性”诞生了；泡沫破灭后，狂热散去，一地鸡毛，又滑向另一个极端。

在1896年出版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如是描述“集体非理性”的形成过程：

 “大众想象出一个景象，而这个景象很快召唤出一系列其他的、与第一个景象无逻辑关联的景象，人群将景象所唤起的想法当成事实，尽管它们与所观察到的事实之间相距甚远……人群只能接受这个景象中的想法，只能被这个景象所影响。”

现代行为金融学家给出了更细致的解读。

（1）代表性偏差

第一个，便是代表性偏差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常常使用经验推断法——即锚定已发生的某个类似事件——进行判断和预测，忽视真实环境的不同，做出错误的判断。

在预判未来时，人们常把新近发生的事作为锚定对象。据芝加哥大学罗杰•伊博森和雷克斯•辛克菲尔德的研究，在20世纪的百年时间里，美股平均年回报率为9.9%（含股票增值和分红）。

可在1927-1928年或1995-1999年（牛市环境）的美国投资者看来，30%的年回报率才是常态；而在熊市的岁月里，投资者又会觉得股市投资很不划算，大幅亏损是难以避免的。因为过去一年股市很好，所以便认为股市投资会一直好下去；若过去一年行情很差，又会认为股市投资是坑人的买卖。

在代表性偏差下，一切都显得理所当然；可站在长期视角，乐观与悲观，又都滑稽地没有道理。

（2）确认性偏差

还有一个理论，叫确认性偏差。即当人们对某一事物已经有了自己的观点时，他们只会吸收支持自己观点的信息，而自然过滤掉其他部分，就产生了所谓的“偏见”。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认为，人们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是“偏见”形成的重要原因。在西蒙看来，

“人类生活在一个每秒钟传递上百万比特的新信息的环境之中，但很显然我们的感知系统每秒只能处理1000比特左右的信息，可能还会更少。我们只能清醒地对很小一部分信息做出反应。”

于是，面对无处不在的信息轰炸，人们只关注自己关心的内容，捕获能支持自己观点的信息，不断强化已有认知，对相反的现象视而不见。

比如说，在寒冬论的笼罩下，人们自发地去吸收诸如裁员、倒闭、下行等负面信息，越来越悲观，丧失了行动力。

我们感受到的“好”或“差”，只是因为我们只愿看到“好”或“差”。换言之，我们戴着有色眼镜，自己做了一个茧房把自己包裹起来（信息茧房），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真相却是，从来没有绝对的乐观和悲观：强劲的经济增长为经济放缓埋下伏笔，而寒冬降临恰恰是下一个炎热夏天的起点。

周期变化

周期轮转，一直在那里。

以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来看，我们仍处于“三期叠加”（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速持续下行（2011年还在讨论保8，2020年已在讨论保6）、产业结构需优化升级、前期刺激产生的高杠杆需要压降（2009年的四万亿以及2012-2015年的影子银行）。

面对“三期叠加”，中央于2015年开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药方，提出“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在这种大环境下，各行各业自然是痛苦的。

去杠杆的过程，违约事件频发，一方负债对应另一方资产，负债违约的背后对应着大批财富的消失。如瑞·达里奥所言，

“去杠杆化进程基本上就是，人们发现自己所谓的财富其实大部分不过是他人的付款承诺，一旦对方不遵守承诺，自己的财富就不复存在了。”

于是，去杠杆形成不良资产，必然导致防风险压力大增，防风险的抓手便是强监管。2016-2018年，第三方支付、资管理财、P2P、众筹融资等领域率先迎来强监管。

去杠杆是结构性的，为确保对公企业稳步去杠杆，便默许居民部门持续加杠杆，以期达到某种均衡。于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过程中，消费贷款迎来风口，银行加速零售转型，以消费贷款业务为主的互金机构也迎来大发展。

但终究不能忘记，整体趋势是去杠杆。随着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快速提升，2019年，针对消费贷款的监管压力也不断升温。

强监管以“合规经营”为着力点，刺破了行业无序发展的泡沫，加速行业分化。以2019年为例，持牌消费金融机构依旧保持高速增长，盈利能力有望再创新高；而大量的小贷公司、非持牌机构、P2P等则迎来强力整顿。

在此过程中，一直为非持牌机构提供支持、也靠非持牌机构输血的大数据公司、催收公司也自然不能幸免。

在一个个P2P平台清退过程中，在一个个大数据公司被查过程中，在一个个小贷公司被“合规”捆住手脚的过程中，代表性偏差与确认性偏差叠加作用，成功地把当下的趋势投射到未来，让人们误以为，近期的趋势会成为新的永久趋势，寒冬论喧腾而至。

但是，我们始终要记得，这只是正常的周期变化罢了——好日子会过去，坏日子也会过去。乐观也好，悲观也罢，都是注定无法持久存在的阶段性情绪。

跨越周期

本质上，增长只来自于两个维度：一是随着市场蛋糕扩大自然增长，属于风口里的顺势增长，不费力气；二是在固有市场空间里提高相对竞争力，蚕食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在行业分化中增长。

行业上行期，吃的就是市场红利，蛋糕越来越大，傻子都能赚钱，且往往胆子越大、赚钱能力越强，劣币驱逐良币；行业下行期，市场蛋糕不再增长，彼此真刀真枪竞争，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才能活下去，良币驱逐劣币。

大潮褪去，裸泳者现。风口期产生的泡沫，需要在下行期消化，挤泡沫的过程，伴随着企业关闭、投资惨淡、降薪减员，勾勒出一幅“寒冬”的景象。

但泡沫破灭时，并非所有泡沫里崛起的企业都会倒闭。一些企业在风口里长出了“翅膀”，培养出核心竞争力，便具备了跨越周期的能力。

行业周期，循环不息。周期循环里，一直都有跨越周期的东西。

职场多歧路，给你几个忠告

前几日，知乎上有位朋友私信问我offer选择问题。他是2020年的应届毕业生，拿到两个银行offer：一个是国有大行职能类管培，base北京，基层锻炼1年通过双选会（定岗时用人部门与员工双向选择，可理解为一次内部招聘）回总行；一个是头部股份制银行公司金融类管培，base深圳，基层锻炼2年回总行，同样要参加双选会。

就这两份工作来看，工资略有差异，但不悬殊；工作地点都是一线城市；国有大行胜在平台大，股份制行胜在业务岗，各有千秋。

第一份工作，是职业生涯的起点，至关重要。但决定offer选择的因素太多，手握几个offer，该怎么选呢？漫漫职场路，坎坷难免、岔路不断，要跑好这场马拉松，又该注意些什么呢？这篇文章，我们聊聊这些。

初入职场，积累三大“燃料”

似水年华，倏忽而过，从初入职场到中年危机，不过一眨眼的功夫。挑选第一份工作，工资重要，积累工作技能更重要。所谓“白天严格遵循计划，才能给夜晚带来开放的选择”，求解职场35岁难题，答案在35岁之前。

在《远见：如何规划职业生涯3大阶段》一书中，赖恩•费瑟斯通豪将职场中需要积累的工作技能分为三类：可迁移技能、有意义的经验和持久的关系，他称之为“职场燃料”。

（1）可迁移技能

主要指一些可以跨平台迁移的基础能力。大家在简历中写的“教育经历” “计算机证书”“英语六级”“熟练使用office软件”“通过CPA考试”等硬技能都有可迁移性，在学校习得，适合做求职敲门砖。

入职以后，还要培养一些“软技能”，如“学习能力”“公文能力”“基本的情商”“团队协作”“高效沟通”等等。

工作前几年，应着重培养可迁移技能，尤其要注意弥补短板；但工作几年后，要及时转变重心，专注积累“有意义的经验”，找到并培养长板，职场是个讲究团队协作的世界。

（2）有意义的经验

在书中，赖恩•费瑟斯通豪建议大家多积累诸如个人旅行、海外工作经验、创业经历、社区志愿者、公开演讲等有意义的经验。

的确有意义，不过这些在中国职场不常见，可能也不适用。我们的节奏太快了，更喜欢直奔主题——培养具有成长性和壁垒性的专业技能。

这些技能通常与特定岗位绑定，如营销推广、风险评估、项目管理、产品运营、研发设计、内容写作等，强调专业性，追求不可替代性。这样，未来某一天，你既不会轻易从新人和实习生那里感受到压力，更不必担心被机器替代。

（3）持久的关系

在国内的语境中，我们更喜欢讲人脉圈子或社交货币。这两个词都是成功学的宠儿，充满了一股激素和大力丸的味道。其实，也不必排斥，在成长过程中，我们要自己努力，也离不开师友同事的帮助提点，有能力后，也会帮助别人，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会沉淀出持久的关系。

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先生称中国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一种差序格局，以“己”为中心往外推，一圈一圈，像石子入水后的涟漪，越往外越弱。一条路线是血缘，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以孝悌相配；一条路线是师友，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以忠信相配。

现代社会中，还得加一条职业路线，同事、合作伙伴及客户，以协作互信及互利共赢相配。此外，在信息时代，利用社交平台形成行业影响力，于职场关系构建会产生一种杠杆放大效应，事半功倍。

做正确的事，保持专注

积累的职场燃料，要在正确的职业路径上消耗。

什么叫正确的职业路径？战略咨询师巴德·卡德尔把工作分为三类：善于做的、喜欢做的和能赚钱的，所谓“正确”，就存在于三类工作的排列组合中：

（1）如果你喜欢且擅长做某事，却不能以此谋生，那应该学会将技能变现；

（2）如果你擅长某事且可以以之赚钱，但不喜欢它，学会说不；

（3）如果你喜欢做某事且可以以之赚钱，但还不是很擅长，学会把它做好。

要点在于做你喜欢的事，把它做好，把它变成这个世界需要的，以找出赚钱的方法。之后，就是持之以恒地做下去。

不过，要在专业领域建立壁垒并不容易，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异类》中提出过“一万小时定律”，他举例道：

“一旦音乐家拥有足够跻身顶级音乐院校的能力，他们就只能靠努力来与其他同学拉开差距了。事实就是如此。那些最卓越的人不仅比别人努力或勤勉，而且非常勤奋刻苦……成就等于天赋加上练习。练习并不是在熟练之后才做的事情，而是不断练习之后才能变得熟练。”

反过来，为了确保一直努力，最好的办法就是发自内心地喜欢。20多岁或30多岁时，我们年轻、充满活力，我们的满足感主要来源于工作之外——如升职加薪，但只要你不是真心喜欢这份工作，40岁后，各种困扰就会出现。

此时，升职加薪空间越来越小，来自身体、家庭的挑战越来越多，除非真的喜欢，否则不足以支撑你持续投入，于是，你开始走下坡路，遭遇中年危机。

“没有什么精通或力量能离开热情”，做喜欢的事，是做正确的事的前提。

培养几个好习惯

职场漫漫，需以好习惯为伴。

（1）读书

2019年初，我写过一篇《我劝你不要急着读书》的文章，强调读书要有节奏感，反对拿读书营造学习的假象，自我感动、自欺欺人。现在做一下修正：不必追求节奏感，读就是了。

强调读书与实践的节奏感，过于理想主义，读书与实践，一个是“学”，一个是“习”，割裂开就不叫“学习”了。何谓学习？如费孝通先生所说，

“所谓学，就是在出生之后以一套人为的行为方式作模型，把本能的那一套方式加以改造的过程。学的方法是‘习’，习是指反复地做，靠时间中的磨炼，使一个人惯于一种新的做法。”

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反对把知、行分作两件，认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强调“人须在事上磨练做工夫，乃有益。若止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诚然如斯。

学习能力，是大自然给人类最好的馈赠。动物不会向别的动物学习，只能通过自身不断试错得到个别的经验；而人类依靠文字，可以实现经验和文化的跨时空传承，站在前人和历史的肩膀上，不断进化。

前人丰硕的成果就在那里，不要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索，去读书吧，保持底层思维的开放和连接。

（2）付出

在《沃顿商学院最受欢迎的思维课》一书中，亚当•格兰特把职场人分为三类：索取者、付出者和互利者。所谓付出者，指付出比得到要多，愿意为他人提供无偿帮助；其反面，就是索取者；介于之间，则是互利者。

格兰特认为，索取者总能在短期内获利，但长期来看，付出者往往走得更高、更远，因为帮助他人能给自己带来养分和新鲜度，提供职业生涯必需的维生素和营养物质。

听上去有点“好人有好报”的论调，年轻人不信这个，我们换个视角。

自利利他者，为何走得更远呢？在我看来，有利他心的人，支配心要弱一些，不担心暴露自己的弱点会削弱自己的权威，能以开放心态保持进步；索取者，得失心重，也许才华卓著，但通常听不得别人批评，容易在故步自封中落后于时代。

此外，“团队会奖励个人的牺牲”，相比索取者，付出者提出挑战常规的想法时，更容易被团队认可，在这个飞速变动的时代，这一点至关重要。

不过据格兰特观察，职场中，效率最高的是付出者，效率最低的也是付出者。前者秉持自利利他原则，先把自己的事做好，行有余力，也愿意帮助他人；后者只是单纯付出，忙于完成别人的托付而忽略了自己的工作，在考核中垫底。

所以，去做一个付出者，但不要做一个不懂拒绝的老好人。

（3）锻炼

美国作家A·J·雅各布斯说，“做出有益决定的关键是尊重未来的自己”。什么叫尊重未来的自己呢？我想，坚持锻炼肯定算一条。

我们的余生在未来度过，请善待今天的自己，给未来留有余地。

避免几个成长误区

“有因必有果”，你在一个时期的所作所为，在之后的阶段，要么帮助你，要么损害你。培养好习惯固然重要，避免成长误区同样不可或缺。

职场远非尽善尽美之地，管理不善、沟通不畅比比皆是，黑灰色地带更是无法杜绝，很多人会因此沾染一些坏习惯，为长期发展埋下隐患。

（1）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职场中存在普遍的信息不对称。明明每家企业都青睐于有能力、有潜力的员工，但很多时候，加薪升职等有限的资源被引向了“会哭的孩子”——那些擅长做表面功夫的人。

前些天，一个朋友调侃他们办公室里一年一度的年末大戏开演了。临近年末评优，原来19点就空荡荡的办公室，现在20点都还满满的，一个个都很“戏精”，希望被领导看到自己“勤奋刻苦”的样子，为年底拿A添把柴。

一年一度，说明“临时抱佛脚”的把戏是有用的，老板吃这套，难怪员工爱演戏了。如果你入职的单位不幸就是这种风格，升职加薪全靠领导印象，作为员工，向上沟通的确至关重要，要让领导知道你做了什么。但是，千万不能醉心于“向上管理”。

一旦你把重心放在“把表面功夫做好”上，你就不可能真正把事做好。届时，工作作风陷于浮夸和油腻，积重难返，说什么都晚了。

（2）等价交换原则

企业喜欢强调“无私奉献”精神，希望员工主动打扫KPI覆盖不到的角落；员工却信奉“等价交换”原则，拿一分工资出一分力。

如果把工作看成出卖劳动力的交易，等价交换原则没有错，如外卖小哥，跑一单挣一单的钱，无可厚非；但如果认同工作是为自己的简历打工，把自己的成长放在天平一端，天平另一端付出多少才够分量呢？自然是多多益善，这一端付出越大，另一端成长越多。

不时有人抱怨，“付出大于回报，就像穿着黑裤子尿裤子，你感到一阵温暖，但是没人会注意到。”其实，那又怎样呢？把眼光放长一些，小树苗长高2厘米，可能无人注意；一旦长成大树，总会被人看到。

（3）职场“快闪”族

步入职场前几年，要保持开放，也要有耐心。发现新机会是有益的，盲目换工作则是有害的。如果你常有裸辞的冲动，不妨听听《思考，快与慢》的作者丹尼尔·卡尼曼的劝诫：

“遇到问题，你应该首先在公司内部寻找解决的办法，敢于在老板面前表达你的野心。你必须要厘清自己的理想、技能和选择，并完全确定自己对目前状况的推论、假设都是正确的。……除了职位，你更需要考虑的是工作内容和学习曲线。”

谨慎做决定吧。

如果还是打算离开，做好承受压力和承担风险的准备，然后，优雅地离开。人们常说“后会有期”，在职场中，这不是一句客套话。

拥抱不确定性

洋洋洒洒一大篇，其实还要回到起点：挑选第一份工作。工作并无绝对好与坏，但就我而言，还是建议大家拥抱成长空间更大的机会，这种机会，通常意味着较大的不确定性。

关于挑选工作，天使投资人奥朗·霍夫曼给了三个建议，很有启发性：

一是和聪明的人成为同事。找到一家至少有30%的人都比你聪明的公司，因为你通过向周围的人学习而获得的成长速度是最快的。

二是拥抱不确定性。当你有33%～66%的概率失败时，成长的速度也是最快的。要想精进，就得主动站在可能失败的立场上。

三是责任越大，成长越快。寻找愿意提拔年轻人且自身高速增长的公司，在这里，你通常会被付以重任，也更容易获得晋升。

我们恰恰厌恶不确定性。行为经济学家克里斯·格雷夫斯曾评论道，“相比好的一面，人们对风险看得更清楚。我们的美梦很模糊，但噩梦却很清晰”，结果，“我们都不愿意用当前的痛苦，如更辛苦的工作、更低的薪水、更低的声望等去换取未来更丰厚的回报，我们总会低估在未来才能兑换的好处”。

这种“损失厌恶型”心态，会阻碍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让我们为了所谓的眼前安稳而忽略了长期的成长性。很多毕业生在挑offer时，挑来挑去，总会挑最保底、最安稳的那个，可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哪有真正的“安稳”。

未来很长，在你长达40年（65岁退休）的职业生涯中，变化层出不穷，你的人生目标也会不断调整。

真正重要的不是管理你的职业生涯，你无法管理它；要管理你的学习曲线，让它变陡峭，时刻保持探索和学习的状态。

此外，“梦想要大，但前进的步子要小”，任何时候都要踏实、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做好每一件事，持续向前。时间，是你唯一的人生货币，用好它。

最后，不要怕迷路，最好的旅途总是发生在迷路时。职场多歧路，祝你一路走好！

 本文由“洪言微语”原创，作者系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  薛洪言

参考资料：

1、布赖恩·费瑟斯通豪[美]，《远见：如何规划职业生涯3大阶段》，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

2、亚当·格兰特[美]，《沃顿商学院最受欢迎的思维课》，中信出版社，2018.

3、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互联网2020：收费越来越多，免费越来越少

究竟发生了什么，是用户付费意愿更强了，还是互联网免费逻辑失灵了？2020年，我们熟悉的“免费”式互联网还能剩下多少？

说来话长。

第一代免费：比特世界，注意力经济崛起

免费，一直是一种有效的商业策略：先通过免费的东西把你吸引过来，再挑选合适的商品卖给你。免费背后，本质是一种交叉补贴：用高毛利产品补贴低毛利产品、用付费产品补贴免费产品，互联网世界早已成为“交叉补贴的大舞台”。

如线下专卖店里，买一送一的黄色价签，总能留住消费者匆忙的脚步，顺便买走非打折品；线上电商平台，数不清的优惠券、秒杀、限时优惠，让人乐在其中，激情购物，也会买走非秒杀商品；支付机构，推出各种支付立减活动，通过理财和贷款完成营收闭环；……

这一类免费是一种营销策略，平台看中的仍是用户兜里的钱，终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还有一类免费，则是“羊毛出在猪身上”，免费成为一种商业模式。

2010年之前的PC互联网时代，免费搜索、免费社交、免费看新闻、免费杀毒、免费收发邮件……，第一代互联网企业正是依靠免费策略崛起，成就了一个时代辉煌。

在这个过程中，免费成为互联网送给用户最好的礼物。不过，互联网的免费也是一种交易，交易的不是货币，是注意力。

1971年，社会学家赫伯特·西蒙曾对互联网世界做出预判：

“在这样一个信息极其丰富的世界，信息的充裕意味着其他某些事物的匮乏：被信息消耗掉的任何事物都处于稀缺之中。信息消耗掉哪些事物是相当明显的：它耗尽了信息接受者的注意力，因此信息的充裕造成了注意力的缺乏”。

稀缺产生价值，注意力成为互联网世界的隐形货币。用免费的产品和服务去吸引用户，然后再用增值服务或其他产品收费，遂成为互联网公司的普遍成长规律。

最典型的便是广告业务和粉丝经济。你逛知乎、刷微博、聊时，内容免费开放，平台看中的，不再是你兜里的钱，是你的注意力。在这个链条中，大V生产内容获得粉丝和收益分成，平台负责运营推广和广告招商，广告主才是最后买单人。

在《免费：商业的未来》一书中，作者克里斯•安德森将互联网商业结构分为两层：基础业务层和增值业务层。基础业务免费开放，靠增值业务完成营收闭环。

至此，让免费不再是一种简单的营销策略，而是落地为一种商业模式。

第二代免费：双边市场，补贴获客成常态

2010年之后，移动互联网崛起，用户7×24小时在线叠加位置信息可获取，促使了线上线下融合的O2O创业潮。团购、移动支付、打车、外卖、共享单车等模式相继兴起，第二代互联网创业潮开启了。

免费思维被继承过来。不过，信息世界里边际成本为零，物理世界没有零成本，除了空气和阳光，自然界任何资源都是稀缺的，物理世界的产品不可能真正免费。此时，免费思维出现了进化，把成本价销售等同于免费，小米是开拓者。

2011年10月，第一代小米手机发布，高配置叠加低定价（1999元），换来了一机难求的火爆，也开启了国产手机追求性价比的先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硬件免费、软件收费”成为互联网赋能制造业的标准逻辑。

团购的兴起，则意味着贴钱获客成为免费思维的新变种。补贴，成为激进版的免费。相比注意力经济里的免费，O2O领域的补贴更加消耗真金白银，创业公司耗不起，风险资本愈发不可或缺，话语权越来越强，成为一系列风口大战中的幕后推手。

2010年3月，美团上线，团购作为新模式崛起。便宜是团购的核心吸引力，正价200元的套餐，团购价只需50元，消费者蜂拥而至，团购风口开启，高峰时国内团购网站超过6000家。

团购是典型的双边市场，平台必须同时吸引买家和卖家，这就出现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先聚拢买家，才能吸引卖家，可没有卖家，怎么吸引买家？

于是，靠补贴吸引用户就成为前期标准动作，之后再找商户就容易了。毕竟，想花钱的人（消费者）难找，找赚钱的人（商户）好找。

双边市场具有网络效应，消费者吸引商户，商户吸引消费者，强者更强，赢家通吃。最终，千团大战惨烈收场，只有少数几家挺了过来。一将功成万骨枯，成为互联网世界优胜劣汰的最好注脚。

挺过来的，变成了小巨头，为后续其他领域树立了榜样。移动支付、共享出行、外卖等风口相继而起，也都是双边市场。千团大战榜样在前，市场玩家深刻意识到先发优势的重要性，前期补贴金额越来越大，亿级、十亿级、百亿级，层层升级，互联网创业慢慢变成巨头的代理游戏。

在这个时期的战场中，移动支付大战成就了支付宝和支付、共享出行领域成就了滴滴、外卖风口成就了美团和饿了么；……

新一批互联网巨头的出现，标志着第二阶段的移动互联网创业战局初定。

异化：为免费而免费，补贴的恶果

至此，“补贴拓客”深刻印在了大家脑子里，被奉上互联网思维的“神圣殿堂”。其实，补贴本身不是目的，有朝一日不再补贴才是补贴的目的，很多企业却只看到补贴，顾不得思索“补贴”背后的逻辑，终于还是把路走歪了——为免费而免费、为补贴而补贴，成为互联网世界的通行法则。

最典型便是共享单车，既不是双边市场，又没有“免费+收费”双层结构，两边不靠，一味补贴，最后一地鸡毛。

共享出行是双边市场，涉及司乘双方，共享单车却不是，本质上属于租赁经济；同时，相比内容领域“免费+收费”的双层结构，共享单车只是单层结构——只有收费业务，没有免费业务（靠补贴维系的暂时免费不算）——强推免费策略、追求规模增长只是饮鸩止渴。

市场推广早期，1元骑1月，共享单车们靠免费吸引海量用户（OFO高峰时号称超过2亿用户），一旦恢复正常收费1元1次，被免费吸引的用户就会流失，对平台不再有任何价值，前期的巨额补贴全部打水漂。结果是，共享单车们既不敢恢复正常定价，怕赶跑用户，资本又不会持续输血，资金链持续紧绷，最后陷入挪用消费者押金、拖欠供应商货款的泥潭。

不过，一旦委身巨头（如摩拜委身美团），成为大生态中的引流工具，“免费+收费”的双层结构出现了，共享单车也就活过来了。

基于同样的逻辑，支付机构既然一开始就走上烧钱拓客的路，后期便不得不给自己创造出一个付费市场来，以完成双层结构的闭环。巨头系支付机构，为生态导流，靠生态支撑，安心做着流量入口；创业系支付机构，做了很多创收尝试，效果有限，却乱象不断。

P2P的高息定价，某种意义上也带有补贴意味。作为信息中介的P2P，撮合出借人和借款人，本来属于双边市场。但事实上的本息保障和信用中介属性，让出借人只为高息而来，双边市场的网络效应失灵——更多借款人无法吸引更多出借人。

出借人不是被网络效应吸引，只是被高息吸引，结果，P2P也走上进退两难的死胡同：降低利息，出借人就跑了；维持高利息，只能寻找低质量借款人，承担不良率攀升的恶果。最终，部分P2P平台干脆走上了庞氏骗局之路，伪造假资产骗用户；部分P2P平台坚持找真资产，但终究不敌经济周期的下行压力。最后，整个行业也是一地鸡毛。

此外，直播答题，也是失败尝试。答题撒钱，固然能吸引用户，但钱不能停，钱停了，风口也就停了。除了撒钱，没有能留住用户的免费业务（你说答题也有粘性？那是高估了用户的求知欲），除了失败，别无出路。

进化：免费，创造收费

不顾商业逻辑，为免费而免费，属于免费思维进化过程中的岔路。抛开岔路不谈，免费走到极致，收费反而水到渠成了。

没错，免费走到极致，便是收费。免费带来充裕，而每一种充裕都会创造一种新的匮乏，用户愿意为“匮乏”付费，于是，免费创造了收费。

在内容产业里，免费的信息浩如烟海，用户愿意为真正的知识付费，知识付费，作为一个产业诞生了。

在视频领域，免费的代价是越来越长的广告，用户愿意为去广告体验付费、愿意为热门剧集提前看付费，视频会员，诞生了。

至此，不需借助广告主的拐杖，内容领域自身孕育出“免费+收费”的双层结构，在商业可持续的探索上又迈出一步。

付费本身培养了用户付费意识，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版权付费，音乐会员、体育会员，也逐渐走入大众视野。

此外，随着居民收入持续增长，14亿人口中涌现出4亿中产阶级。被免费（低价）俘获多年，用户终于踏上消费升级之路。网友下面这句话，越来越能反映多数消费者的心声：

“便宜的东西，只有下单那一刻觉得值，用起来的时候没一天省心；质量好的东西，花钱那一刻是肉疼的，但用起来每天都很快乐，感觉赚翻了。”

低价本身创造对出品质的需求，“得屌丝者得天下”，不再是互联网世界的绝对真理。

手机市场中，华为凭借Mate7踏上高端市场，之后在中高端市场一路突飞猛进，一步步超越竞争对手；国产手机品牌，也全面踏上高端化之路。

电商领域里，网易严选、苏宁极物等作为新物种出现，主打放心消费，替消费者挑选高品质、高性价比的商品，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里俘获了消费者的芳心。

当然，付费会员和品质消费回潮的同时，免费也在下沉市场中找到了新空间。拼多多凭借下沉市场快速崛起，为互联网世界的免费（低价）策略发掘了新大陆。

消费开始分级，互联网，也进入用户分层时代——用户规模本身不再重要，活跃用户、价值用户则越来越重要。

2020，免费越来越少，收费越来越多

从免费到收费，对应着互联网产品和服务的体验分级，也是用户数量红利消失后，互联网企业追求用户价值红利的必然选择。

免费（补贴/折扣）对用户有致命的诱惑力，一直都是。只要拿钱堆，总能把用户规模做起来。但市场寒冬中，互联网企业越来越计较免费策略的性价比：免费吸引来的用户能为付费业务创造价值吗？创造的价值能抵得过补贴的费用支出吗？

企业开始精打细算。

支付机构不再一味烧钱补贴，因为补贴已不能扭转用户的支付习惯，补贴一停，用户还是回到两大巨头那里去，其他机构为补贴而补贴，意义不大；

贷款机构仍然依靠平台导流获客，但基于实际放贷金额的利息分润成了主流的付费模式，多少人点击广告不重要，多少人借到钱（创造利息收入）才重要；

厂商的广告支出一再缩水，李佳琦直播带货却火爆网络，网红带货是一种变相的效果广告，投入产出清晰可见，糊里糊涂的营销支出越来越不受待见了；

……

早在十几年前谷歌凭借免费策略在全球市场大杀四方的时候，时任CEO施密特就曾表达对免费的担忧：

“从传统意义上讲，价格对市场进行了区隔，高端、中端和低端产品各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免费的问题在于它消除了市场中存在的所有价格差别结构，它倾向于造成一种‘赢家通吃’的局面，而非对各种产品区别定价。”

互联网开始拥抱用户分层时代，“得屌丝者得天下”，逐步成为上个时代的神话，创造价值的用户，才会被用心对待。

展望2020，互联网世界正在发生一些变化：免费越来越少，收费越来越多；补贴越来越谨慎，羊毛越来越难薅。

不过，我还是怀念那个免费（补贴）无处不在的年代，我怀念的，不是补贴，是补贴里蕴含着的创业激情、风口浪漫。风口破灭，让企业学会了精打细算，但说实话，有谁真心喜欢精打细算呢？

复盘2019：互金离场，银行“撞进”新时代

2019，互联网金融密集退场，十年繁华，梦幻一场。

互金退潮，不少银行松了口气：少了它们“捣乱”，手握牌照和低成本资金，又有几年好日子可过了。但是请注意，人生智慧提醒我们，“如果你担心，你就不必担心；如果你不担⼼，你就要担⼼了。”

形势大好时，恰是危险迫近时。从来没有岁月静好，互金退场，只是为下一阶段的残酷竞争拉开序幕，更多不确定性正扑面袭来。

用户觉醒

冲击者离场，冲击还在发酵。首要者，就是用户觉醒。

在传统金融业务供需关系中，一直是银行强势主导，用户被评估、被选择，发言权有限。比如，贷款业务中，用户申请，银行审批；理财业务中，用户被评估，银行设置起购门槛；支付业务中，也有额度限制。

金融业务不同于一般产品买卖，以钱为交易对象，与风险打交道，对专业性要求极高。一般产品交易，多是用户主导；在金融行业，银行与用户在专业层面的鸿沟，足够扭转双方的主导权，银行占据了主导地位。

但银行的主导地位，不仅体现在风险评估等专业领域，还导致了其对市场的迟钝和对用户的傲慢。互金出现之前，用户选择权有限，即便用脚投票，也不过是“矮子里面拔将军”。

但长期的口碑抱怨和负面情绪，总要找到出口。互金入场，提供了这个出口，成就了自己，也“激活”了用户。天平开始向用户一侧倾斜，当用户慢慢站起来，银行便只能俯下身去。

（1）选择自由

十几年前，用户一边吐槽大行的糟糕体验，一边乖乖做大行的用户。无它，在那个看“网点”的时代，网点即真理，大行网点无处不在，糟糕体验能奈它何？毕竟，一切金融服务都在网点中进行，用户只能在周边三公里内的几个网点就近选择服务，没有真正的选择权。

互联网金融崛起后，通过金融APP，用户有能力与成百上千个金融机构建立联系，挣脱了线下物理空间束缚，获得了选择自由。

有了选择自由，才能用脚投票，这是用户权利觉醒第一步。

（2）竞争赋权

用户选择自由，加剧银行竞争，而竞争，进一步给用户赋权。

一度，银行间的竞争是很“羊性”的。网点，作为唯一听得到炮声的地方，KPI压力虽大，竞争却不激烈。方圆三公里内，几家网点相互竞争，用户兜兜转转，也不过在几家之间做选择。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里，网点之间会不自觉结成隐性同盟，谁也不去做那些“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傻事，大家日子都过得去。

现在不同了，用户面对的是开放环境，一旦走了，就真的不回来了。此时，银行只能俯下身来，拼命出血讨好，还得满脸堆笑。竞争越来越充分，越来越狼性。

正如经典经济学理论描述的，充分竞争让商家利润趋近于零，虽然竞争让银行服务水平普遍提升，用户却越来越挑剔了，银行盈利能力也越来越差了。

此时，佛系赚钱就行不通了。发力“场景”和“科技”，打通任督二脉，激活自身潜能，银行走上转型之路。

场景入场

银行追着用户跑，用户追着场景跑，于是，银行加速做场景，场景方也仗着用户的势入场了。

竞争沿着两条线展开：场景巨头，走的是“+金融”之路，实业上加金融，相对容易；银行，走的是“+场景”之路，金融反向加实业，步步维艰。

银行“+场景”没走通，便选择了开放之路；场景巨头“+金融”孕育出金融科技巨头，也走上了开放之路。

在彼此开放、交叉合作中，金融与场景融合趋势愈发不可逆。

这个时候，意外出现了。神仙干仗，以和解告一段落，却逼死了一般的互金机构。那些既缺乏场景支撑，又不持有金融硬牌照的互金机构，开始与趋势脱节，生存空间日趋狭窄，走上了异化和冒险之路。

这里面，有P2P，有小贷公司，有支付机构，也有大数据服务公司、催收机构，甚至还有小的农商行、城商行，更有大量非持牌创业机构。它们，一心只想活下去，不愿离场，放下了普惠金融的梦想与荣光，一头扎进现金贷风口里。

有了它们的参与，现金贷蒸蒸日上，高利贷、暴力催收也开始层出不穷，成为行业痼疾。

花团锦簇背后，命运早已暗中标好了价码。这些机构，下场都不怎么样：有些资金端被旁氏骗局自行撑破，有些死于下行周期，有些被强监管斩落马下，还有些被迫转型，看不到前路。

互金机构，一旦忘记了普惠金融初心，就只能付出离场退出的代价，或许曾经风光无限，最终也不过成为金融科技大潮中的一段暗黑插曲。

另一边，金融与场景的融合还在加速。

金融与场景的融合，背后是金融数据与场景数据的融合，数据重混产生化学反应，激活了金融科技。金融科技，则进一步加速金融业深化变革。

科技崛起

科技，一直都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驱动力。不夸张地说，无论哪个行业、哪个职业，唯有先与科技融合、和解，才有生存的权利。

1988年，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曾在《亦近，亦远》中自问道：“你认为当今世界还有哲学的一席之地吗？”他接着回答道，“当然有，但只有当哲学基于当今的科学知识与成就时才能立足”。

哲学贵为科学之母（爱因斯坦语），尚需栖身于科学才能立足，何况是金融业呢？所以，我们在谈论“科技是金融第一驱动力”时，究竟在说什么？

我们不是在强调科技很重要，科技一直对金融很重要，几十年来从未改变，不需强调；我们实际上是在提醒说，科技驱动下的金融创新，已步入从量变到质变的跃迁阶段，进入非常关口期。

熊彼特曾说过一句名言，“无论你如何重组邮政马车，你永远不能因此而得到铁路”。这句话实际上在讲创新的两个阶段：重组邮政马车，是现有模式的优化完善，不妨理解为“量变”，彼此属于同一层次的竞争；铁路和火车，则属于颠覆性创新，可以理解为“质变”，相比马车已可降维打击。

马车跑得再快，也跑不过火车。火车出现后，马车退出舞台只是时间问题，这个时候，修马路不再重要，修铁路才关系长期竞争力。而当前金融科技的创新，便不啻于从“邮政马车”到“铁路火车”的跃进。

原因在哪里呢？十年前的金融科技，是设备和系统层面的；近十年的金融科技，受益于金融场景化的数据积累和人工智能的突破性进展，在自动化、智能化方面实现了全面突破。一如纺织机取代纺织女工，金融AI赋能下的金融新模式，与传统模式相比，渐渐具备了碾压优势。

这对金融业而言，是一场深刻的变革。短短数年间，鸟枪换炮，赛道变了。传统模式下的业务流程、机制文化，从经验优势变成转型累赘，传统金融服务和产品，与传统流程模式自洽，在金融科技驱动的新模式下，则显得格格不入。

“时代抛弃你时，连声招呼都不会打”。一个时代过去了，一个时代正加速走来。金融机构面对的，便是这种时代的变迁，抢不到新时代船票的，没有出路，只能湮没在行业周期变动的长河中。

在历史中寻找答案

应对时代变迁，过往五年、十年的经验都没用，我们需要在历史长河中寻找应对智慧。

1894年，干支纪年甲午年，中日爆发海战，史称“甲午战争”。大清在这场“国运之战”中败北，从此一蹶不振，日本则一跃而起，跻身强国之列。

在国内，甲午战争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破产——仅仅照搬西方物质层面的“船坚炮利”，不能救中国。一如梁漱溟先生的批评：

“他们以为西洋这些东西好像一个瓜，我们仅将瓜蔓截断，就可以搬过来！如此的轻轻一改变，不单这些东西搬不过来，并且使中国旧有文化的步骤也全乱了”。

之后，中国救亡图存从“西洋制械练兵之术”转向变法之路，废科举、兴学校，改良派主导了“戊戌变法”；变法被慈禧太后扼杀后，守旧派回光返照，义和团兴起，“扶清灭洋”却以卵击石，以八国联军入侵告一段落，大清付出了4.5亿两白银的代价（史称庚子赔款）。

之后，社会目光转向政治制度变革，有立宪和革命之争，终于孕育出“辛亥革命”。

再之后，大总统袁世凯复辟帝制，大家醒悟原来改变政治制度也不彻底，又开始着眼于文化变革，有了“新文化运动”，想要唤醒大多数民众，为“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落地生根改善土壤环境。

一如当时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先生在《吾人之最后觉悟》一文中所言：

“今之所谓共和所谓立宪者，乃少数政党之主张，多数国民不见有若何切身利害之感而有所取舍也。盖多数人之觉悟，少数人可为先导，而不可为代庖；共和立宪之大业，少数人可主张，而未可实现。”

之后，中国革命之所以胜利，果然也源于唤醒了大多数民众。

回顾这段历史不难发现，往昔峥嵘岁月，种种曲折艰辛，皆因最初未能认识真正的挑战在何处。冲击下的转型不易，找到真正的挑战，尤其不易。

把视线转回到当前的金融业，面对金融科技冲击，金融机构看到的，何尝不是金融科技的“船坚炮利”。看到了场景、数据和科技，于是，也去建场景，也去拓数据，去招聘科技人才，去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去进行系统改造，推动IT敏捷转型。

但这些就够了吗？显然不是。

金融机构真正的挑战并非科技本身，而是能否创造金融科技自生自长的土壤环境。否则，一味着眼于科技，也只是“把瓜蔓截断，摘了几个瓜回来”，绝非真正的金融科技转型，恐怕在未来某个时点，依旧会输掉关系自身命运的“甲午战争”。

有冲突，才有活力

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你只能拥抱它。

舞台上热闹非凡，舞曲却不停变换。于是，总有冲突与混乱，但终究，人们会随着新曲跳舞，毕竟，怎么跳不重要，一直跳下去，才是目的。

在《历史的教训》中，威尔•杜兰特总结道，

“老年人抵制年轻人，与年轻人刺激老年人，都是对的。经过这样的对抗，就像两性冲突和阶级斗争一样，才能产生充满张力的创造性力量，才能带来富有活力的发展，才能产生整体隐而不彰的基本统一与运动。”

你看，守旧与创新，都没有错；有冲突，才有活力。

2019，是值得我们记住的。互联网在这一年退潮，新时代也在这一年开启。机构进进出出，生死流转，行业变迁，从未停下脚步。

挑战，一直都在。

本文由“洪言微语”原创，作者系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  薛洪言

高风险用户有借贷自由吗？

“90后的你，负债多少？”这是知乎上的一个提问，2.2万人关注，2530万次浏览，7300多人作答。问题后面附带一个投票，3800人参与，44%的人选择0负债，21%的人负债1万以内，当然，也有18%的人负债十万以上。

只看投票结果，我们还能理性地得出结论，年轻人负债整体可控，过度负债仍是少数；但若浏览热门回答，过度负债答主们的个中心酸、曲折滋味，作为从业者也难免要质疑借贷的合理性了。

年轻人借不到钱时，我们批评银行不作为，放贷不积极，我们强调借款是一种权利；年轻人借了太多钱时，我们又反思金融机构太激进，一心只想着赚钱，也不看看借款人有没有还款能力。

怎么好话都让“我们”说了——一面强调借贷是一种权利，一方又批评并非每个人都享有借贷的权利。并非“我们”善变，而是矛盾的心态，对应的往往是复杂的问题。比如借贷自由，就是个复杂的问题。

1

对金钱的无止境追求和借贷意识的觉醒被视作现代资本主义的萌芽。18世纪，本杰明·富兰克林曾这么劝诫当时的美国人：

“金钱的本质就是增值。钱能生钱，钱子能生钱孙。谁要是杀死了一头母猪，就等于杀死了它所能繁衍的成千头猪；谁要是浪费了五先令，就等于谋杀了它所能产出的一切——不计其数的钱。……切记，借贷就是金钱。如果有人借钱给我，就是把这段时间中我用这笔钱赚的钱送给了我。”

作为美国开国三杰之一，富兰克林说出这些话时，背后不是商人对金钱的贪婪，而是政治家对一种新的生活准则的倡导。

就当时的美国民众来看，劳动并非劳动者的“天职”或“义务”，只是谋生的手段；企业家追求盈利是受道德拷问的，因为“追求超过自身需要的物质利益”，有违宗教教义。

在这种生活准则下，大家工作只是为了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而非追求金钱本身。如果一天的生活成本是100元，5个小时挣够100元就够了，很少有人愿意工作10小时挣200元，。一如我们看当前非洲、东南亚等一些地区的劳动者，干一个月，玩两个月，钱花完了接着再找工作，就是这个状态。即便是企业家，也是“佛系”经营、“佛系”竞争，每天工作五六个小时，下班后和竞争对手们还能一起聊天喝茶、切磋人生。

这种生活理念本身没有问题，却会导致工厂招不到合格的工人，也缺乏激励工人干活的手段，不利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富兰克林对新生活理念的提倡，虽然在当时被守旧派指责为“从牛身上榨油，从人身上榨钱”，对推动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却有重要意义。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就把富兰克林提倡的这些准则追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核——以职业的精神，系统地、合理地追求合法利润。

当然，富兰克林一人的倡导无力改变人们的生活理念，更核心的力量是宗教改革带来的观念转变。当时，新兴的宗教改革家认为，信徒劳作的目的是增加上帝荣耀，其在职业中表现出的责任心是其“蒙召获救”的重要前提。

在这种新教伦理下，宗教提倡信徒要勤勉劳动，浪费时间是万恶之首——时间无限宝贵，损失任何时间都等于减少为上帝的荣耀而进行的劳作；要在固定职业中劳作——没有固定的职业，一个人只是不稳定地临机劳动，游手好闲的时间会超过劳动时间。

宗教并非提倡人们追求利润，但在世俗世界客观上带来了这样的效果：企业家找到了不竭动力去创新、去扩大再生产；劳动者则更容易服从管理、愿意学习适应新的工作流程，主动在计件工资的指挥棒下献祭自己的时间。

一如马克斯韦伯所说“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需要人献身于赚钱这种‘天职’”。当人们把自身献祭于工作时，现代资本主义就诞生了。

要生产，就需要本钱，借贷也随之繁荣。于是，宗教伦理的推动、金钱意识的觉醒、借贷理念的转变叠加工业革命的推进，现代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从萌芽走向了主流。

2

慢慢地，不需要宗教理念的推动，人们也开始自发追逐金钱、追求利润，财富增长褪去了宗教伦理的外衣。而借贷，为财富增值添加杠杆效应，愈发受到市场追捧，成为市场经济体系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人们很快就发现，借贷，既是市场经济的发动机，也成为经济危机的根源，成也借贷，败也借贷。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在《债务危机》一书中总结过借贷的利弊：

“由于信贷同时创造了购买力和债务，因此增加信贷是好是坏，取决于能否把借款用于生产性目的，从而创造足够多的收入来还本付息。如果能够实现这一点，资源就得到了良好的配置，债权人和债务人都能从中获利。否则，双方都不满意，资源配置很可能就不甚理想。”

换言之，如果负债能产生足够大的经济效益，能使债务得到偿还，则借贷就是件好事。负债本息是确定的金额，难点在于，我们该如何衡量经济效益？

企业负债用于扩大再生产，效益体现为商品销售净收入。负债形成于当下，效益产生于未来，当下负债是明确的，未来效益却有不确定性。当企业主对未来很乐观时，100元的投入预期能带来200元的收益，还本付息绰绰有余，往往会加大负债力度，开足马力向前。如果预测成真，皆大欢喜；但市场是多变的，如果100元的投入只带来50元的收益，企业可能会被过度负债带来的高杠杆压垮，破产倒闭。

从单个企业推及到整个经济体，这种负债与效益的不匹配性成为经济周期的重要驱动力。大体上，高负债，总是先催生经济繁荣，继而带来危机苦果，周而复始，与经济周期融为一体。

站在金融监管者和宏观调控者的角度，总是对高负债心生警惕，但也是又爱又恨。因为高负债固然有风险，低负债更有问题。低负债通常意味着投资低迷、信心不足，错失潜在发展机遇，带来失业问题，更是有损经济体的长期竞争力。

就像我们“宁要通胀不要通缩”一样，在负债问题上，也是“宁要高负债不要低负债”。尤其是危机后的复苏阶段，不能不依赖负债加杠杆这剂春药。而负债加杠杆，高到一定程度，便必须着手去杠杆，否则，负债的好处越来越少、坏处越来越多，从有利变成有害了。

2014年末，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达到152%，远高于G20（包括中国）平均水平，2015年起，我国开始有意控制企业部门杠杆水平。同时为了稳增长，开始鼓励居民部门加杠杆，消费金融迎来了黄金期。

3

但个人负债与企业负债，逻辑全然不同。

企业负债投资，投资产生收入，收入还本付息，现金流具有自偿性，在逻辑上，只要经营不出问题，借多少都是可持续的。比如，很多企业，负债常态化高于净资产（即资产负债率>50%），运营上根本没压力，变态如银行，10倍杠杆也能稳健经营。

个人就不同了，个人负债消费，没有自偿性，借的越多、压力越大，很快就会遇到天花板。借钱买一件你买不起的东西，是在向未来的自己借钱，当下借钱买买买，未来必须紧衣缩食偿还债务。但人是不理性的，个人借钱通常缺乏规划，当下借的太多，未来紧衣缩食已无法覆盖还本支出时，债务问题就出现了。

所以，对于居民加杠杆，监管者通常会更谨慎。经过三年左右的高增长（2015-2018），018年监管层便开始警惕居民杠杆问题。

实体企业部门仍在降杠杆，从信贷供给的角度，居民部门不能再降杠杆，否则会加大经济下行压力。于是，居民部门开始控杠杆，控制过快增长，把多余的信贷资金导入小微企业。2018年下半年以来，小微金融和民营企业融资问题成为社会热点，政策加码，国有银行率先垂范，互联网巨头也吹响B端产业互联网的号角。

但与2015年前后企业贷款转向消费贷款的顺畅度不同，这次从消费贷款向小微贷款的热点切换，并没有预想中顺利。

诚然，银行业过去一年的小微金融成绩喜人，尤其是国有银行，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绩。截止2019年9月末，五家大型银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是2.52万亿元，较2018年末增长47.9%，超额完成全年任务；年内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仅为4.75%，比很多中小型金融机构的资金成本都低。

但这么低的利率，只能覆盖是小微群体中的优质客群，即被中小金融机构服务了几年或十几年的资深贷款企业，风险相对较低：或有充足的抵押物，或依托供应链核心企业信用，或有优质的硬数据（如税费、交易等）。国有大行凭借极低的利率优势“掐尖”，中小金融机构被迫下沉，寻找资质稍次的小微用户，因数据积累、场景成熟度等方面原因，迟迟无法突破风控关。

由于小贷仍在起步阶段，信贷承接力有限，面对个人加杠杆的快速提升，只能空中加油，无法停车检修：即一边要维持个人贷款的正常增速（变超速增长为正常增长，以确保整体信贷增速与GDP增长的适配性）；一边着力调结构、控利率，压降高风险群体的借贷规模。

于是，高风险借贷群体，成为居民高杠杆下所有压力的集中出口。

4

打压高风险借贷群体，很得人心：得C端借款人维护，因为人人觉得自己低风险；得持牌机构维护，反正也不是它们的目标客群；得舆论媒体维护，那些报道多时的暴力催收高利贷新闻，终于有了说法。

利益受损的，不过是无证放贷机构、不过是高利贷、套路贷分子，可是别忘了，还有那些被贴上高风险标签的用户。

金融机构不是福利组织，不负有救济高风险用户的责任，这一点慢慢成为共识。问题是，风险高低，定义权掌握在金融机构手里。你觉得你风险低不重要，金融机构觉得你风险低才重要，不要你觉得，要金融机构觉得。

用户风险状况是一种客观现实，金融机构风险识别则是主观判断，主观判断一定能契合客观现实吗？显然不是这样。

犹记得几年前，在商业银行眼中，只有公务员、央企员工、代发薪用户、有房一族等寥寥几类人是低风险用户，其他用户一律归为高风险，恕不招待。结果是什么呢？70%以上的用户都被银行贴上了高风险的标签（如2015年央行征信有信贷记录人口占比为26%左右）。

现在情况好了很多，那是因为一大批互联网机构、小贷公司利用大数据技术对当时的所谓“高风险群体”积极探索、主动服务，变无贷户为有贷户，变“高风险用户”为“低风险用户”。在这个过程中，用户本身也许没有变化，只是金融机构的风险识别能力提高了，有能力把真正的好用户挑出来。

可挑选的前提是得让金融机构去接触这些高风险用户，风险识别能力需要在实践中锻炼、在失败中成长。所以，当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把高风险群体拒之门外时，谁来帮那些被贴上高风险标签的低风险客群撕掉标签呢？

好在，金融本就是受调控行业。我更愿意相信，此时对高风险群体关上大门，只是基于调控需求，为了在行驶中维修车辆，待特定群体的高杠杆风险解除后，我们会把关上的大门重新开启，鼓励金融机构服务高风险群体，慢慢揭掉贴在高风险群体身上的高风险标签，这才是普惠金融的意义所在。

5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马克斯韦伯感叹道：

“民族或宗教的少数派，即和统治者相对的被统治者集团，由于其自愿或非自愿地被排除在政治团体之外，更容易倾向于投身于营利的道路上，其具有天赋的成员，没有机会出任国家公职，只能在经济领域内实现其野心。近两千年来的犹太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同样的，被剥夺借贷自由的“高风险群体”，被排除在正规持牌机构的视野之外，他们的借贷需求只能转向地下高利贷，直至变成真正的高风险群体。

我想，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本文由“洪言微语”原创，作者系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  薛洪言

中国新中产，为何爱借钱？

年轻人越来越习惯借钱，习惯地理所当然；人们痛惜年轻人爱借钱，也痛惜地理所当然。人们讲，是消费主义误导了年轻人，是网络贷款毁坏了年轻人，可年轻人，因为年轻，就这么容易被误导、被毁坏吗？如果年轻人是被误导了、被毁坏了，是否监管强力纠偏后，消费金融行业的美好前景就要歇菜了？

中国有4亿中产，4亿30岁以下的年轻人，这两个4亿，是中国之所以为经济大国的最大底气，更是消费金融行业未来发展的根本依托。新中产、年轻人为何爱借钱？在刻板印象里，我们归结为冲动和不理性，但这只是一种想当然，年轻并不是鲁莽的代名词。我们要发掘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以此来更好地理解他们，更好地理解行业未来的发展。

这代年轻人不一样

借钱的本质是“花未来的钱、办今天的事”，在我们老祖宗的观念里，也可称之为寅吃卯粮。寅吃卯粮，“今年吃明年的粮，明年无粮可吃”，是个负面信号非常强烈的词汇。

传统文化不鼓励寅吃卯粮，自然也不认为借钱消费值得提倡。何以如此呢？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战乱、饥荒连绵不断，深深融入我们祖先的记忆里，成为民族文化基因的一部分。

最典型的是我们的饮食文化，花鸟鱼虫什么都能搬上餐桌，一块猪肉更是衍生出无数吃法，是闲的吗？是饿的。

我们都知道杜甫有句千古名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冻死骨”这三个字里，不仅有路旁的饿殍，更有杜甫的幼子，就在同一首诗里，杜甫写道“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

对饥饿的恐惧一直在我们文化血液里流淌，于是，越是对未来缺乏安全感，越是追求稳定和保障。

想一想，中国的家长为何如此注重教育。不仅自己费尽心力，连孩子也不得休息，千辛万苦、一切都割舍，只为考个好大学。因为考个好大学，才能找个稳定工作，工作稳定了，家长才放心了。一如美国学者傅高义在《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中总结的：

“对城市居民来说，在一个大公司工作带来的安全感，有些类似于土地与地方社区的归属感带给农民的安全感——能够提供他所需要的保障。”

在这种文化的浸染下，谁又敢放心大胆地借钱消费、寅吃卯粮呢？

不过，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物质供给的持续丰富，总归在一点一滴消减我们的饥饿感、提升我们的安全感。拿70后、80后、90后来说，一代比一代生活富足，一代比一代思想解放，一代比一代敢于直面不确定性。

就拿公务员考试来说，70后和80后热衷追逐的国考，到了90后这里，便开始急速降温。数据上看，2014年，也就是最年长的90后硕士毕业的第一年，公务员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就开始显著下滑。

以考试人数/招录人数来衡量国考热度，2015-2018年，国考热度跌入历史低谷（2019年的回升或与经济形势和就业形势有关），背后反映了年轻人的心态变化——不再盲目追求保障与安定，更愿意拥抱变化的人生。

这种心态，源于对未来生活的强大自信，换个角度看，这种自信也让年轻人敢于把债务扛在肩上。

日益提升的安全感

当然，自信不是凭空而来，自信背后是日益提升的安全感。

一是长达几十年的经济持续高增长，消解了年轻人的物质焦虑。童年时期富足而幸福的生活体验，让90后对物质和享受有了不同的感受。同时，伴随着他们成长过程中的经济持续高增长，也培养了他们的文化自豪感、对社会的认同感。新一代年轻人对周遭和未来均充满自信，对物质的忧虑几近消失。

人类是个奇怪的生物，不会满足，衣食无忧后，便开始追问生活和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当然不止于囤积财富，此时，勤勉工作、储蓄理财等生存模式下的优点不再被奉为圭臬，年轻人开始强调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开始追逐多样人生。

当年轻人可以轻松看待物质、看待收入和储蓄时，也自然可以轻松看待借贷。借贷不再是未来某日终将把人压垮的洪水猛兽，只不过是能更好地满足当下需求的金融工具。70后、80后畏惧触碰的工具，到了这一代手里，已经不是问题，需要用时，用就是了。

二是成功路径日益多元化，年轻人敢于拥抱不确定性。经济快速增长，行业加速更迭，新模式、新产业层出不穷，阶层跃迁路径日益多元化。年轻人依旧渴望成功，但衡量成功的标准却不再是约定俗成的那把尺子。

以高考来说，千军万马仍在挤独木桥，但那些被挤下来的，有了更多选择；985的学历依旧重要，但没有名校的光环，依旧有很多路通往有意义的人生。

当成功可以自定义，对失败的容忍度也大幅提升。这个时候，年轻人更容易自我认同，更敢于面对借贷背后的不确定性。

三是有恒产者有恒心，房子带来终极安全感。房价持续上涨，让70后身家倍增，让80后负重前行，让90后轻松上阵。70后，要么福利分房，要么早早上车，一路享受上涨福利；80后们，只能六个钱包（男方爸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三个钱包+女方爸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三个钱包）凑钱买房；90后尤其是00后（70后的孩子），身上则背着六套房。

有房产傍身，驱动年轻人拼命工作的理由，不再靠压力要看兴趣。年轻人不再强求工作的稳定性，跳槽成了家常便饭，不想干了就裸辞旅行，大不了回家“啃老”，小康生活总不是问题。

这个时候，借钱消费，哪还有什么心理障碍呢？

日益健全的金钱观

物质的充裕，一定程度上还在重塑年轻人的金钱观。在商品社会大潮中，我们担心被金钱奴役，实际上，很多人也的确被金钱奴役。而当年轻人摆脱了物质的困窘后，开始重新看待金钱的意义，培育起更为健康的金钱观。

金钱不再是目的本身，金钱越来越像工具，为美好生活服务的工具。既然是工具，便不必视之为神秘，用之即来、挥之即去——需要的时候就用，自己的也好，借的也罢；不需要的时候，可以存起来，也愿意慷慨借人。

年轻人金钱观的改变，“月光”大概是最显著的标志。之所以把钱花光，不宜再简单地理解为“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缺乏规划、得过且过，而是金钱的保障意味在下降，开始更多地表现为资源聚散的载体——人们开始更多地看重金钱流转带来的资源分配效应，而非金钱本身。

另外，仅就借贷而言，仍有一些借款人是“套路贷”和过度贷款的受害者，但也不必否认，大多数年轻人正拥有更好的借贷观。

（1）拥抱免息债务

在统计口径里，账单期内的免息负债也算负债；在很多金融消费者眼里，免息负债是不算负债的，每多借一分，便觉多占一分便宜。

据尼尔森近期发布的《中国年轻人负债状况报告》（基于3000个样本的在线调研）数据，49%的借款人都会选择在免息期内还清贷款。而从信用卡数据看，通常付息循环贷款的占比在25%以下，约75%的持卡人会在账单到期日全额还款，以避免支付利息。

花呗、任性付等带有免息期的消费贷产品越来越受欢迎，6期免息券、12期免息券愈发成为电商平台促进销售的营销武器，……大多数金融消费者，一直都很精明。

（2）借钱投资未来，借得其所

分析借贷结构，我们能欣喜地发现，借钱消费的人很多，借钱充电的人也越来越多。

最典型的是教育分期，虽然暴露出不少问题，但就广泛情况来看，教育贷款在助力年轻人进步成长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国内的劳动力供给结构看，我们常讨论大学教育与社会需求脱节，其实商业模式日新月异，学校教育也很难不与实际脱节。

这种背景下，第三方培训机构俨然崛起为朝阳产业，而追求上进的年轻人，从金融机构筹措学费，投入自己的周末为自己充电。在这个过程中，借钱转化为一种自我投资。

另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借钱做小生意。微商也罢，小店也罢，成功也罢，失败也罢，我想，这就是普惠贷款应有的意义。

辩证看待高负债

当然，也无需讳言部分年轻人的高负债。如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2019年6月份所言，“我国一些城市的住户部门杠杆率急速攀升，相当大比例的居民家庭负债率达到难以持续的水平。”

剖析原因，从个案角度看，非常复杂。如一些人是因为贷款买房，连首付都是东凑西借，每月还款现金流超过工资，压力山大；一些人被不良嗜好拖下水，很多人年轻人因博彩陷入借借借的困局，总想着翻本，却越陷越深；一些人则是被套路贷、超利贷所累，债务滚，压力越来越大；还有一些人，可能纯粹是生意失败，现金流断裂，背上了百万负债；也有一些人，铁了心做老赖，借一笔是一笔，借钱成了收入来源；……

从行业角度看，个人信息保护不健全、从业机构鱼龙混杂也是重要原因，甚至不乏个别机构明知申请人无力还款，仍痛快放贷，想通过暴力催收榨取借款人背后的家庭资源。

我们还可从社会文化角度挖一些原因。年轻人固然不再为物质焦虑，但当物质失去了作为目标的吸引力，普适性的新目标又未出现时，空虚就会趁虚而入。一些人陷入迷茫，一些人随波逐流，在这个过程中，消费贷款成为一些人填补空虚的工具，既迎来了自己的繁荣，也培育了自身的反动。

以校园贷为例进行说明。当前的教育体制下，人们一生中的大部分竞争被压缩至初高中阶段，紧绷生活十几年，一旦进入大学，高考指挥棒消失了，很多年轻人失去生活重心，轻易被消费主义、追星文化、网络游戏等新潮流俘获。在这样的环境下，现金贷走入校园，俘获了大学生的心，很多人从借贷走到过度借贷，反受其害。是缺乏自制力吗？可能是缺乏目标。

总之，过度负债的背后，对应着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监管、行业、社会、舆论、经侦甚至教育体系综合发挥合力。

当前，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好的迹象，如大数据清查、催收严监管、非法放贷入刑、从业机构整治等等。事情正在朝好的方向发展，反过来，也为行业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给未来一点信心

历史上，经济危机大多都是债务危机。债务高到难以为继时，经济体会丧失活力，唯有通过崩盘来完成新陈代谢——企业以破产为代价，把旧有的债务一笔勾销，新的企业涌现出来，轻装上阵，经济体再次走向繁荣。

企业可以破产，个人怎么办呢？背着巨大的债务过一生，想想都压力山大，不得不让我们心生警惕。

其实，也不必悲观。在非法放贷入刑的背景下，非法放贷产生的债务自然不受法律保护，不能对债务人构成实质性压力；持牌机构在严监管下，也在调整放贷策略，收敛过度放贷倾向，这部分债务可慢慢消化，大不了，还有个人破产作为最后的保障。

消费贷款是受监管业务，我们要相信监管机构有的是办法来消除风险隐患。严监管，站在金融机构视角，是让行业从无序走向有序；站在借款人视角，则在帮助借款人剥离超负荷债务，让年轻人再次轻装上阵。

所以，就我而言，并不担心风险，更愿意憧憬光明的一面——年轻一代拥有更大的安全感，越来越愿意借钱，未来也会借更多地钱。消费金融机构，要努力熬过这一两年，好日子才刚刚起步。

被过度借贷“毁掉”的年轻人

“为何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习惯于借钱”？

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站在不同的视角给出不同的答案。

从需求角度看，年轻人没有钱，所以才借钱。像那些手握存款苦寻安全高息理财产品的人，有大把的低息贷款可供选择，他们看都不想看。

从供给角度看，银行零售转型，互金平台崛起，消费金融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期。贷款体验前所未有的便捷，贷款产品也前所未有的丰富，一如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商品总能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供给本身就能创造需求。

从消费场景看，购物消费已经“入侵”生活的方方面面，朋友圈中有微商大军、有社交拼购，直播平台里有网红带货，内容社区里更是“种草”泛滥……买买买的背后，消费贷款大放异彩。

这些因素互为因果、相互强化，慢慢地，年轻人习惯了消费时去贷款，大家也习惯了年轻人用贷款去消费。

不止消费，但凡工资能做到的，贷款都能做到，作为“未来”的工资，贷款已浸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化为生活的一部分。

当贷款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消费升级如约而至。

消费升级背后的驱动力

消费升级的背后，有两大驱动力：一是中产阶级的崛起，得益于人均收入的逐年提升，据悉这部分人群有2亿人；二是消费贷款的鼎力支持，让收入不足的人也能触及中产生活品质。这部分人群，也在2亿人左右。

中产阶级的崛起，带来了城市消费升级，是个渐进过程；而消费贷款的普及，则发掘出下沉市场的消费潜力，表现出相当的爆发性和突发性。

下沉市场一词，于2017年左右为人所知，首先是快手走入大众视野，满足了五环内人群的猎奇心理；直至拼多多来了，市场一下子感受到下沉市场的消费潜力。在这种突然性认知的背后，消费贷款的爆发式增长应居首功。有了额外2亿人的消费加持，消费升级显著提速。

宏观上看，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2018年76%的GDP增长靠消费，相比四年前提升27个百分点。

中观上看，50%的新车和30%的二手车销售靠贷款，一半以上的学员贷款付培训费，以至于汽车、教培、医美等大额消费行业早已与金融机构紧密捆绑。

分期付款与大额消费天然契合，心理学家早就给出了答案——“一旦给出分期付款的选项，人们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每月付款额，不再留意合同的长度”。通过延长分期年限降低单月支出，大额消费将变得与小额支出一样随意。

微观上看，消费者用贷款追求中产生活，租更好的房、买更贵的手机、追更多的潮牌新品。如据苏宁金融双十一战报，任性付当天24期分期贷款同比实现5倍增长，戴森吹风机、华为手机、iPhone新品、联想轻薄本、西门子洗碗机等成为被追逐的爆品。

被消费，是市场经济所有产品和服务的最终归宿。消费升级，为各行各业提供了新的刺激、新的机会。

过度负债如影随形

任何事都有两面性，当贷款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过度负债也必然如影随形。大多数人，用贷款改善生活，也总会有一些人，被贷款改变生活，直至为贷款而活。

在统计数据中，国内居民杠杆率只有55.3%（2019年6月末），仍处于较低水平；但在新闻案例中、在调研报告里，年轻人的杠杆率已让人侧目，引发无限担忧。

越是吃不饱的人，越容易撑着。年轻人群、低收入群体，长期处于“贷款饥渴”状态，一旦贷款变得“唾手可得”，往往会来者不拒。当秉持“每个成年人都值得1万元贷款”的从业者打开水龙头，消费贷款不仅是促进消费升级的美好工具，也成为摧毁一些人美好生活的罪魁祸首。国内外，概莫能外。

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曾做过一次大规模调研，数据显示，2016-2017年间，英国城市居民消费贷款使用率为77%，农村地区略低，也高达68%。其中，15%的英国人存在过度借贷问题，在伦敦，这一数字则为17%。

从国际经验看，对借款的倚重，已经是普遍现象，经济越发达，借贷越普遍。从居民杠杆率国际对比看，2018年，发达国家居民杠杆率平均为72.1%，而发展中国家仅为39.9%。国民收入水平越高，负债率也越高。

看上去，高杠杆似乎有一种必然性，是经济高速发展后的必然结果，为何如此呢？我们固然可以从宏观视角找出种种理由，但为了读者更容易理解，我想从微观个体视角找找理由——人是一种非理性动物。

先看一个相似的例子。众所周知，越是发达国家，肥胖问题越严重。从宏观视角找原因，饮食结构与快餐文化、食品产业及舆论引导、生活节奏及工作压力等都是理由，但具体到每个人，不过是理想身材与口腹之欲之间、理性自制与感性冲动之间，我们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罢了。

从各国经验看，只要食品供给充足、价格可承受（小康社会的基本标准），肥胖总会发展为社会问题。如美国70%的成年人超重，其中近40%的人可称之为肥胖。

不止欧美有大腹便便，步入小康社会的我国也不甘落后。据医学杂志《柳叶刀》数据，2018年我国有9000万肥胖人群，其中1200万为重度肥胖，居全球首位。虽然世卫组织早已发出警告，超重和肥胖是全球第五大致死原因，但依然无法阻止每年280万人“因胖致死”。

某种意义上，过度借贷也是如此。

人人都知“借钱一时爽、还钱火葬场”，但依靠自制自律，无法阻止一个“借款人”变成“过度借款人”。于是，我们对“贷款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关注，也不再局限于对年轻人消费观念改变的感慨，而是付诸行动，拯救那些陷入“过度借贷”泥潭的年轻人。

我们能消除“过度借贷”吗？

好在，我们虽然不能对每个人每顿饭摄入多少热量设上限，却能对借款人的借款额度设上限。所以，虽然应对肥胖问题任重道远，解决过度借贷却并非无计可施。

先来看看监管机构常常使用的“三板斧”：

一是严打高利贷、套路贷，废除不合理的债务，减轻还款负担。不仅中国监管者如此，世界各国莫不如此。如英国FCA曾于2014年出台规定，将现金贷总成本（包括利息和所有其他费用）控制在本金的100%以内，以确保“任何借款人的还款额都不会超过其借款额的两倍”。

二是严打暴力催收，让欠钱的人也能体面生活，保障其合法权益。严打暴力催收，能够给借贷行为圈定边界，避免借贷从一种金融现象演变成社会现象。毕竟，相比贷款逾期后的不良损失，暴力催收衍生的社会问题更加棘手难控。

三是严格贷款发放关，以管控多头借贷为抓手，避免债务滚。明确单一借款人的最高额度和余额，这一点最关键，理论上可完美避免过度负债问题。但也只是理论上，在现实中，金融机构既无从得知借款人的真实负债，更无从得知借款人能承受多少负债。

纵观这“三板斧”，确保借款人在借贷过程中受到公平合理的对待是可以实现的目标，至于过度借贷问题，虽然需要监管方面付出更多努力，但从结果上看，更多地取决于借款人自身。

借款人恰恰不可控。正如不少心理学家相信，“要让消费者控制预算，需要消费者具有惊人的自制力”。作为消费者，不能避免冲动消费，作为借款者，往往也不能避免过度借贷，内在的原因，实际上是一致的。

1930年，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在《我们子孙在经济上的可能性》一文中，认为科技进步带来物质的极大丰富，以至于100年后的人类将无需劳动，反而会为无处不在的闲暇担忧:“人类自从出现以来，第一次遇到了他真正的、永恒的问题——当从紧迫的经济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后，应该怎样来利用他的自由？科学和复利的力量将为他赢得闲暇，而他又该如何来消磨这段光阴，生活得更明智而惬意呢？”

他还乐观地憧憬道：“他们不会为了生活的手段而出卖自己，能够使生活的艺术永葆青春，并将之发扬光大，提升到更高境界。”

事实如何呢？

诺贝尔奖获得者阿克洛夫在《钓愚：操纵与欺骗的经济学》一书中写道，“2010年，一个普通美国家庭的储蓄，包括现金、支票、银行存款等（这些家庭几乎不持有债券和股票），不超过家庭月收入。”

人们依旧在为经济问题奔波。梭罗曾在150年前评论当时的美国生活，说“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平静的绝望中”，仅从经济角度看，这句话在150年后依然适用——很多美国人依旧为债务所困，高负债的背后，何尝不隐藏着一种平静的绝望。

当然，并非美国不够富强，阿克洛夫认为，这是现代消费主义盛行的必然结果，即便人均收入再增长5倍，可能还是这样的结果。

现代社会中，借贷、消费、生活，某种程度上已经融为一体。过度借贷，绝不仅仅是个金融问题，已经深深融入社会生活中，甚至成为文化的一部分。

病态与常态

在很多人的观念里，“过度借贷”都是一种社会病态。问题是，过度借贷，似乎正成为现代社会的新常态。当“病态”变“常态”，病态还是病态吗？

历史学家吕思勉曾这样总结社会风气的演变规律，“大多数人的见解，是不能以逻辑论，而其欲望之所在，亦是不可以口舌争的。然人的见解，常较时势为落后。人心虽以为允洽，而事势已不容许，总是不能维持的。”

“人的见解，常较时势为落后”，把这一精辟的总结用于负债，我想也是恰当的。勤俭节约一直是传统美德，当年轻一代把借钱当作生活方式，叔叔/阿姨辈的我们，总会以不解的眼光去警示风险，大谈特谈“借钱生活是一种病态”。

问题是，当下年轻人借钱生活，究竟是以苦涩收场的文化异动，还是开社会潮流之先声呢？恐怕还无法断言。把借款比作诱人的高热量食品，谁又有力量能阻止年轻人为满足口腹之欲而大吃特吃呢？

我们当然应该努力去控制高负债，但起码就现阶段而言，我们还是要学会与高负债共存——控制它，也接纳它，看看社会的发展，究竟把我们带向何处。

数据环境生变，银行大数据风控怎么办？

数据是金融业务的基石，监管集中清查大数据公司，不仅大数据公司人心惶惶，处于下游的金融机构也受池鱼之殃——尤其是那些缺乏自主风控能力的机构，甚至不得不下线或暂停贷款发放。

数据清查终会过去，但很多东西在发生根本性改变，资金方做“甩手掌柜”的好日子不会重现。那些缺乏自主风控能力的金融机构，在未来的行业竞争中，恐无以立足了。

大数据风控，该从何抓起？

银行金融科技转型，方向很多，但最紧要可行的，还是大数据风控。万事开头难，从传统风控到大数据风控，银行做得怎样呢？

大银行相对容易，不缺用户，不缺数据，也不缺人才。传统零售业务足够强势，有足够的空间和时间推新产品、小步快跑做实验，模型先跑起来，慢慢完善，自主风控能力就算有了。

难的是小银行，尤其是偏居低线城市的农商行、城商行，没数据、没人才，存量用户也缺乏互联网属性，线下迁线上都难，更何论做新业务的试验田。这类银行的科技转型往往陷入两个误区：

一是做助贷和联合贷款的资金方，虽独立决策却无力决策，至多花钱请人搭一套模型做做样子，缺乏数据输入，也没有模型迭代，只为满足合规要求；

二是被风控外包厂商的一站式方案吸引，“三天对接、一周上线”，上线后却不管不问，做了甩手掌柜。

一旦陷入这两个误区，无论转型多少年，银行的自主风控能力仍等于零。是助贷和联合贷款害了这些银行吗？非也，助贷平台提供初步风控审查，降低了金融机构二次风控压力，可若金融机构因此不再做二次风控，却也怨不得别人，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一些银行缺乏转型意愿，管理层只想在任期内靠助贷做做业绩，不计长远，那也只能这样了，装睡的人，不妨继续睡吧；如果还愿意为长期发展着急，当务之急，就是行动起来，迈出第一步。

大数据风控，说到底就两项，一是数据，一是风控模型。

（1）数据

数据分为内部数据、外部数据；也可分为历史数据和实时数据，后者包括用户设备信息、位置信息、业务交互信息等。

对小银行而言，随着数据环境趋严，全面拓展外部数据源的必要性愈发有限，一则是信息隐私踩雷风险，二则是业务量有限，盲目撒网在经济上吃不消，按需索求更为现实。

小银行要做的，是激活内部数据，用好实时数据。激活内部数据，涉及到打破部门壁垒，构建数据中台，形成统一的用户视图；而用好实时数据，要靠专业人才，把这些数据融入到业务流程和风控模型中去。

这两项工作，考验的不是财力，而是决心和执行力。

（2）风控模型

大数据风控不仅仅指信用评分、反欺诈等贷前审查环节，而是一套流程体系，涵盖从用户入口端的精准营销到贷后回款或催收管理的全流程。

一般来讲，只要夯实了内部数据基础，再结合外部黑灰名单和各类信用评分数据，要防范信用风险并不难，真正的难点在欺诈风险。

欺诈风险多为团伙作案，在攻防对抗中，实力虽弱于一线巨头，但面对小型银行未必处于下风。加上欺诈团伙多从业务漏洞着手，一朝得手，往往金额很大，令金融机构防不胜防。从实践中看，无论是行业巨头还是中小银行，在反欺诈方面均需借助第三方公司的辅助支持。

应把握的几个原则

在建设自主风控能力的过程中，中小银行还应注意几个原则。

（1）因地制宜，构建差异化能力，不求大求全

在新的行业环境和监管环境下，无差异化大干快上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小银行在战略层面必须聚焦差异化，业务差异化，必然要求风控能力差异化。

业务层面，要聚焦场景金融，关注消费用途；相应地，在风控层面，要夯实场景风控。从过往教育分期、租房分期等场景贷风波看，场景方的欺诈、乱收费、跑路往往是乱象之源。

在场景贷业务中，金融机构的惯常做法是与场景方合作获客，却又疏于准入管理和贷后规范，致使风险不断。其实场景方多集中在线下，具有较强的区域色彩，区域银行深耕区域场景，只要愿意做，还是有优势的。

用户层面，本地客户先行；在数据获取上，可重点发力本地社保、公积金、个税、房产、车产等信息，在区域市场建立数据优势，不必求大求全。

（2）急用先行，重视反欺诈能力建设

业务上线后，信用风控模型可以慢慢迭代优化，反欺诈能却等不得，一开始就要用最好的，否则根本吃不消。这个时候，就必须借助第三方反欺诈公司的力量，融合到自主风控的建设能力中。

据业务安全公司顶象发布的《“关联网络+反团伙欺诈”白皮书》总结，信贷欺诈主要包括中介包装、资金用途挪用、信用卡养卡套现、伪冒骗贷和团伙骗贷等几种，其中团伙欺诈尤其难缠。数据显示，国内网络欺诈从业者超过200万，每年造成经济损失近千亿，其中仅针对金融机构的欺诈团伙就有3万多个。

反欺诈手段，大致分为三类，一是通过活体识别、设备指纹、位置核验等核验身份、比对认证；二是对接黑灰名单及运营商、房产、车产、征信等外部数据核验；三是技术层面反欺诈，包括构建基于用户行为和业务流程的风险特征库，以及利用关联网络技术进行异常侦测。其中，关联网络最考验综合实力。

以顶象关联网络为例。基于金融机构自身的数据积累，结合内部数据和业务场景、业务逻辑、产品流程、客群特征等做定制化设计，构建可视化和交互式监控平台，帮助金融机构搭建自主可控的风控体系。

由于与金融机构内部数据关联，这样建设好的风控体系不仅可用于营销反欺诈、申请反欺诈、交易反欺诈、账户安全和数据反爬等纵深防御能力，本身也是实用的客户关系画像体系，在精准营销、交叉营销等方面也有用武之地。

（3）构建敏捷组织，打破部门银行藩篱

建设风控模型，可归为风控部门的事，但激活内部数据，则是全行的事，需打破部门壁垒，确保战略落地。这背后，涉及到部门利益协调、考核体系梳理、组织惰性激活、包容文化构建等一系列大问题。

这些问题，哪个都不易解决，但都不得不解决，否则不仅科技转型没有着落，即便仅仅是大数据风控建设，也会很快遇到瓶颈。

除上述几个原则外，在大数据风控能力建设过程中，银行还会持续面临来自流程重组、团队建设、成本投入、监管合规等方面的挑战，需持续予以关注。

新环境、新挑战

作为一句口号，大数据风控已经喊了很多年。“狼来了”喊久了，危机感也就淡了，人们开始把它视作某种“重要而不紧急的事情”，不断给一些短期事务让路，一拖再拖、原地踏步。

“一鼓作气，再而竭，三而衰”，当一件事持续几年缺乏重要进展时，大家也就疲了，这个时候，除非有大刺激，否则这事基本也就这样了。

所幸，这种大刺激不远了。

数据环境生变还只是前菜，后续，随着牌照监管收紧、合规阀门扎紧，大量的中小放贷机构会退出市场，多头借贷群体资金链断裂，逾期率会趋势性抬头。届时，助贷机构既兜不了底、也不敢再兜底，相应地，那些缺乏独立风控能力的资金方，做不了业务、也不敢做业务。

中小银行要意识到，“搭助贷风控便车、做甩手资金方”的好日子正在远去，一去不回。再没有点紧迫性，真的来不及了。

联合贷款，应该怎么管？

但联合贷款，不仅仅是产品创新和模式创新，更带来了金融生态的深层次变革，利弊优劣，三句五句说不清楚；如何监管，也远非“禁”与“不禁”所能涵盖。

太过复杂，需从头说起。

联合贷款因何而生？

联合贷款并不神秘，很多人以为它是金融科技公司的模式创新，其实不过是银团贷款的模式化用。

监管将银团贷款界定为“由两家或两家以上银行基于相同贷款条件，依据同一贷款合同，按约定时间和比例，通过代理行向借款人提供的本外币贷款或授信业务。”联合贷款也是这样，两家或两家以上持牌放贷机构，基于协议安排联合发放贷款。

银团贷款里，有牵头行、参与行和代理行之别，在“信息共享、独立审批、自主决策、风险自担”四原则下，各方权责分工各异。牵头行负责贷前调查、确定贷款条件并组建银团，代理行代表大家进行贷款发放、收回和统一管理，其他参与者统称为参与行。

联合贷款里，基本也是一家机构负责获客、贷前初审、贷款管理和回收，其他持牌机构在独立审批、独立决策并与借款人独立签署合同的基础上参与进来，同样要遵循“信息共享、独立审批、自主决策、风险自担”等基本原则。

银团贷款又称辛迪加贷款，为大额借款项目而生，合多家银行之力，满足大型基建和集团公司贷款需求。联合贷款，则为小额普惠金融而生，合多家机构之力，优势互补，降低成本，为普惠金融提供新的解决方案，也助力金融机构科技转型走上快车道。

（1）破局普惠金融难题

小微群体贷款本金小，利润薄，金融机构做小微贷款，往往无利可图，要么弃之不做，要么提高定价。前者导致融资难，后者产生融资贵，顾此失彼，普与惠不能兼顾。

破局之策，便是降低综合成本（如资金成本、获客成本、风控成本、运营成本等），综合成本低一些，普惠金融的空间就多一些。

单一金融机构，固然可通过模式创新和科技创新不断降低成本，但幅度有限。相比之下，联合贷款取各家金融机构所长，让擅长获客的去获客、擅长风控的做风控、吸储能力强的多提供资金、强于运营的做贷款管理，可把综合成本压降至理论上的最低值，普惠金融空间自然就出来了。

2016年末，央行征信系统中仅4.27亿人有贷款记录；2019年6月便增至5.48亿人。表明这两年半时间内有1.2亿人从传统金融机构获得信贷支持，由无贷户变成有贷户。这是普惠金融的成绩，又何尝不是联合贷款和助贷的功劳。

（2）助力金融机构科技转型

科技已成为金融机构第一驱动力，但科技转型不能嫁接在空中，需在业务转型中落地。

全国性银行基础厚、实力强，自力更生还算条出路；区域性银行底子弱、基础差，除了银行牌照带来的资金优势，在获客、风控、运营等方面均有困难，完全靠自己，业务动不起来，科技转型更是空中楼阁。

联合贷款聚合各方力量，为优势资源互联互通提供桥梁。借助联合贷款，全国性银行可以不必自己造轮子，科技转型步入快车道；区域性银行更是可以在开放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

在这里多说一句。虽然相比单打独斗，联合贷款和开放平台为金融机构转型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但金融机构是否愿意转型、能否转型成功，还是取决于自己。当前市场中有很多声音，认为联合贷款和助贷加剧了持牌资金方的管道化和空心化，这就好像那些互联网让孩子沉迷于网游的指责一样，并不能令人信服。

生态重构与场景崛起

联合贷款连通了银行资金和互联网流量，释放出巨大能量，消费金融因此得以快速增长。增长强化增长，消费金融风口效应形成后，引来各方加速布局。如据奥维咨询估算，2018年末，线上消费贷款余额1.5万亿元，较2016年实现近四倍增长。

行业高速发展中，一些机构乘成为新模式里的重要节点。这些节点连通四方资源，开放平台和开放银行模式便应运而生。演化至此，金融业的生态模式已然有了深刻的变化——金融与场景深度融合。

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场景方凭借庞大的用户流量，有实力有资格与金融机构洽谈助贷和联合贷款合作，而助贷和联合贷款的发展，进一步加速金融与场景的融合，巩固了用户在场景中获取金融服务的习惯。

随着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场景方深度融入金融生态圈，就带来了各方权责利关系的重构。重构中有冲突，更有和解。

从顺序上看，金融机构率先反应，从排斥到竞争再到合作，用了大概三年时间（2013-2016年），最终以开放平台和开放银行崛起为标志，宣告双方全面和解，共同完成了金融业务模式的重塑。但厘清金融机构与场景方的关系只是第一步，如何厘清场景方与用户、场景方与监管的关系，则构成了新挑战。

新生态下新挑战

（1）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挑战

规模的增长、模式的重塑、新角色（场景）的介入，均对金融消费者保护提出新要求、新挑战。

比如规模快速增长，加大了数据需求，大数据行业迎来蓝海，新进入者参差不齐，导致数据违规采集与交易乱象频发；

比如规模快速增长，加大了催收外包需求，催收行业迎来更多从业者，但疏于管理和规范，导致违规催收、暴力催收不断；

比如场景方介入，金融机构与场景方彼此收费模式和收费结构出现交叉重叠，彼此责任权利出现重叠模糊，为个别机构浑水摸鱼创造了条件，致使场景惹祸、金融背锅的事不断，长租公寓跑路后的租金贷问题、培训机构跑路后的教育贷问题，均为典型代表；

……

其实，这些都属于“旧制度赶不上新变化”的必然结果，属于发展中的问题。一旦管理和规范跟上来，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

近期，监管清查大数据乱象、严打套路贷和违规催收，重申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要求，行业气象便有了明显改观。

（2）对现行监管制度的挑战

金融模式已然进化，而监管机制未变，就会产生新模式与现有监管体制的冲突。就助贷和联合贷款而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打破了区域经营限制。现行监管体制注重属地化监管，如银行有全国性银行和区域性银行之分，区域性银行资金不出省；小贷公司则有普通小贷公司和网络小贷公司之分，普通小贷公司资金不得跨区域。但依托助贷和联合贷款，区域性金融机构可向全国用户发放贷款，现行监管体系下的区域限制便形同虚设。

二是消解了金融牌照边界。在新的生态模式下，金融分工细化、再细化，到了一定程度，就消解了金融牌照边界。比如说，风险审批属持牌经营环节，金融机构不得将其外包，但风险审批也可细化为数十个步骤，每个步骤都涉及一堆合作方，这些合作方算不算涉足核心金融环节、涉嫌无证经营呢？自是无从说起。

从近一年来出台的文件看，地方监管机构普遍重申现行监管要求的权威性，如强调属地化管理、重申核心环节不得外包等，但略显头疼医头，可解一时之急。要缓解金融创新与现行监管之间的冲突，需顺应金融生态化发展的大趋势，从牌照监管转向功能监管，并夯实监管科技，探索监管沙箱机制，以保持监管与创新的动态平衡。

（3）规模快速扩大，如何控制风险？

在开放平台生态中，资金是流动的，客户是流动的，连科技都是流动的。流动带来更高效的配置，致使金融效率有了根本性提升。

不过，金融与风险共生，业务效率的提升需辅以风控能力的提升来中和约束，否则效率高，隐患也大。

金融以风险为生，各方所求不是消灭风险，而是分散风险。风险分散的妙处好有一比，如巨石立于高山之巅，摇摇欲坠，足以构成系统性风险隐患；若把巨石碎为粉尘，随风而落，于各方不过是微尘拂面。

作为提升效率、做大规模的利器，同银团贷款一样，联合贷款的第一原则也是风险分散，即各方要独立承担风险。只要各方独立承担风险，在完备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和严格的拨备计提约束下，增长再快都不怕。

当前各方对联合贷款的担心也恰恰出在这里。一些机构为了吸引资金方加入，违规兜底承诺，违背了风险分散原则，犹如在山顶立一块大石，让各方忧虑不已。

但违规发放联合贷款，错在违规，不在联合贷款。

在发展中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如上种种，便是市场对联合贷款模式的核心忧虑。仔细去看，有些是纯粹的违规操作，有些是配套规范没跟上，还有些则涉及监管与创新的平衡这个永恒的话题。

其实，于金融生态各方而言，流量集中和互联网平台崛起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无可更改的外部变量和大趋势。联合贷款也好，助贷也好，不过是各方基于新趋势所做的创新与应对。

正因为与大趋势契合，联合贷款和助贷在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和金融科技转型创新方面发挥了积极甚至不可替代的作用。至于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不过是新模式与旧制度不可避免的摩擦冲突，属于发展中必然要面对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而不应去推翻模式本身。因为模式既然顺应趋势而生，消灭了这个模式，还会有新的模式出来。

所以，联合贷款应该怎么管呢？顺应趋势，用其利，减其弊，在发展中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如是而已。

越南，正在乘势崛起

对于越南的印象，一直停留在东南亚旅游胜地的固有标签里。新闻里不时看到越南制造业崛起，也知道不少互金机构出海东南亚，首选便是越南，但也只是当新闻看看。

打破固有印象，最好实地看一看。近期受邀参加越南“2019年胡志明市经济论坛”，有机缘看到一个活力的城市，感受到一个立体的越南，把所思所想诉诸笔端，便有了这篇文字。当然，这不是一篇游记。

增长，活力的源泉

对胡志明市的第一印象，是“车如流水马如龙”的摩托车大军。胡志明市很多路口不设红绿灯，静候路口时，看着摩托车流如潮水般不息，不得不主动走入车流，在彼此避让交汇中过到马路另一边，这个过程中，感受最大反倒是一个城市粗放原生的活力。

说到活力，胡志明市远不如中国一线城市那么行旅匆匆，遍布大街小巷的人字拖和咖啡馆，弥漫的仍是旅游城市特有的闲适，但这个城市给人的感觉却是闲适中透着活力。

作为中国人，对这种活力并不陌生：活力因希望而生，希望因发展而有。发展是硬道理，是城市活力的源泉。

1991年以来，越南GDP年均增速高达6.9%（过去十年平均为6.3%）。作为越南最发达的城市，胡志明市近年来（2010-2018）GDP年均增速更是高达9.42%。经济持续增长，收入持续提升，希望和活力随之而来。

对居民收入增长感受最深的，是用工企业。调研胡志明市同业机构，普遍反映这些年胡志明市用工成本显著提升，房租也越来越贵。如一个有经验要求的外资银行基层岗位，2万人民币的月收入未必能招到人；而好地段的商业地产，租金已不低于国内北上广深的水平。

似乎有些夸张了，尤其是考虑到越南人均GDP仅略超中国的四分之一，胡志明市人均月收入也只有3000元人民币左右，成本怎么能比肩中国的北京上海呢？

其实，同业反映的信息恰恰是越南高端资源市场供求失衡的一个侧影。近些年外资加速入场，越南本土人才在极端时间内遭遇供不应求，高端地产租金更是水涨船高，高增长背后，越南在人才教育、地产布局、基础设施等底层资源供给方面出现了缺口。

从中国的经验看，经济增长对基建升级换代的需求，反过来会通过基建本身拉动经济继续增长，步入一种良性循环。

遥想中国2005年之前，加入WTO推动出口高增长，制造业产能大幅扩张，电力、物流等基础设施供应立马捉襟见肘，为突破基建瓶颈，中国各地相继步入基建热潮，拉动经济增长再上新台阶。

越南面临着相似的机遇窗口。中美贸易摩擦以来，大量中国企业转战越南，越南对外贸易额大踏步向前。2017年，越南出口总额2152亿美元，同比增长22%，增速翻了一番；2018年，继续保持了13%的增速。从结构上看，超过七成出口产品属外资成分。

有当地朋友戏称，中美两国贸易摩擦以来，每一次关系紧张，都伴随着一波中国人来越考察，其中一些人会留下来，反复几次后，最终沉淀下来大量的产能。数据显示，截止2018年末，越南已建立工业园区326个，合计入园项目1.55万个，52%为外资。

外资加速入局，进一步凸显了越南在中高端人才、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缺口，补短板会驱动一波基础设施升级换代潮，而基础设施的升级，则为下一阶段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环环相扣，前景可期。

制造业崛起后的城市野望：逐梦金融中心

制造业和基建的发展，需要金融资本支持，要汇集金融资本，建设金融中心自然提上日程。

以越南现有经济基础，只能发展培养一个金融中心。越南总人口9600万，1200万在胡志明，还有800万在河内，越南的金融中心，自然不出这两大城市。二者相比，河内虽为首都，但无论是人口、经济、区位条件，均不及胡志明更有潜力。

此次胡志明经济发展论坛，主题就是“将胡志明市发展成国际和地区金融中心”，在胡志明市人民委员会主席阮成峰的开幕致辞以及越南其他政府官员的发言中，对建设胡志明国际金融中心志在必得，更是屡屡提及香港和上海，视之为学习对象和赶超目标。

之后，多国专家共议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经验，一个细节则是，长达几个小时的议程中，政府官员全程记笔记，学习态度之恭敬严肃，令人视之心有戚戚焉。

中国一路从改革开放走来，当年我们学习先进国家经验，何尝不是这样如饥似渴、谦虚严谨呢？如今越南，也走在了乘势追赶的路上。

建设金融中心，决心还是其次，自身条件才是关键。区位因素不再多言，在这里简单说一说越南银行业的发展。

越南银行业类型与中国相似，有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合作银行、合资及外资银行、政策性银行及银行合作社等，从资产规模角度看，七家国有银行（农业银行、越南工商银行、越南银行、越南投资发展银行、GPBank、CBBank和海洋银行）占比48%，股份制银行占比41%；合资及外资银行占比约在10%左右；其他类型银行只是补充；从盈利能力看，资产回报率在0.7%左右，资本回报率约为9%。

据越南央行数据，截止2019年7月，银行业贷款余额共计2.29万亿元人民币，就行业分布来看，贸易、工业、建筑业位居前三甲，与其产业结构相适宜。

此外，越南股票市场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数据显示，2017年，越南经济发展所需资金35%来自资本市场；2018年，股市总市值为1.15万亿元人民币，约占GDP的72%。同期中国A股市场总市值为47.8万亿人民币，GDP占比仅为53%。从投资风格看，越南股民偏好大蓝筹，习惯持有吃股息，短炒投机的氛围远不如国人。

就当前金融市场深度和广度看，建设金融中心自是任重道远。但实体起则金融兴，只要实体经济能继续高增长，根基扎实了，再辅以顶层规划和有序落地，金融中心建设并非空中楼阁。

一如胡志明市人民委员会主席阮成峰在开幕致辞中所言，“胡志明市承诺将竭尽全力保障政治、社会环境稳定，保证投资商的正当利益，为金融组织在胡市稳定活动创造便利条件。我们希望将胡志明市与各个金融中心相连接。”

诚能如此，不愁事不能成。

越南的年轻人，越南的明天

2015年以来，越南制造业一直保持着两位数以上的增速。制造业的高速发展，离不开劳动力的支持。越南9600万人口，平均年龄只有29岁，15-34岁人口占比高达32.8%，年轻人口居多。

与国内相比，越南年轻人更加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996是不存在的，大家晚上还要在咖啡馆酒吧游冶开怀。不过，据当地的一些外资企业称，论及在职场中的表现，越南员工与东南亚其他国家不同，更像中国和日本，比较负责，执行力也强。只是整体教育水平较国内落后，外资企业进来后，必须要做一轮针对性培训。

从文化的角度看，除了深受西式文化影响，越南民众对日韩文化接受度也很高。专门去转了当地一家较大的书店，一共三层，外文书很多，英文占大头，其次是日文和韩文，中文书则一本也没有。书店营业员非常肯定地摇头“no Chinese book here”,去咨询当地朋友，他们的反馈也是胡志明市的中文书籍很少见。

同样的，大街上能看到韩式餐馆、乐天商超、日货精品店，甚至越南四大国有银行也在相继引入日韩金融巨头作为战略投资者。相比之下，中国元素仍显稀缺。

从经济上找原因，我想与各国资本入越的产业形态有关，中国注重产能外迁，看中了越南便宜的劳动力；而日韩则能注重从服务业着手，做一些更贴近社会民生的布局。

以韩国乐天集团为例，在越南布局有十年之久，设有20多个分支机构，员工总数超过一万人，客户总数超过350万，占越南总人口的3.6%。乐天集团在越南有商超、影院、地产、金融等多条业务线，真正融入了越南大街小巷，韩式文化也就渗透进越南中产和白领的生活中。

相比之下，中国企业入越，集中在制造业产能外迁，与蓝领工人有大量接触，与中产和白领则少有来往。中产和白领群体，是社会舆论的中坚力量，更是高净值产业的主流消费群体，中国企业与他们疏远，他们自会对中国疏远。大街小巷里难见中国元素的踪迹，社交平台上仍散落着不少对华刻板印象，大概与此有关。

要理解越南年轻人，还需要了解他们的爱国教育和民族情结。

胡志明市繁华地段的一个步行街广场上，定期会有免费演出，我们当天看到的，便是一出爱国主义题材的舞台剧。在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中，一群年轻人慷慨激昂地诉说表达，虽听不懂说什么，却自有一种感染力。

（年轻人露天公开演出）

台下的观众里，有一脸好奇忙着拍照录影的游客，有激动兴奋拼命鼓掌的年轻人，甚至还有一位坐在轮椅上的古稀老人，与推轮椅的人低语诉说着埋藏在历史云烟中的过往。

台上演员、台下观众，周遭弥漫的激昂音乐和慷慨演讲，还有不远处嬉笑着喝咖啡的三两年轻人，构成一幅生动多元的城市夜生活画面，让人心有所感却无言以发，久久不能释怀。

年轻人，真是一个国家蓬勃发展的核心依仗。

仍有不确定性

前进的路上不会一帆风顺，越南的崛起之路也存在不少障碍。维度很多，这里仅以基建为例简单阐述。

现阶段，基础设施已成为越南经济发展一大阻碍。基建离不开两件事，一是政府财力，二是拆迁征地。在中国，两件事是一件事，土地国有，卖地为地方政府提供资金，拆迁征地也有据可依，各种基建配套可高效率建设起来。

但在越南，土地个人持有，可自由交易，政府既缺乏卖地收入，更不可能高效地征地拆迁，要完善基建配套，就面临很大的阻碍。

基础设施配套跟不上，资源流动受阻，经济高速发展的后果便是资源积聚拥塞。水满则溢，带来的不是普遍意义上区域间梯次转移的有序发展，而是特定区域要素价格畸形，并加速贫富差距，不利于中产阶层的形成，最终影响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大局。

就现在的越南而言，经济高速发展30年，但胡志明和河内之外没有孕育出新的经济强市，两大城市内部发展也不均衡，华屋与棚户间杂、汽车与摩托并行，道路狭窄，常态化拥堵，城市发展上档升级，仍有一大段路要走。

世行专家曾于2019年初发布专题报告，称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越南未来十年必须保持7％至7.5％的GDP增速；而越南政府也规划着2030年要成为中高收入国家，2045年要迈入高收入国家之列。

无论哪个角度，未来十年，对越南都至关重要。对中国企业而言，如何更好地把握越南崛起的机遇，也值得更多地探讨和思考。

未来如何，拭目以待。

本文由“洪言微语”原创，作者系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  薛洪言

PayPal入华，外来和尚难念经

美国支付巨头PayPal曲线入华，犹如板结的湖面中投入一块大石，每个人都关心，这块石头能否砸出一道裂痕，撼动国内支付格局。

PayPal不仅是美国支付巨头，也是国际支付巨头，目前已开拓全球200多个市场，美国以外的市场贡献了43%的交易量和54%的净收入（2018年数据）。

国内的支付机构差不多长一个样，PayPal显然与之不同，国际化程度更是让国内支付机构望尘莫及。正因为这样，PayPal入华才会给人想象空间。问题是，外来的和尚能念好国内的经吗？

PayPal是谁？

很多人认识PayPal，是从支付宝开始的。市场普遍认为，支付宝与PayPal之间，有一段青出于蓝的故事。

PayPal成立于1998年，2002年被ebay并购，成为ebay买卖双方的交易工具；2003年，淘宝上线支付宝，为买卖双方提供担保交易。从先后次序看，支付宝的灵感来自于PayPal。

最初的几年，支付宝与PayPal就像两条平行线，在不同的市场做着相似的事情，如从支付工具演变成支付钱包，再衍生出信用支付（贷款）产品。2014年，二者开始在战略层面出现重大差异——这一年，蚂蚁金服成立，全面转向综合性金融服务集团；而PayPal则酝酿与ebay拆分，谋求独立上市。

之后的一年里，两者分别完成了各自的大动作，支付宝再次战略升级，从金融服务平台转型转型生活服务平台；PayPal则如愿上市，开始在华尔街的指挥棒下为规模和营收奔跑。

三年后，二者已决然不同。支付宝变身一站式生活服务平台，而PayPal仍是一家支付机构，支付营收贡献占比高达89%。

那么，仅就支付业务本身来看，PayPal的表现究竟如何呢？

（1）交易规模

PayPal是国际支付巨头，但与国内支付机构比规模，也只是二线水平。2018年，PayPal在全球共计实现交易量5087亿美元（不含网关支付），折合人民币4万亿元，放在中国市场（2018年国内非银行支付交易规模208万亿元），占比不足2%。

从增长趋势看，2013年以来，PayPal交易规模年均增速在20%-30%之间，与同期国内支付机构动辄上百的增速比，只能说差强人意。

（2）盈利能力

交易规模虽不占优势，但PayPal的盈利能力绝对羡煞旁人。2018年，PayPal实现净利润20.57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41亿元。相比之下，国内支付机构困于盈利难的僵局，不得不为三斗米折腰，个别机构甚至不惜铤而走险，违规经营以至罚单不断。即便是几个巨头，也是通过“贷款补贴支付”实现商业层面的可持续性。

PayPal的盈利，取决于其远高于国内同业的收费标准。以美元入账为例，PayPal的支付费率一般在交易额3.4%以上（视商家交易额差异化定价，最高可升至4.4%），且需支付0.3美元/笔的固定费用。若涉及货币兑换，PayPal还要单独收取货币兑换费。而PayPal自身的支付成本费率基本在1%以下，意味着支付交易的毛利空间至少在2.4个百分点以上，扣除其他运营成本，仍然有较大的盈利空间。

从这个角度看，PayPal高盈利并无什么秘密武器，纯粹是低竞争下的高定价所致。一旦深度涉足中国市场，一样会陷入盈利难困境。反过来讲，国内支付机构争相走出去，看中的也是国际市场更高的毛利空间。

PayPal入华，破局点在哪里？

PayPal是一家立足欧美、交易规模中等、盈利能力强、国际化程度高的支付机构，人蓄无害，国内支付机构只有发力海外时才会视之为竞争对手。但随着PayPal收购国付宝70%的股权，人们开始关心，PayPal进来后能为中国支付市场带来什么改变？

从业务资质看，国付宝持有互联网支付、移动支付、基金支付、跨境人民币支付以及预付费卡发行与受理等支付牌照和业务许可，缺失了收单牌照，意味着PayPal很难在线下市场与国内支付巨头一较高下，战场仍在线上。

线上支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线上场景，而国内大的线上交易场景基本均已布局支付牌照，PayPal的腾挪空间非常有限。

一则缺乏C端用户基础。国付宝没有C端基础，PayPal虽有2.67亿年度活跃用户，在中国市场却没什么积累。一个缺乏C端用户的支付机构，对交易场景方而言，只会额外增加消费者负担（新增绑卡及实名认证等环节），降低交易成功率，合作积极性自然不大。

二则大规模拓客空间不再。没有用户，可以营销获客。但看看中国中小支付机构的生存现状，就知道C端获客有多难、成本有多高。此外，PayPal面临的是C端用户和B端商户的双边获客问题，这两类客户均习惯了国内的补贴打法，习惯了高毛利的PayPal是否愿意走上补贴之路呢？即便做出这个艰难的决定，作为一家独立上市公司，是否有魄力在中国市场投入百亿资金来打赢这场战争呢？大概率是不可能的。

所以，放眼未来三五年，PayPal在国内市场的突破口只有一个：跨境支付。以此为突破口，积累C端用户、累计B端商户，三五年后视市场和政策变化再做打算。

说到跨境支付，PayPal还是底气十足的。

一方面，国际化是PayPal的差异化优势。PayPal支付平台遍及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支持100多种货币支付和56种货币提现操作。

另一方面，跨境贸易支付一直是PayPal国际化布局的重要抓手。近年来，跨境贸易支付一直为PayPal稳定贡献着约20%的交易量。

PayPal对跨境贸易支付的倚重，固然有跨境支付高费率的考虑，更多地还是受限于牌照限制。支付属于持牌金融业务，而PayPal在很多国家没有获得支付牌照，无法进行本地用户间的汇款交易，只好把重心放在跨境支付上，在中国、东南亚和南美洲的大部分市场，PayPal的重心均是跨境支付。

某种意义上，欧美市场以外核心牌照的缺失，也是PayPal交易规模高度依赖美国和欧洲市场的原因。从2018年数据看，PayPal的净收入，54%来自美国，20%来自欧盟（不含英国），11%来自英国，而其他近两百个国家和地区仅贡献不到15%的净收入。

此外，长期在跨境支付市场中摸爬滚打，外汇风险管理能力也成为PayPal差异化竞争力的一部分。2015年之前，PayPal在财务上一直受困于汇率风险，如2014年外汇兑美元损失2500万美元，2013年损失800万美元，之后通过对套期保值等风险对冲工具的灵活应用，PayPal具备了强大的汇率风险管理能力，汇兑损失已无法再对这家国际支付巨头带来威胁。

问题来了，既然现阶段PayPal发力重点仍然是跨境支付，收购国付宝的意义何在呢？最大的意义就是获得了国内支付牌照，可以把跨境支付用户转化为中国境内支付用户，经过三五年的积累，大举发力中国境内市场就有了底气和基础。

PalPal之后还有PayPal

对任何一家国际化布局的金融机构来讲，进入中国市场都具有战略重要性，恰逢中国金融市场加大对外开放的时间窗口，对PayPal来讲，此时布局中国市场不需要过多的考虑，无论进入中国市场后取得怎样的成绩，都是后话，进来本身就具有战略意义。

对PayPal如此，对其他国际巨头也是如此。PayPal收购了国付宝，其他国际巨头也不会错失机会。国内有一百多张移动支付牌照，除了头部的几家，多数支付机构日子过得艰辛，大概率也愿意把控制权拱手想让。

所以，对于国内支付市场而言，虽然PayPal入华本身影响有限，但PayPal只是先行者，PayPal之后还有更多的PayPal们要进来。进来的机构多了，无论是国内市场竞争规则，还是国内支付机构的国际化布局，都有了新的想象空间，中国第三方支付市场，自会揭开新的一页。

本文由“洪言微语”原创，作者系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  薛洪言

二手车金融：难啃的骨头、易解的局

消金业内，现金贷挥手送别昨日辉煌，场景贷期待成为明日之子。现金贷好做，本质上是B2C交易，伺候好C端即可；场景贷难做，属B2B2C交易，服务好B端场景，才能做好C端金融。

B端不仅难伺候，还有自己的小算盘，这两年，场景惹祸、金融背锅的事频发，如西安奔驰事件中经销商打着金融服务费的名义乱收费，如长租公寓卷款跑路留下一地鸡毛，如教育培训效果太水打击学员还款意愿等，让金融机构填了不少坑。

发力场景贷，金融机构没少踩坑。有的机构踩坑后无奈回撤现金贷；也有机构坚持深耕场景，在踩坑填坑中夯实护城河。不同场景对应不同打法，本文，我们着重谈谈二手车金融。

二手车金融：难啃的骨头

汽车金融，万亿场景，引无数机构竞折腰，也着实折了不少机构的腰。从2014年巨头下注汽车电商，到2016年后汽车金融引人瞩目，前仆后继、大浪淘沙，最终只留下少数。

汽车金融，范畴很广，粗略可分为C端车主融资和B端融资（主机厂产业链融资、经销商融资等），车主融资又分为购车融资（含融资租赁）和车抵贷，购车融资则有新车金融和二手车金融之分。

B端融资暂且不论，车主融资中，车抵贷不涉经销商，贷款机构直接面向借款人，模式相对简单；购车融资绕不开车商，复杂度高。其中，新车相对标准化且场景集中，相对清晰易做，是银行和汽车金融公司的传统地盘；二手车一车一况、场景分散，难度更高，成为互联网创业机构逐鹿的战场。

二手车金融，大致有四难：

一难，搞定经销商。据统计，国内九成以上的二手车交易掌握在经销商和黄牛手里，搞不定经销商，二手车金融长不大。

对金融机构而言，经销商是双重角色，既是合作伙伴，又是风险来源。分润提成可搞定合作伙伴，精细化管理才能剔除风险隐患。因此，搞定经销商，要懂分润，更要重线下、懂管理，与线上现金贷是完全不同的打法，对很多机构都是挑战。

二难，搞定二手车。二手车既是交易标的，又是贷款抵押物，既要保证价格公允，又要确保抵押物可控。

金融机构要关注两个车价，购车价和处置价，以购车价定贷款额度、以处置价定安全边界，确保处置所得高于未偿还贷款本息。评估二手车价，需综合新车售价、相似旧车售价、所在区域、自身车况等多种因素，需要大数据和经验支持，强调动态评估，一不小心，就会掉坑里。

此外，贷后抵押物监控、回收和处置也不简单。比如，借款人不还款，金融机构如何强行收回车辆又不致冲突升级、引发经侦关注呢？一旦回收出问题，整个风控逻辑都会塌陷。

三难，搞定购车人/借款人。搞定购车人，重点在两个环节：获客和风控。金融机构对风控拿手，获客是个难题。

看上去，搞定车商，就不愁借款人，真正的难题是，车商是成交导向，诉求是百分百过审；金融机构需兼顾风控，通过率不能太高。为了赢得车商支持，一些金融机构盲目提高通过率，坏账压身；一些机构坚持风控导向，又失了车商欢心。把握不好这个度，进退两难。

四难，搞定盈利。互联网机构习惯于前期亏损，因为亏损的另一面对应着无法用金钱衡量的价值——用户、经验、市场份额等，假以时日，盈利不成问题。但在B端市场，这种逻辑存疑，B端市场为割裂市场，不同区域相对独立，1+1+1>3的网络效应有限。

举例来说，在C端市场，用户规模从百万到千万，可能会带来营收的指数级提升，变亏损为盈利，规模与盈利有密切联系。在B端市场，这种联系要弱得多。在北京市场无法盈利，只能针对北京市场存在的短板去努力改进，不会因为你拓展了上海、深圳的市场，北京市场就自动盈利，因为市场是相对割裂、差异化、个性化的。

换言之，在汽车金融这样的B端市场，速度不是竞争力，盈利才是。搞不定利润，速度越快，隐患越大。

破局：静下来，脚踏实地、专注聚焦

难题皆有解，诚如古人所言，“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二手车金融的难，不在门槛有多高，更多地是如何适应繁琐和复杂。习惯了“快即一切”、“流量即一切”或“资本即一切”的C端玩家们，静不下来、慢不下来，才会不断碰壁。只要脚踏实地、专注聚焦，这些难题不难攻克。

（1）经销商

经销商这一关，金融机构不能盲目求快，抱定做熟、做透的心态，就能过关。

经销商数量繁多，二手车市场却相对集中。在集群性的市场中，只要你的产品定价合理、分润给力、流程便捷，找几个车商合作不成问题。先把业务做起来，把场景方风控篱笆扎起来，抓大放小，精简不必要流程，合作伙伴会越来越多。

就头部二手车金融机构来看，都在搭建经销商合作生态。美利车金融发力直销模式，下沉到一线，以金融产品连接购车人和经销商；优信（金融业务已剥离至58金融）、瓜子等则从交易切入金融，以购车人线索换取金融产品优先介入权。前者聚焦金融业务，后者依赖生态之力。不过，从交易生态做起殊为不易，非财力雄厚不能轻易尝试。

（2）车辆

车价评估是个专业活，交易平台自建评估体系，但车价太重要，金融机构也要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车均收费约在百元上下，计入信贷成本。在贷后管理上，则要求购车人安装GPS，做为控制抵押物的抓手。

GPS设备，除了逾期处置车辆时确定位置外，还是贷后风控抓手。美利车金融曾分享过GPS的风控用途。比如借助GPS，可检测车辆行驶速度和位置轨迹。若检测速度持续为零，GPS可能已被借款人自行拆卸；若速度偏低，也许GPS正绑在电动车上兜风，以营造车辆正常行驶的假象；若位置轨迹与借款人常用地址不符，也是异常信号。

至于车辆强制收回与扫黑除恶的界限，则是全行业面临的困境，需在制度层面保障金融机构合理主张自身利益的权利。要影响政策制度，行业先要做大才行。

（3）购车人/借款人

汽车金融，属抵押贷款，对车风控为主，对人风控为辅。对人风控，反欺诈为主，信用风控为辅。因为一旦存在欺诈意图，则对车风控也必然无效。反欺诈，核心在于验明正身叠加黑灰名单比对，流程相对简单，为金融机构提升借款体验留下空间。

仍以美利车金融为例，其提升借款体验的秘诀可总结为“拒绝要快、通过也快，中间地带做好沟通”。不符合资质要求或命中黑名单的用户，要第一时间拒绝，不耽误借款人转战其他金融产品，不影响车商成交，也不落用户埋怨。资质较优的用户，快速批复额度，不在无关紧要的环节拖延时间，让车商尽快落袋为安，积累好感度。对于需要人工介入的少数客群，好好沟通，顺其自然，不求快也不嫌慢。

在这种策略下，审批通过率、借款体验与车商满意度之间的平衡得以有效维系。

（4）利润

盈利是经营能力的综合反映，是各项能力、各个环节彼此协同、互为助力的客观结果。比如，降低资金成本，需抱紧银行的大腿，银行却只和头部机构合作；比如，降低获客成本，需抱紧经销商的大腿，经销商却只对好产品敞开大门。环环相扣，环环都要强。

对于二手车金融这种B端业务，能盈利表明模式可复制，稳步复制，则增长可期；若不能盈利，则必然意味着特定环节存在短板和堵点，模型尚未跑通，急速扩张往往落个急速收缩的下场。

蓄势待飞

在消费升级背景下，二手车交易高速增长，二手车金融也蓄势待飞。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2014-2018年，二手车年交易量从605万辆增至1382万辆，交易金额从3676亿元增至8604亿元。2019年以来，二手车交易依旧高位运行，8月数据显示，53%的二手车经理人认为市场需求环比持平，基本未受汽车行业波动影响。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市场汽车保有量超过2.5亿，二手车年交易渗透率仅为5.5%，仍有很大提升空间。英美二手车销量是新车的3倍，我国只有0.5倍，同样是希望满满。

（1）二手车限迁政策松绑，进一步释放想象空间

外地二手车入市，冲击本地价格，又缺税收贡献，地方政府多会或明或暗限制异地车迁入。限制车辆迁入，也抑制了二手车消费活力。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求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政策，后通过多项文件强调重申。各地陆续响应，二手车全国大一统市场逐步成型。

从小池塘到大江湖，区域壁垒被打破，跨区价差被拉平。于购车人，有了更多质高价廉的选择，市场自会越来越繁荣。在这个过程中，二手车商的竞争也趋于全国化，洗牌加速，与当前地方城商行、农商行所遭遇困境如出一辙。

（2）中小车商退出，市场愈发规范，为二手车金融营造更好的展业环境

有数据显示，受新车降价、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二手车商毛利率不足5%，生存艰难，所以乱收费动力十足，给金融机构带来声誉层面的不确定性。

2019年4月，西安奔驰女车主一声哭诉，揭开经销商乱收费的黑箱，群声鼎沸中，人们发现汽车金融公司是无辜的，经销商乱收费才是根源。事后，银保监会做出回应，明确要求经销商不得以“为汽车金融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名义收取费用。

汽车金融公司没有错，只是为4S店背了锅，但只要经销商日子不好过，金融机构就很难甩掉这口锅。车商洗牌及跨区域龙头的诞生，将肃清来自场景方的风险隐患，助力二手车金融再上新台阶。

（3）资金涌入，推高二手车市场金融渗透率

在现金贷向场景贷转型的背景下，二手车万亿市场再次引来市场关注。

二手车市场水深，急着转型的金融机构缺乏时间和耐心从头摸索。好在，与两年前不同，助贷模式已经成熟，以助贷为桥梁向头部二手车金融平台输出资金，间接涉足、直接受益，成为金融机构主流选择。在美利车金融的案例中，4000多名销售覆盖300多个城市七万多家经销商，2018年为银行等资金伙伴撮合贷款超过150亿。

低成本资金涌入，优化二手车金融生态的土壤和气候环境，金融对交易的渗透率有望再上新台阶。目前，国内行业二手车金融渗透率（贷款订单数/汽车总销量）不足30%，新车金融约为50%，全球平均为70%，英美等国高达90%左右，渗透率仍有进步空间。

以年交易金额万亿计，渗透率每升高一个百分点，就释放百亿空间。

前景展望

风口起，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面对二手车金融这个硬骨头，下口方式很重要。

事无难易，适合者易。恰如有人享受孤独，有人惧怕独处，二手车金融的复杂，在不同机构眼中有不同的认知，有人愁获客，有人愁催收，也有人担心声誉压力。其实，己之所惮恰为彼之所长，只要开放协作，以己之长助人之长，便不愁不能在万亿市场分杯羹。

越来越多的机构，都来啃这个硬骨头，啃着啃着，硬骨头就会变成软柿子，成就消费金融的下一个蓝海。

租房分期，不仅仅是一笔生意

当现金贷的后路被封堵，越来越多的人努力挤向场景贷。其实，不同的场景，有不同的风景，不同的人去看，更有不同的感受。比如租房分期（租金贷），圈外人和圈里人，观感完全不同——站在圈外，觉得空间好大，摩拳擦掌，恨不得马上进去冲杀；的人，则总觉被捆住了手脚，有力使不出来，渗透率上不去。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实践是一道墙，隔着这道墙，便是两个世界。对摩拳擦掌布局场景贷的机构来讲，实践过，才能见识庐山真面目。本文中，我们就来谈谈租房分期。

市场概览：万亿市场待君开

租房是个大市场。据中金证券估算，我国当前约有1.5亿城镇租房人口，对应租金规模超过两万亿。与美国（31.2%）、日本（38.7%）、德国（55%）等国家相比，我国租房人口占比低，叠加房价走高、城镇化率提升、购房观念改变、购房年龄推迟等因素影响，租房人口占比将持续提升，租房市场空间广阔。

如据世联行数据，2016年北京平均首次置业年龄为38岁，较四年前推迟了两年。相应的，平均租房年龄在上移，据贝壳租房数据，2018年北京租房者平均年龄为35.56岁，较三年前提高了两岁。

顺应这一趋势，政策层面也加大了对租房市场的支持。如《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6〕39号）明确提出“提高住房租赁企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形成大、中、小住房租赁企业协同发展的格局”以及“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展住房租赁业务”等。

各地也表态加大租房供给，典型如北京和上海。上海市十三五规划中明确租赁住房供应占比为31%，北京则在2017-2021住宅规划中明确建设50万套租赁住房，占比三分之一。

广阔的市场空间，叠加政策层面的鼓励呼应，让苦寻风口的创业者看到方向，长租公寓成为众多玩家的新战场，里面既有房地产巨头，也有房屋中介，更有大量创业者。

相比传统C2C租赁模式，长租公寓属于C2B2C模式，中间多了个公寓运营方。公寓运营方按照统一标准装修并提供租后管理服务，解决了传统租赁模式下的诸多痛点，如室内环境差、维修难、房东刁难及临时被赶走的恐惧等，很快俘获了追求住房品质的年轻人的信赖，成为租房市场一股新势力。

据青客公寓招股书提供的数据，2018年国内品牌长租公寓租金收入达328亿元，市场占比2.2%。相比美国市场46%的市场占比，长租公寓仍有很大发展空间。

长租公寓的崛起，为租房分期崛起提供了土壤。

传统的C2C模式，租房场景零散，金融机构没有动力开发专门产品，租客的资金需求大部分依靠工资、信用卡和熟人周转。长租公寓介入后，批量获客成为可能，金融机构纷纷推出租金贷，憧憬着在万亿市场里分杯羹。

美梦变噩梦，麻烦不断

进军租金贷，小贷公司、消费金融公司拔得头筹，不过银行很快杀了进来，凭借资金成本优势后发先至。

单看风控逻辑，租房分期非常优质：有场景依托，资金用途可控，最要紧的，如果借款人不还钱，银行给公寓方打个招呼，提前终止租赁合同，用退还的未到期租金来填补本息损失。

公寓方如果稳健经营，那一切安好，问题恰恰是公寓方做不到稳健。在资本和市场裹挟下追风口，公寓方求的是快，要快速拿下房源，快速装修并推向市场，资金链一直紧绷。前期大量囤积房源、统一装修风格以及装修后适当的散味空置期，均需占用大量现金流。

万事具备对外开业，还不得不接受早期高企的空置率。以龙湖地产旗下的冠寓公寓为例，据年报披露，2018年已开业5.3万间，整体出租率为50.1%，其中，开业3-6个月的项目出租率为70.2%，6个月以上出租率为87.4%。

现金流紧张，盈利性也差。长租公寓赚的是房租差价，房东参照市场价租给公寓方，公寓方只能高于市场价对外出租，靠更优质的室内装修和安心服务获取溢价。租客以年轻人为主，虽然追求住房品质，但收入有限，也会参照市场价格靠考虑公寓房的性价比，这就决定了公寓方的溢价空间并不大。比如从数据上看，2018年80%以上的租房人月均房租支出低于2000元。

一边是房源端占据大量资金，另一边则是租客端溢价收入有限，站在公寓方的角度，短期经营现金流为负实属正常，短期亏损也理所应当。

要渡过难关，考验的是公寓方的融资能力。产业巨头旗下的长租公寓，融资渠道多元，容易扛过去；一些创业公司，靠日趋谨慎的资本输血完全不够用，就打起了租金贷的主意。

作为整个商业模式的信息枢纽和连接桥梁，一旦公寓方起了歪心思，金融机构、房东和租客的噩梦就开始了。歪心思始于两个动机：

动机一：降低空置率。为此，公寓方不惜耍一些“猫腻”，如打出“押零付一”的幌子同传统中介争租客。但真正押零付一是不可能的，连房东都不答应，于是便要内嵌一个借款合同，所以公寓方愿意带着金融机构一起玩。考虑到很多租客排斥贷款，一些机构就把借款条款隐藏在租赁合同中，租客不知不觉就贷了款。一旦后期出问题，就会引发有关虚假宣传和套路贷的纠纷。

动机二：占用租金。租客（借款人）一次性把一年的房租贷出来，由金融机构直接支付给公寓方，后者分四次付给房东（季付），实现对租金实质占用。一旦公寓方跑路，房东、租客与金融机构便陷入扯不清的纠纷中，都成了受害者。

2018年以来，长租公寓一度出现密集跑路事件，造成恶劣影响，也让刚刚看到点曙光的租金贷业务几近夭折。从美梦到噩梦，短短一年而已。

出路：不是死局，亦非短期可解

归根结底，租金贷的问题在于重心不稳。公寓运营方、金融机构、租客、房东，四方生态，本应四脚用力，实际却全靠公寓运营方一脚支撑，这只脚关系重大而各方又无从实质监督，生态自然不稳，乱象频发。

要破此局，关键要把另外三只脚也伸出来，四脚着地，生态才能稳。

（1）金融机构

在场景业务中，金融机构习惯做“甩手掌柜”，只想安心做个资金方，获客依赖场景方，甚至风控也依靠场景方。问题是，金融机构不想多事，事情自会找到头上来。

在租房分期四方关系中，公寓方一旦跑路，面对租客与房东这两个弱势的受害者，金融机构这一相对强势的“受害者”自然要出来收拾烂摊子。

做不成“甩手掌柜”，金融机构的普遍做法是退缩、提高门槛，只和龙头打交道，规避跑路风险。龙头是否一定不跑路暂且不论，退缩到龙头那里，某种意义上也是放弃了广阔的市场前景。

合理的做法是承担更多责任，更多监督和帮助公寓方的责任。站在风控的角度，金融机构需实时监控公寓方的资金流和经营状况，对风险早发现、早应对；但要想让公寓方配合，就需要金融机构提供更多支持和帮助，比如提供些对公信贷支持，公私联动，B端C端一起做，才有能力和空间做一个监督者。

（2）房东&租客

把房子给长租公寓，一次签订三到五年合同，统一装修、统一维修，房东图个省心。这种情况下，房东与租客是不接触的，除非公寓方跑路了，房东来行使“清场赶人”的权利，才会与租客起冲突。

因日常不接触，租客眼里，只有公寓方，没有房东，潜意识里认为房子就是公寓机构的，既然交了一年钱，和尚跑了庙还在，自然要住下去。这个时候“冒出”一个房东太太来清场，自是不愿配合。

双方都有理，且相互冲突，此时，空泛地发些高论并不能解决问题。事情一旦发生，唯有相互协商一途，各自有所退让，共同承担损失，这个结才解得开。

（3）行业主管部门

无规矩不成方圆，生态发展离不开主管部门。这里有两个行业主管部门，一个是金融监管部门，一个是住房管理部门。

跑路频发后，金融主管部门率先出手。2018年8月，深圳互金协会发文提示长租公寓相关金融业务风险；9月，上海市金融办发文要求小贷公司、融资担保公司立即暂停个人租金贷业务。

之后，住建部门也开始表达关切，2018年10月，浙江省住建厅发文强调长租公寓开展租金贷业务，要征求原始房东书面同意，要确保承租人的知情权，并明确贷款合同应独立于租赁合同单独签署，贷款期限不长于12个月等。

暂停租金贷业务，于金融机构是毫毛之损，于长租公寓则是切肤之痛，故不难理解地方金融主管部门倾向于叫停，住建部门则倾向于规范发展。

地方监管提示风险后，全国层面并未出台相应意见，表明局部问题不能抹杀其正面贡献，租金贷在缓解租客资金压力、促进消费升级方面的确发挥着积极作用，这点积极作用便在一片质疑声中给租金贷业务留下一线生机。

不过，生态环境的优化终非朝夕之力，租金贷的困局也非短期可解。

租房贷款，不止是一笔生意

衣食住行，皆为刚需。居住，尤其与幸福生活直接挂钩。伟大诗人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大声疾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用悲壮激烈的语言道出了国人埋藏心底的住房情结。

国内16%的城镇家庭居住靠租房，一线城市租房占比更是高达40%左右，使得租房不仅仅是桩生意，更是社会民生的重要依托。租房具有的社会属性，使得租房分期也不仅仅是一款金融产品，除了考虑贷款能否收得回，更要把保护借款人（租房人）的利益置于心头。

若一心只想着贷款渗透率、想着贷后不良率，对合作伙伴（如公寓运营方）的坑蒙拐骗不闻不问，对租客房东的合理诉求置若罔闻，也只好“规模增长一时爽，事后乱象火葬场”。

2018年，国内长租公寓乱象频发，公寓方跑路了，租客房东利益齐受损、纠纷难断。提供租房贷的金融机构凭借一纸合同，主张本息收回的合法权利，却引来舆论炮火，不免心中委屈。其实，在商言商，可以委屈；但站在社会属性的角度看租房，便是另一种视角。

在公寓运营方面前，租客和房东都是弱势者，在合理维护自身权益方面存在诸多难处，若金融机构也只想自扫门前雪，不敢或不愿去得罪场景方，不愿尽些社会责任，只会让租房分期这个市场不死不活，又怎能尽享市场红利。

终归，租房，不仅仅是一笔消费交易；租房分期，也不仅仅是一款金融产品。若只把它视作赚钱的乐园，它将示之以乱象和泥潭；唯有注入些社会责任，这个市场才能报之以利润。

本文由“洪言微语”原创，作者系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  薛洪言

什么样的共享经济企业能走向成功？

共享单车引爆共享经济后，共享雨伞、共享衣服、共享篮球等一系列共享相继出现。这些雨后春笋般涌出的新模式在吸引人们眼球后，成功的却寥寥无几。

究竟什么样的共享经济才能解决消费者痛点？经历阵痛后的共享经济，在认真反思后又将如何为社会创造价值？这是共享经济领域每个投资人和创业者都必须严肃思考的问题。

共享经济是由美国的社会学教授马科斯·费尔逊和琼·斯潘思于1978年在其学术论文中提出的概念，主要思想是——通过第三方提供一个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交易平台，将闲置的资源（如住房、汽车等）以出借或者出租的方式让渡给使用者，优化资源配置，获得相应回报的经济模式。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又将共享经济的概念边界不断扩展延伸，现在主要是指基于互联网等现代技术，将海量分散化的闲置资源进行整合共享，主要体现为使用权的暂时性转移，也包括剩余所有权的让渡，以及时间、空间、技能等无形资产的共享，它是一种新型经济模式和资源配置方式。

但是，这种新经济模式在2008年之前并没有受到资本和创业者的关注。那为何会在近十年快速发展呢？

这与金融危机后的宏观环境与技术进步有关。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市场需求大幅下滑，产能严重过剩，此后多年全球经济持续下行，失业率不断攀升。这不仅提供了大量的闲置劳动力和闲置资源供给，同时也增加了人们利用闲置资源增加收入的欲望。

与此同时，智能手机渗透率的快速提高，与云计算、大数据、移动支付等技术进步，加快了共享经济从概念到落地的进程。智能手机与移动支付提供了实现共享经济的物质载体与交易载体；LBS技术（Location Based Service ，一种基于移动位置服务技术）实时定位用户地理位置，构建万物互联基础；大数据与云计算使得海量订单的高效处理成为可能，将此前分散、小规模的共享行为聚合化，解决了供需双方精准匹配的难点，提高了交易撮合率。

于是，共享经济企业在天时、地利、人和全部具备后遍地开花，民宿短租行业的Airbnb（爱彼迎）成立于2008年，出行行业的Uber（优步）成立于2009年，这两个我们最为熟知的巨头的估值目前都已达到300亿美元以上。可以说，产能过剩中的闲置资源与信息技术进步，是共享经济快速发展背后的重要驱动因素。

中国市场的共享经济萌芽期出现较晚，落后国外3年时间。直到2016年，中央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才首次出现了“共享经济”概念，政府开始在战略层面积极推动共享经济的发展。

于是，从2016年开始，大量资本涌入共享经济，共享单车、共享雨伞、共享充电宝，各种各样的共享层出不穷……

然而，与资本繁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至今为止，在共享经济领域成功的企业屈指可数。

那么，共享经济背后的商业逻辑是什么？究竟是哪些核心因素成就了百亿估值的独角兽？那些退潮后裸泳的共享经济企业又败在何处？

在我看来，是以下两点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

1、辨别需求的真伪

商业的目的是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消费者的需求千奇百怪，前人的经验告诉我们，互联网公司只有精准的抓住用户真需求、解决真痛点，才能成功。

真需求分为硬需求与软需求，硬需求指消费者必须得到满足、不能舍弃的需求，软需求是可以替代且不断进化的需求。而伪需求是指看似刚需实则浮于表面脱离本质的需求。

如何才能洞察用户的真需求呢？

很多互联网企业在进入新市场或开发新产品时，都会通过消费者调研来了解用户需求。但是从结果看，很多消费者在调研分析中被动“撒谎”，乔布斯有句名言流传甚广：“消费者并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直到我们拿出自己的产品，他们才发现，这就是我要的东西”。

其实，大部分用户很多时候并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企业必须要在用户调研中去伪存真，发现用户的真需求。

人性不变，需求永恒，从人性的角度来分析是真需求还是伪需求更容易接近真相，发现本质。

从人类历史演变角度来看，荷尔蒙、对美和长寿的追求、厌恶焦虑、通过社交获得尊重与认可都是亘古不变的真需求。

为什么一瓶茅台酒可以卖几千元？

给你一瓶茅台和一瓶汾酒，你真能喝出区别吗？

就因为茅台自封国酒定位高端，消费者就买账吗？

那如果伊利推出一款自诩定位高端的国奶，定价上千，你买吗？

其实，核心在于白酒是友情沟通的桥梁，而友情是无价的，所以即使茅台定价大幅超过同行，依然有人买账。中国特色的酒文化决定了酒的价格是社交中体现尊重与认可程度的一把标尺。中年人饭桌上体现对他人尊重认可的最好方式之一莫过于摆一瓶国酒茅台。

同样的道理，为什么钻戒定价那么昂贵？因为钻戒是爱情的承诺，爱情无价。

我们再来看已经取得成功的共享出行行业，经济无论如何发展，人类追求交通便捷的需求永远都不会变，只是替代性的解决方案在不断变化。滴滴出行用更优化的方案解决了出行需求，使人们可以花费比出租车更低的成本享受到更好的服务。

而有一些比如共享篮球、共享雨伞之类的项目，看似也解决了某种特定场景下的需求痛点，然而这些需求场景单一、使用频次较低，且用户自己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比如打球自带篮球、外出自带雨伞）来解决，所以这是一个伪需求，而出行、住酒店这样的需求比较依靠供应者的服务，并不是自己努力就可以解决的。

辨别需求质量还有一条很关键的标准——需求的频次。

出行、酒店都属于高频次的刚需，这种需求不会因为全球各地文化语言的不同而产生实质性差异，因此全球扩张的难度较小，且同一套算法可以应用在全球市场进行供需匹配。

共享经济，因为共享的逻辑，其服务价格往往会低于传统商业，而低价必须要有高频次的需求来支撑，才能形成大市场，满足资本的回报要求。因此，需求的真伪、频次的高低、应用场景的广泛性，对共享经济能否成功至关重要。

2、产品是否具有网络效应

对于互联网时代的公司而言，产品是否具有网络效应是检验一家互联网公司护城河深度的重要指标。

互联网的本质就是一张信息网络，互联网产品普遍有网络效应，服务更多用户的同时却并不需要付出同等比例的成本，而且在用户之间也能形成互动节点，用户越多，这张网络价值就越大，而网络价值不断变大又会带来更多的用户，这是过去的非互联网产品所做不到的。

对于共享经济而言，需要考量两个方面的网络效应——供给端与需求端。

比如，共享领域比较火爆的两种模式——滴滴出行和共享单车。滴滴出行是平台模式，即由个人或传统出租车公司提供车辆，共享给他人使用，平台起到的作用仅限于搭建信息连接桥梁，匹配供需双方信息。共享单车是分时租赁模式，企业自行研发、租用或购置车辆，提供随取随用的租赁服务，消费者可按用车需求和时间预定租车小时数，按小时或天计费。

就这两种模式而言，平台模式优于分时租赁模式，其原因在于网络效应。具体来说，滴滴是轻资产运营，车辆的供给端由市场闲置的车源提供，越多的车源接入滴滴的网络，滴滴的算法匹配供需的能力就越有用武之地，越多有打车需求的用户就越容易在滴滴平台上打到车，而越多的滴滴用户就可以激励越多的车主接入滴滴网络，形成正反馈循环。这种供给端的快速扩张，使原来被挡在准业门槛之外、没有牌照的服务者，加入了市场提供服务，大大提高了服务质量，同时也降低了价格。

而共享单车则不具备这样的网络效应，供给端的单车全部由企业自己提供，成本并不会因为单车数量增加而变少，而算法在匹配供需两端之后，还需要不断的进行人工搬运单车来完成算法匹配的最后一步，大量的单车堆积、损坏、偷盗的现象，不仅无益于发挥网络效应，还会造成很差的用户体验。此外，大量的单车对于用户来说是一种公共品，这还会造成“公地悲剧”，长期来看不仅没有显著降低社会成本，反而增加了社会交通成本和监管成本，引起显著的负外部性。

因此，在共享经济领域采用了平台模式的企业更容易在资本的帮助下成功，平台模式的核心点，其一体现为供给端快速扩张的网络效应，其二在于供给端快速扩张达到一定规模后引起的用户需求端的网络效应，用低成本获取海量用户并提高用户留存率。企业在平台化的轻资产模式下可以将主要精力投入在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运营，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进行市场供需的算法匹配，采用市场化定价这一最有效率的方式来解决市场问题。

那么，我国共享经济市场目前发展到什么阶段？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呢？

今年2月，中国发布《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9）》。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共享经济交易规模29420亿元，比上年增长41.6%。其中，2015-2018年，网约车用户在网民中的渗透率由26.3%提高到43.2%，在线外卖用户渗透率由16.5%提高到45.4%，共享住宿用户渗透率由1.5%提高到9.9%，共享医疗用户渗透率由11.1%提高到19.9%。

从各个领域的共享经济来看，渗透率都在50%以下，其中很多都在20%以下，对于投资人来讲，渗透率快速提高的成长阶段是投资回报率最高的阶段。

得益于我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带来的巨大内需市场，中国的共享经济市场正处于快速成长当中，潜力巨大。

当然，任何新生事物在发展过程中都会有很多问题，在未来，我认为有以下两个问题急需解决：

第一个问题是需要一个第三方的征信系统接入共享经济平台。一来可以筛选出安全、信誉良好的商家和用户来维持这个生态体系的健康发展，二来可以规范生态体系内的商家和用户，对他们的行为形成约束，避免恶性行为的发生，比如蚂蚁金服的芝麻信用既有广大的商家用户也有消费者用户，接入共享经济系统会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很大的能量。

第二个问题是需要建设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来为新兴企业融资。新兴企业大部分是轻资产运营，没有抵押物向银行融资，只能依赖资本市场的股权融资来发展。中国VC/PE投资人需要一个完善的退出机制来稳定他们的投资预期，否则像ofo出现的一级市场各家投资人争相退出、彼此伤害的现象会造成两败俱伤，既伤害了创业企业，也伤害了投资人。我们如果能够真正培育一个像美国纳斯达克那样强大的资本市场，不仅有利于发展新兴产业经济，也有助于我国经济转型。

最后，我想说的是：尽管有数不清的海难，人类依然扬帆起航。容易绝望的人没有明天，习惯悲观的人难有未来。我相信随着政策制度的完善与技术的进步，共享经济在中国市场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见习研究员  施旭健

房贷利率新政落地，你家的房贷利息会涨多少？

今天是央行房贷利率新政落地的第一天——根据人民银行的公告，“自2019年10月8日起，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以最近一个月相应期限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定价基准加点形成。”

您准备好了吗？

相对之前的政策，今天落地的新政对于我国房贷利率结构会有何影响？本文尝试通过下图进行解释。

上图左边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传统房贷利率结构，主要包括两个部分：

（1）基准利率：由央行官方公布的一个存贷款利率，主要根据我国经济状况和货币政策需要进行确定和调整，当前我国５年以上贷款的基准利率为4.9%。由于该利率的调整将对宏观经济影响较大，故调整比较慎重，上次基准利率的调整可以追溯到2015年，至今已近４个年头。

（2）利率加点：实际房贷利率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还会有一个利率加点（一般是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下浮动一定比例）。在传统房贷利率结构中，利率加点一般由金融机构根据市场情况（资金面的宽裕情况）和风险等级（抵押资产和贷款人的风险情况）灵活决定，所以同一个贷款人向不同银行申请贷款，得到的房贷利率可能存在差异。央行会对浮动的上下限进行限定。

上图右边是此次新政推出后的房贷利率结构，可以发现大的框架并没有发生变化（仍然是由“基础利率＋利率加点”两个部分构成），但是，每部分的具体组成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1）基础部分：由基准利率变为了市场报价利率（LPR），所谓市场报价利率（LPR）,是选取了市场上有代表性的18家银行，综合参考他们的贷款利率报价，由指定发布人对报价进行计算，形成的平均利率。相对之前的基准利率，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定价来源为市场报价，更新频率更高（每月20日更新一次），市场化程度更高。

（2）利率加点：引入央行和省分行的参与。相比之前利率加点仅由金融机构根据市场情况进行浮动，在新政的利率加点中，还引入了央行和人民银行各省级分行的参与。其中，央行要求“首套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不得低于相应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二套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不得低于相应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加60个基点”，而对于各人民银行省级分行，“应按照‘因城施策’原则，指导各省级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在国家统一的信贷政策基础上，根据当地房地产市场形势变化，确定辖区内首套和二套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加点下限。”因此，在新政中，利率加点受到央行、人民银行省级分行和对应商业银行三者共同影响。加点数值一旦确定，整个合同期限内都固定不变。

另外，在利率更新周期方面，新旧政策差别不大。在旧政策中，房贷的实际执行利率每年会进行更新。银行会根据当时的“基准利率”和合同约定的利率加点，综合计算该年度执行的贷款利率。在新政策中，利率更新周期可以跟银行进行协商，最短1年，为了规避利率风险，预计大部分银行也会以1年为利率更新周期来提供贷款。

综上所述，新的房贷利率政策表现出“市场化”和“差异化监管”相结合的特点。其中，基础利率部分，市场报价机制的引入，使得房贷利率更加的市场化，而利率加点部分，人民银行及各个省分行的参与，也使得监管部门可以针对各地房地产实际情况进行差异化监管和调节。

至于新政策是否比旧政策的房贷利率更高？答案是不确定。这取决于利率市场的状况，包括基准利率和市场报价利率（LPR）的高低，以及各自利率加点的高低等因素综合决定。如当前，5年以上LPR的利率4.85%是略低于同期的基准利率的（4.9%），但是今后两者的走势和变化还有待观察，相信短期内不会有较大的差异。

房贷利率新政的推出，对于当前的房价影响大吗？

笔者认为影响不大。

因为相对于其他房地产价格影响因素（如限购政策和首付比例等因素），利率变动对于房价的影响相对有限。本文以一个购房案例进行解释：

假设总房款为300万元，三成首付90万元，需向银行贷款210万元，根据不同的房贷利率，按20年期限，以等额本息形式，每个月需要还款的金额如下图所示：

可以发现，随着房贷利率的上浮，购房者的月供金额确实有所增加，就如一个中小波动，房贷利率由5.9%上升60个基点，到6.5%，每月的月供增加730元，一个较大的波动，房贷利率从5.9%上升到7.9%（上升200个基点，在当前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环境下，可能性不大，在此引用更多的是压力测试），每月的月供增加2500元。

下图是首付增加对于购房者的影响：

同样是300万元的房子，按照首付60%计算（接近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二套房首付比例），需要180万元首付款，相比原来（三成首付），多缴纳90万元现金。

由以上案例可见，相比利率波动使得每月增加上千元月供，首付比例波动则需要购房者短时间内筹集和缴纳大笔购房首付款，对于购房者的购买力和需求影响更大。实务中，各地确实也是通过提高二套房首付比例来抑制投机炒房，调控房价的。

具体请看部分一二线城市的二套房首付比例：

另外，大部分一二线城市，还对购房资格进行了限制，只有具有本地户口、工作居住证或者在本地缴纳多年社保/税收的前提下，才有资格购房，如此进一步限制了购买力和需求。

综上所述，相比首付比例和各地的限购政策，此次利率新政对于房价影响有限。

有人可能会担心利率新政的推出，对于现有房贷利率产生影响？这里涉及到新旧政策过渡的问题。

根据官方的说法，“2019年10月8日前，已经发放和已经签订合同但未发放的贷款仍按原合同执行。”

所以，根据央行基准利率在未来是否会持续发布，笔者认为利率新政对于现有房贷客户的影响分为两种情况：

（1）若央行的基准利率持续发布，则现有房贷客户仍按基准利率计算房贷利率，履行还款义务；

（2）若央行的基准利率停止发布，不排除会用市场报价利率（LPR）来替代现有房贷客户的基准利率。

虽然官方目前并未公布具体方案，笔者认为，第一种过渡方案更平滑，新老两种贷款形式并存，但是新发贷款都以市场报价利率（LPR）为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基准利率为基础的老贷款逐步到期，基准利率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当然，具体的利率方案有待官方进一步的确定。

房贷利率新政下，应该如何买房？

根据前文分析，笔者认为房贷利率新政对于当下房地产市场影响有限，购房者可以参考首付比例、各地的限购限贷政策、个人的收入和资产水平等诸多因素，综合进行评价和决策。

当然，新政下，由于市场报价机制（LPR）的引入，不排除新的房贷利率比老政策（基准利率）有更大的波动性，如此也意味着更大的利率风险。因此，笔者建议：

（1）留足余量，量力而行。购房者在测算月供和贷款规模时，应该结合自己的收入水平，留足余量，量力而行。如每月到手收入为20000的购房者，建议考虑将月供额度设置为10000元，按等额本息（利率5.9%）、20年贷款期限计算，可贷额度在150万左右。如此配置，一方面，保证了每月有10000元的消费/生活开支或者储蓄，不会影响到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即使房贷利率出现向上波动，每月多支出上千元房贷月供，也是可以接受的。反之，如果余量不足，虽然可贷金额有所提高，但是受到利率风险的影响也相应增大了，严重的可能会影响生活质量。

（2）选择公积金贷款/混合贷。目前房贷利率新政仅限于商业贷款，公积金贷款仍沿用老办法，不仅利率更低，而且利率波动小，利率风险更低。故同等条件下，如果条件允许，建议选择公积金贷款，如果公积金贷款额度不够，也可以考虑公积金＋商贷混合模式。

以上是对房贷利率新政的分析，希望对您购房决策有所帮助。

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陈嘉宁

信用卡拐点已至，行业进入存量时代？

有人说，信用卡行业的下半场来了，增量时代结束，存量时代来临。

确实，上市银行半年报数据显示了信用卡发展趋缓，监管的政策指导和窗口指导都说明行业到了一个发展的重要节点。

但对人均持卡量只有0.51，发展仅有16年的信用卡行业来讲，说下半场的到来是不是太早了？

其实不管是纵向看历史，还是横向看国际水平，我国的信用卡都仍未达到“存量时代”。

作为电子化和现代化的消费金融支付工具，我国的信用卡业务是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但真正快速的发展则是在近十年的时间中。

1979年，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代理香港东亚银行“东美VISA信用卡”取现业务，标志着中国出现了信用卡业务。随后代理业务不断发展，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银行发行“中银卡”，以及农行、工行、建行的跟进，开启了中国信用卡业务的发展。

到1995年，在广发银行发行现代意义上的信用卡（信用消费功能）之前，信用卡其实一直是“准贷记卡”（先存钱、后消费）。

而在1995-2003年期间，信用卡行业仍然处在萌芽期，发展较为缓慢。

但2002年银联成立后，在各大银行纷纷成立信用卡中心的基础上，信用卡业务进入了第一次发展高峰期，2003年6月，信用卡发卡量达到2499万张。由此，2003年被称为中国信用卡元年。

2006年上线运行的人民银行个人征信系统，原本可以成为进一步促进信用卡业务快速发展的基础，但“次贷危机”的出现，使信用卡业务在2008年提前出现了转型期（发卡量增速开始下滑）。

2008到2012年间的转型期，既有金融危机的宏观因素影响，同时也是银行信用卡由粗放发展到初步精细运营的转变期。到2015年，蚂蚁花呗、苏宁任性付、百度有钱花等虚拟信用卡的大发展，带来了信用卡发卡量第一次下滑（同时还有统计口径的原因）。

随后的2015年至今，银行借助互联网巨头的线上流量，再次进入信用卡发展的快车道。仅2017年的信用卡新增发卡量就达1.23亿张，同比增长超过25%，线上发卡量更是一举突破60%。至2019年第二季度，信用卡人均持卡量增至0.51张，在用发卡量（包含借贷合一卡）达到7.11亿张。

如果说信用卡下半场是以“存量时代”为标志，那么，这个时点远未到来。

从人均信用卡持卡量看，美国人均3张左右，日本、韩国均超过2张。而2018年，我国人均持卡量仅0.5张，深圳市的人均持卡量2张左右，北京1.5左右，上海约1张，其他的城市均在1张以下。在信用卡人群覆盖率和人均水平上，我们距离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仍有较大差距。而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人均持卡量相比于2018年末，提高了0.02张，提高的空间仍然广阔。

这一点，发卡量可以证明。根据2019年上半年报，发卡量排名前五的中农工建招新增发卡量超过3000万张，相比去年同期增速虽然有所放缓，但仍然保持在10%以上。

从信用卡不良贷款率来看，国际标准的警戒线为5%，截止2017年末，我国的信用卡不良率为1.6%，预测2018年和今年的不良率仍然不会超过2%，整体资产质量健康。今年二季报虽然显示不良率有所提升，但一方面幅度较小，另一方面仍是个别因素，而非行业整体性问题。

从信用卡交易金额看，得益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和减税降费等政策实施，2016年以来信用卡的交易额持续快速提升。而据2019年上市银行半年报，虽然工农中建交这五大行的交易额原地踏步，增幅较小，但招商、平安、光大、中信等股份制银行保持了20%左右的较高增速，逐渐成为信用卡市场中的主力参与者。所以综合来看，行业整体交易额并未下滑。

同样的，其它反应信用卡业务发展情况的数据，也无法表现出信用卡业务的存量来临。如信用卡的贷款余额，除了个别银行的战略调整外，主要的上市银行都增长了5%-10%。信用卡不良率虽然有小幅上升，但更多是由于过去一段时间现金贷暴雷引起的共债风险传递，而非行业整体的发展问题。

然而，即便信用卡尚未到存量时代，监管的政策导向、银行的信用卡业务策略调整、行业的数据信号等都显示着，当前信用卡业务确实面临着需要调整的阶段。单纯的精细化运营已经不足以支撑快速的发展，信用卡业务的发展方向、策略、模式都需要有更创新的方式。

那么，接下来的信用卡业务还应该如何发展、如何创新呢？

我们不妨先看看其它国家，特别是信用卡行业发展成熟的发达国家是怎样的。

首先来看美国，美国信用卡始于1915年，至今已近100年。与国内的信用卡业务相比，美国信用卡有以下几点特征。

第一是发展驱动力自下而上。信用卡最先出现在美国，完全是由于消费者的需要，市场自发产生的，其发展没有经验借鉴而言，全靠本国市场导向，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市场需求导向。而我国的信用卡业务，更多是在借鉴、模仿西方信用卡业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发展模式更多是自上而下。

第二，发卡方更多样化。我国的信用卡业务是商业银行主导，信用卡只能由银行来发行（虚拟信用卡正在逐渐打破这种限制）。而美国的信用卡发行方既有银行，也有各种非金融类企业，行业目前形成以银行信用卡主导，商业信用卡为辅的格局。

第三，产品创新多、种类多。包含有抵押信用卡、代币卡、认同卡、联名卡等各类信用卡。每种信用卡都针对不同的用户群体，满足用户在生活消费方面的各类需求，实现差异化竞争，个性化发展。

第四，收入结构差异明显。美国信用卡业务收入主要包括利息收入（第一大来源，70%左右）、商户回佣收入（即刷卡手续费，第二大来源，15%左右）、滞纳金收入（第三大来源，5%左右）、年费收入、提现收入等。典型的模式有两种，一类是以美国银行、第一资本、花旗银行等为代表的银行机构，以利息收益为主。另一类是以美国运通为代表的独立信用卡公司，以商户回佣为主（3%左右的费率）。这与我国信用卡收入结构有明显差异，以银联公布的信用卡收入结构来看，我国信用卡收入前三项是分期手续费、利息、回佣，占比较为均衡，且行业收入模式基本一致。

当然，美国在经济环境、消费观念等因素上与我国有很大的不同，发展的路径也可能完全不同。而另一个国家——韩国，在信用卡的发展历史上，则与我们具有更多的相似性。

韩国的信用卡起源于1980年韩国国民银行发行的“国民卡”，但在初期，信用卡并没有实质性进展，直至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引发了韩国金融危机。

为了提振经济，韩国政府极力调整经济发展结构，即由出口导向型转变为内需驱动型，因此，政府大力扶持被看做能带动消费的理想金融产品——信用卡，并在1998-2001年的短短3年内到了一个发展高峰。

随后，信用卡滞付率（类似不良率）不断攀升，2003年信用卡危机爆发，同年9月，韩国信用卡总数超过1亿张，信用不良者数量超过300万人，占当时经济活动人口的18%，主要信用卡公司坏账率高达13.5%，几近破产。

相似的信用卡危机在中国台湾（2005年前后）、日本（2003年前后）、美国（2009年前后）都曾出现过。危机原因也都具有共同性，即危机爆发前夕，为了拉动经济，放松监管引发的消费信贷滥用和行业无序竞争，叠加上下行的经济周期，个人的债务危机传导至发卡机构，引发整体的社会风险。

回到我国的信用卡行业上，国外信用卡业务的创新和危机，为我国信用卡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创新借鉴和危机的防范化解经验。在当前信用卡发展逐渐降温的情况下，创新的产品和业务模式能够带领企业跨越周期，实现快速发展。对此，我认为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信用卡业务的子公司改革。信用卡子公司并非一个新命题，光大、浦发等股份制银行已经率先成立了信用卡子公司，虽然独立后需要面临渠道、业务协同等问题。但同样的，专业化经营的信用卡公司能够更独立、更快速的适应市场变化，也具有更市场化的激励机制和风险隔离意识。同时，理财子公司的成熟也将为信用卡子公司的发展提供更多借鉴和经验。

第二，发展更多样化的产品。目前国内的信用卡是以代币卡、联名卡居多，有抵押信用卡和认同卡仍然有待发展。以认同卡为例，很多高校都联合银行发行了高校认同卡，但缺乏足够的精细运营。慈善类的认同卡同样如此，随着慈善理念逐渐的深入人心，该类信用卡也许是突破发卡数量瓶颈的一种方法。

第三，商业信用逐渐发展。美国信用卡发展是由商业信用向银行信用的发展，所以发卡主体包含了银行和非金融企业。而我国是“银行+政府”主导的银行信用模式，法律规定只有银行才能发行信用卡，但消费贷款与支付/银行账户的结合诞生了一种“虚拟信用卡”，典型的如蚂蚁花呗、苏宁任性付、美团买单，这种模式与商业信用模式极其相似，突破了银行信用卡的牌照限制，而从目前的市场情况来看，这种产品正在逐渐扩大影响力。

第四，探索差异化的利率定价方式。2016年以来的消费信贷大爆发使当前的信用卡客群从最优客群向次优甚至次级客户延伸，而在这方面，Capital One的差异化的营销、因人而异的利率定价和风控手段，或将是新一轮信用卡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黄大智

同样是指数基金，为什么ETF更优秀？

普通投资者在进行基金投资时，一般途径是通过基金代销机构进行买入和卖出，这笔业务专业上称作“申赎”。由于基金清算等因素，完成一次“申购”或者“赎回”一般需要3天左右时间，这样如果进行一次基金调仓可能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我们是否有更便捷的选择呢？

在实际的基金投资过程中，我们发现市场上存在这样一类基金：

一方面可以通过申购/赎回来进行交易，交易的渠道一般通过代销机构进行操作，这类基金的代码一般以“.OF”结尾；

另一方面也可以直接在交易所进行场内买卖，操作方式与买卖股票没有差异，这类基金的代码一般以“.SH”（上海证券交易所）或“.SZ”（深圳证券交易所）结尾。

这种既能申赎也能上市交易的基金有两种：

一种是LOF，上市型开放式基金，目前有303只基金；

一种是ETF，交易型开放式基金，目前有265只基金。

这两种基金在交易所的交易方式上没有差异，可以直接像股票一样进行买卖。主要的区别在于申赎机制方面。

与普通基金一样，LOF也是用现金申购（份额）、份额赎回（现金），投资者支付的都是现金。

而在ETF的交易机制下，投资者申购时需要按照基金公司给出的申赎清单来进行申购或者赎回，可以选择现金也可以选择一篮子股票组合，为了便于交易，成份股通常允许现金替代。

由于一篮子股票组合相当于公开了基金的持仓结构，所以一般ETF均以被动型投资的方式呈现。

那么，这种看似并不起眼的差异，会给投资者的交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在此，我们从申赎差异、应用范围及投资策略三个角度来进行阐述。

以跟踪沪深300指数的两只基金为例：兴全沪深300指数增强基金（163407.OF、163407.SZ）和华泰柏瑞沪深300ETF（510300.OF、510300.SH）。

这两个基金都是既可以直接以基金净值进行申赎，也可以在交易所以竞价方式进行买卖的，他们都有交易所的场内基金代码。

在场内交易方面，二者没有明显的差异。各自的二级市场交易价格（即“.SH”或“.SZ”的价格），会跟随着“.OF”的净值进行波动。

对于场内成交量比较大的活跃型基金，场内份额相当于提供了较好的流动性，因为场外的申赎虽然在变现方面不会有问题，但是却会有较长的时间成本，正常来讲，完成一次基金的赎回，需要3个以上交易日才能拿到可交易的资金，对于短线投资者来讲，可能会错过很多交易机会。

对于场内交易量较小的基金，场内的份额会面临流动性较差的境地。所以基金的申赎机制就显得格外重要。

一般而言，LOF型基金的申赎门槛较低，以现金形式即可；ETF基金的申赎门槛相对较高，虽然对投资者提供了现金和一篮子股票作为申赎的对价选项，但是在最低金额上往往有限制。

比如，兴全沪深300指数增强基金（163407.OF、163407.SZ）既可以像普通基金一样在场外进行申赎，也可以通过交易所进行场内申赎。

在场外申赎中，不同的渠道所受到金额的限制不同：

（1）在基金管理人直销柜台进行申购时，投资人以金额申请，每个基金账户首笔申购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0,000元，每笔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为10,000元；

（2）基金管理人网上直销平台每个基金账户首笔申购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0元，每笔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0元；

（3）除上述情况及另有公告外，基金管理人规定每个基金账户首笔申购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0元，每笔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0元。

在场内申赎中，合同约定投资者通过场内申购该基金，单笔最低申购金额为1,000元；场内赎回本基金的数额限制，参照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办理。而且有一点值得注意，投资者使用中证登的股票账户或者证券投资基金账户即可进行申赎。

对与ETF基金而言，则复杂得多，以华泰柏瑞沪深300ETF（510300.OF、510300.SH）为例，基金最小申购、赎回单位为 90万份，而且投资者申购、赎回的基金份额需为最小申购、赎回单位的整数倍。一个感觉，就是很贵！

在申赎方式上，ETF一般采取份额申购和份额赎回的方式，即申购和赎回均以份额申请；而在支付方式上，则包括组合证券、现金替代、现金差额及综合对价方式。ETF管理人会在每个交易日结束后给出下一个交易日的申赎清单。

LOF和ETF最大的不同在于申赎机制的差异。这种差异对应用会有什么影响呢？对于资金量较小，达不到一个申赎单位的，直接进行场内交易就好，无法利用到ETF交易所带来的便利。但是，如果资金量足够大，则可以很好的利用ETF的交易便利。

第一种应用：买入连续一字涨停股票

当投资看好某只强势股票，该股票连续涨停导致无法买入时，可以利用ETF基金持有该股票。具体的操作方式为：寻找一只ETF基金，其中目标股票的占比越高越好。一种方式是通过场内买入该基金，然后申请赎回，这样就能得到该股票份额了。投资者面临的风险是需要卖出其他不愿意持有的股票。

第二种应用：卖出连续一字跌停股票

如果投资不慎，就会买入“爆雷股”，通过正常的股票竞价交易很难卖出。大体的操作路径是配好一篮子股票，申购份额，然后在场内进行卖出。面临的风险是需要按比例买入很多并不愿意持有的股票，同时也要面临份额转入场内进行交易时的价格波动风险。

第三种应用：构建基金组合

由于ETF有组合申赎机制，一般ETF基金都采用完全复制的被动投资策略。同时，为了将组合申赎的冲击降到最低，基金经理的目标是严格控制对指数的跟踪误差。这样的基金正是主动型基金组合所需要的。如果投资者善于进行资产配置，而不精于或者无暇进行具体的底层标的选择，ETF基金是很好的选择。ETF保证了跟踪误差在可控范围内，基金组合的构建者只要关心大体的指数组合比例即可，而不必过分将精力用于基金的筛选，毕竟对基金经理的筛选要相对复杂一些，可控性也差一些。

基于ETF的投资策略相对丰富。最基本的策略就是通过获取场内份额与基金净值之间的差异来进行套利。这种方法在ETF发展的初期，效果还可以，但随着量化技术的应用和市场交易的活跃，这种套利方法基本没有获利的可能。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一些细节部分的处理，来获取较好的收益。

ETF基金由于能够实现成份股与一篮子股票之间的兑换，在股票减持方面具有极好的便利性。

通常，大量卖出或买进某只股票时，会对市场价格造成较大的扰动，也就是我们常听说的冲击成本。但是在我们的ETF交易体系中，是成份股组合与份额总值之间的等价兑换，省去了中间的市场交易环节。因此，对于大批量的股份减持十分有用。只是在指数标的选择上，要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所减持的股票要在指数中占有相对较大的权重；

二是相关的指数基金总体市值要大，这样才能提高效率。

如此种种，都是LOF基金所做不到的。LOF基金的好处在于提高份额的变现能力。由于是现金兑现金，LOF基金可以涵盖很多主动型管理的策略。虽然市场上出现了增强型指数ETF，但这相当于通过申赎清单向市场透露了自己的投资策略，最终结果可能就是这个增强策略失效。

总体而言，ETF的优秀之处在于，减少不必要的市场交易，提高效率，降低了成本。而且，对于投资者来说，ETF更加透明，有利于我们的投资策略的构建。

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ZeroBe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