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时代，你我如何破局‖国宝每月书单共享

不确定的时代，你我如何破局？

“做难而正确的事情”：读书，去读那些能带给你最大效用的书。这不是功利心态，也不是成功显学，仅出于个人战略的考量——相比过去讨论书该怎么读，读什么，当下我们最大问题是：翻开书，看两眼。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春天，你我都需要开卷有益。不过，在此之前，请问自己以下几个问题：

面对生活中同样事情，你和他人处理的结果，为什么完全不同？

每次翻开书，你有没有不得要领，极易跑偏？

自己明明计划完善，为什么到最后，手中的Kindle却成了压泡面神器？

这些问题，实则是一个问题：最重要的不是读书，是如何正确地读书。

以下三条建议，权当做抛转引玉

一是聚焦主题阅读，以有限的精力去做有限的事情。

二是采用多维的思维模型，相信常识的力量。

三是制定短期与长期阅读计划，但请留有余地。

分开来看。

首先，阅读前我们必须明确主题：想要解决什么问题？想要学习哪方面的知识？学习这些知识需要读什么书？

举个例子。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在学习时，往往会设定目标，明确期限：“工作之余，我每年都会给自己出一个题目，然后花三个月集中学习……除此之外，我每三年还会制定一个计划。”

可以说，3个月的短期突破，集中精力学习某一知识领域，加上3年的长期计划，持续关注和研究某一学科，二者相互配合，正是德鲁克积累起大量知识的秘诀所在。

设定一个你关注的课题，找到相关的，大量的书籍和资料，集中火力去集中突破。这将会让你事半功倍。更重要的是：人的精力有限，以有限去搏无限，将事倍功半。

其次，在阅读中，你需要养成多维的思考模型。

不断拓宽眼界，以各学科基础思维模型去看待处理同一个问题，你将有多重的答案：脑海中有多个人为你建言献策，那么，你就是自己最好的智囊团。

巴菲特的最佳搭档查理·芒格，这一位投资界的哲人以其博学多识，智慧洞见而闻名，在其几十年投资生涯里，多元化思维模式一直是他破局利器：

“你必须知道重要学科的重要理论，并经常使用它们——要全部都用上，而不是只用几种。而大多数人都只会使用一个学科的知识，试图用一种方法来解决所有问题。你知道谚语是怎么说的：在手里只拿着铁锤的人看来，世界就像一颗钉子。这是处理问题的一种笨方法。”

三是制定清晰的短期与长期阅读计划，但请适当留有余地。

彼得德鲁克在其《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一书中，指出：“一个人的有效性，与他的智力、知识或想象力之间几乎没有太大关联。一个有才能的人往往最为无效，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才能本身并不是成果。他们也不知道，一个人的才能，只有通过有条理、有系统的工作，才有可能产生效益。”

可以说，没有计划和执行为基础，你所有的天赋终将是零。不过，一份丰盈的计划往往会适得其反：这个时候，计划一定需要留有空余时间，去对付生活中出现的不确定性事件。

2000多年前，希腊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就刻着这样一句话：“认识你自己”。

可以说，认知的偏差是人和人之间最大的差异，认知的差距也决定人们境遇的不同。

认知决定你的高度

但是，想要提高认知，不容易。不过，读书，去体味伟大前辈们思想、方法、经验，将让你的认知焕然一新，也将带你的人生更多的可能。

毕竟，“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

以下书籍诚挚推荐：

1、邹振东《弱传播》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人们永远站在鸡蛋一边，而不是站在石头那边？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舆论的走向，某些时候，经不住逻辑的推敲？

你没有想过：为什么现实中鸡毛蒜皮的小事，在舆论中会被几何倍放大？

你有没有想过：为何主旋律传播，在舆论中最难，也最不讨好？

以上四个问题，正是邹振东教授对舆论世界的四大规律的总结，概括起来是：弱者优势，情感至上，轻者为重，次者为主。

正因如此，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做“舆论世界的哲学”——邹教授认为，现实的世界强者为王，舆论的世界弱者为王。现实中的强势群体，就是舆论中的弱势群体。并强调，舆论中情绪高于一切（有意思的是，邹教授在书中将舆论形象地比喻为女人）。

对此，在舆论中与弱者连接，情绪渲染，争取认同，将能主宰舆论的风向——这些定理是如此的令人震惊，但又言之凿凿。

回看近一年中国舆论场的风向，似乎正将以上定理重新上演了一遍。

这一年来，中国多家互联网巨头，因高层个人言论，或者公司运行中一些出格举动，被舆论“撕碎”的案例已数不胜数。各大互联网巨头们的公关们，正遭遇了职业生涯中至暗时刻——以往进攻型的公关手段不再灵通，尤其在当下，一言不慎或将在舆论中“死无葬身之地”。

现实中的强者，往往是舆论中的弱者。

另一方面，如果人们研究好莱坞电影的叙事结构，以及现在网络爽文的故事架构，不难发现：小人物从底层一路逆袭，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斗争最终站上世界之巅的故事，观众往往最为买单。

这所有一切，都是《弱传播》里的核心观点：舆论世界，弱者为王。

2、查理·芒格《穷查理宝典》

芒格几乎所有时刻都随身携带一本书：“我手里只要有一本书，就不会觉得浪费时间。”

他是美国著名的投资家、伯克希尔公司的副，也是沃沦·巴菲特的黄金搭档。回顾芒格一生，其投资取得的巨大成功，几乎完全靠着学习和自我修养获取——从古代的雄辩家，到18、19世纪的欧洲文豪，再到当代的流行文化偶像，其言其行，查理都能信手拈来。

在《穷查理宝典》中，人们可以看到查理·芒格的箴言录、演讲、人生故事合集，里面包含了这位投资大师极高的智慧。更重要的是，这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人，前不久，仍出席了伯克希尔年会——

如果一个人能终身学习与工作，再大的经济周期与动荡，或许终究都会向他低头。

当然，查理更给人们的启示不止如此:终身学习，多维化思维模型，时间的复利等等，都是他留给人们学习与阅读的宝藏：

“我这辈子遇到的聪明人没有不每天阅读的——没有，一个都没有。沃伦读书之多，我读书之多，可能会让你感到吃惊。我的孩子们都笑话我。他们觉得我是一本长了两条腿的书。”

“你必须知道重要学科的重要理论，并经常使用它们——要全部都用上，而不是只用几种。大多数人都只使用学过的一个学科的思维模型，比如说经济学，试图用一种方法来解决所有问题。你知道谚语是怎么说的：‘在手里拿着铁锤的人看来，世界就像一颗钉子。’”

3、穆来纳森《稀缺：我们是如何陷入贫穷与忙碌的》

书籍的标题直接了当，也是普通人时常感到困惑的点：我为什么穷？为什么没时间？穷是因为我无能吗？

与一般成功学强调：贫穷源于能力不足不同，书中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无能会导致贫穷，贫穷更会制造无能。而这一切的原因，在于贫穷人群相较富足人群，更易有稀缺心态——即，"拥有"少于"需要"的：想要的多，得到的少。

这种稀缺心态，不仅会让人感到不幸福，更会影响我们的大脑，改变思维方式，左右我们的认知，从而让我们视野变得局限，正如管中窥人——专注于某一事物的同时，也会让我们忽视生活中重要的事物。

因此，拥有稀缺的心态的人们，更容易受限于事件本身从而难以跳出思维局限，不再具有前瞻性与全局意识，犯错的成本与几率大幅度提升。

稀缺的则更加稀缺，贫穷的将更加贫穷。这无疑是一个恶性循环。

怎么办？作者提出：想改变局面只有扭转心态，这是人们逃离稀缺陷阱的唯一希望。

其中，避免落入稀缺陷阱的根本方法就是要构建空余。拥有余闲，尤其是要建立起应对突发事件的缓冲机制：时间表排得最满的计划，不是好计划。

正如亨利.戴维.梭罗所言：真正有效率的劳动者，不会整天马不停蹄地工作，而是闲庭信步般轻松愉悦地处理事务。

学会适当弹性，学会对自己宽容。

4、迈克·波特《竞争战略》

此书作为波特战略模型三部曲的开端，一经问世，影响巨大，全球风行数十年，更一举奠定了迈克尔波特战略之父的江湖地位。

疑问是难免的：这都2021年了，为什么还要去看竞争战略这些“老古董”？

战略与战术，都出自军事用语。不管在中国还是西方，核心目标只有一个：打败对手。尤其在竞争越发激烈的当下，波特以企业视角提出的“五力”模型与差异化竞争方法论，依旧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与生命力，无论对企业、个人，都是极具实践意义的指导。

从现有竞争对手、潜在进入者、替代者、上游供应商、下游购买者，波特从五个角度制定出一整套的战略方法，包括成本领先、差异化模式、细分市场突击等等，可谓常读常新。

战略方法能指导一家企业打败竞争对手，也能教会个人脱颖而出。但是，击败后呢？

如果以美团为例，王兴作为互联网圈子里最能争善战的一位，美团也在短短几年间击败了无数对手，傲视整个市场。但美团现状却教人忧虑。正如王兴在饭否里担心的那样：

击败他的，或许不是饿了么，而是来自另外一个不同维度的对手。

5、W·钱·金&勒妮·莫博涅 《蓝海战略》

W·钱·金&勒妮·莫博涅提出的蓝海战略之所以耳熟能详，其核心或许是对波特战略学的补充：打败竞争对手固然重要，但为消费者创造价值才能持久。

从此出发，企业要从竞争激烈、利润率低、增长匮乏的红海，走向广阔的、富有更多增长可能的蓝海，就需要重塑自身价值，真正为消费者创造价值。

其核心，在于重塑产品价值链：一个产品，向用户提供的价值通常是一个组合式链条，而不是单一的。因此，蓝海战略对原来的价值链进行增减，增加消费者认可的价值，放弃消费者不关心的价值，从而创造一个新的价值链出来。

举个例子。江小白近些年成为现象级产品，核心还是蓝海战略。直接跳过竞争激烈的高度酒红海市场，江小白其实很能抓住年轻人的需求：年轻人不是不喜欢喝酒，只是对高度白酒的口味接受不了。

因此，江小白重塑了白酒口味，主打低度酒，果味酒，“让白酒不再难喝”。另外，从品牌调性上江小白更加年轻化：价值链一经重塑，最终，江小白也成功虏获了众多年轻人的心。

正因如此，蓝海战略腔调的价值重塑更像是一种价值创新：可以更好地帮助一家公司从同质化的产品中，与竞争对手区别开来。

要做降维打击者，不要做被降维打击者。

6、纳西姆‧塔勒布《黑天鹅》

这两年提及最多的两个动物，或许就是黑天鹅和灰犀牛。

黑天鹅代表着不确定的、超出我们认知范围内的事物。尤其2020年来，太多超出我们认知范围内的事件发生，时常令人感叹生活不易，就像：

当你在非常小心地过马路时，却被潜水艇撞翻了。

面对世界和生活的不确定性，读一遍《黑天鹅》是一种不错的方法。起码，对人为创造出的稳定，以及任何看似无懈可击的事物，我们都需要保持警惕，不要轻易对未来做出预测。

我们既要为明天做好计划，也要为意外做好准备。

7、彼得德鲁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

最后一本书，推荐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书中，德鲁克集中论述了一个管理者如何做到卓有成效。在此，将其总结管理者几个特征与大家分享，共勉：

1、重视目标和绩效，只做正确的事情。

2、一次只做一件事情，并只做最重要的事情；

3、作为一名知识工作者，最大贡献在于：创造新思想、远景和理念

袁国宝：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我们的机会在哪？

万众瞩目的第七次人口普查姗姗来迟。

先看普查的主要数据：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与2010年增加了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其中，城镇人口为90199万人，占63.89%；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18.70%。

至此，很多人感叹：靴子终于落地，中国人口没有出现负增长，人口总量还没到顶。同样，也有一些观点对人口普查延后的原因以及数据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

但无论如何，围绕着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人们也达成了几点共识：

一是从整体出发，中国10年来人口虽然继续保持着低速增长，但从长期来说，增长或将更加缓慢——调查结果显示，2010-2020的年平均增长率为0.53%，较2000-2010年平均增长率0.57%下降0.04个百分点。二是，中国正在加速迈入低生育率时代，在少子化面前，中国的压力远超世界各国——数据显示，2020年低至1.3的总和生育率，还有1200万的年出生人口新低，远低以往。上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后称生育率）一度超过6，如今，中国已经进入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行列，或将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当总和生育率降到1.5时，会进一步降低，若要再提高生育率难度骤增。

三是，中国老龄化人口进一步增加，这是规律，更是考验——“这种趋势的出现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是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结果，也是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正如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于发布会上所言。

可以说，中国既面临人口总量即将见顶、远期将急剧萎缩的总量危机，也面临人口少子化老龄化日益加剧的结构性危机，其速度与规模都比我们想象的要快，要大。此外，更大的争论则是：中国的人口红利，是否还在？

在先前文章《比起人口下降，人们更应该关注什么？》中，笔者提出：大众关心中国人口问题，实际是在关心中国人口假如真出现下滑，那中国人口红利是否会消失，中国经济是否会丧失竞争力？

但是，上一篇文章并未对“人口红利”本身提出探讨：即，中国人口红利背后的发展模式是什么？在七次人口普查结束之后，中国发展模式是否应该转变？

01、人们为什么要热议“人口红利”

国新办在普查数据公布之后，总结到：我国人口增长放缓，但是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人口红利继续存在。不过，近期围绕着人口红利这词，却依旧没有形成一个共识，非但如此，人口红利引起的争议之多，远超人们的想象。正如前文《比起人口下降，人们更应该关注什么？》最后，笔者提出的一些问题：

“所谓人口的红利，是谁的红利？比如，艰苦奋斗的动因不过为了明日不再艰苦，可是，如果艰苦之后还是看不见头的艰苦，那么，艰苦奋斗为了什么？

比如，假设艰苦奋斗的方法方式没有错，那么，胜利的果实为何没有分享到众人手中？”这些问题看似尖锐，可实际上，只因看待问题的角度有异。站位的不同，也将得出两个截然相反的观察：

一是，若从国家社会企业等非劳动者角度出发，那么，以往和当下的“人口红利”无疑是存在的，有益的，并且在长期内，切实带给了整个经济体强大的动能——从建国初期的一穷二白到如今的富国强军，几十年来，在没有资本积累，技术积淀，更谈不上友好的国际形势中，中国能到今天，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以人口红利打开了局面。二是，若站在个体角度来看，中国“人口红利”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带给了中国劳动者们更大的生存压力——一个直接例子是，初期“人口红利”的倾向面在于用人市场：在同一个工作机会前，将有更多的人来竞争候选。这对企业与市场无疑是一件好事。但由此带来的“内卷”，以及“恶性低质”竞争，也给劳动者们灌下了太多的苦酒。

但无论站位如何，如今，“人口红利”这套涉及经济核心运作的体系，正随着中国人口增长放缓，呈现出逐渐瓦解的态势——比如说，2010年到2017年间，中国出生的人口还能保持在每年1600-1700万间，可到了2020年出生人口只剩1200万。所谓红利，是在一定时期内能有巨大的收益，但也将在一定时期内逐渐消失的——一家公司的成功，倒闭，一个行业踩上风口，或者没落，可以具有跳跃性，但人口问题不是：因为，人是有寿命的，岁数到了是一定会死的。

正因如此，比起“人口红利”的消失，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则是;我们必须尽快扭转在“人口红利”中被“惯坏”的发展思维。

02、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如何避坑？

“人口问题一旦出现，意味着解决人口问题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了”。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茅倬彦在对比了欧洲和东亚的人口惯性与生育政策后，曾得出了以上结论。

自然，当各国政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给出真正的实施方案，都需要时间。不过，问题是如此严峻，光靠等一定是行不通的。

为此，现阶段为避免“人口红利”的消失，一个新概念也开始出现：“人才红利”。

这当然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依靠人力完成原始积累之后，要想保质保量地更好发展，势必需要素质更高的人才梯队。事实上，此次人口普查也给了这一转变极好的数据支撑——数据显示，全国有超过2.18亿人具有大学文化程度，占总人口的15.5%。

但是，所谓人才，在于稀缺性：可在学历整体提升的当下，环顾四周，为何我们的“内卷”还是如此严重？难道，这些人才不是真正的人才吗？那么，如何才能真正释放人才红利呢？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不能沦为一句口号。为此，笔者斗胆提出几点不成熟的想法。一是，想得到真正的人才，首先要更好地培养人才。前不久，央行一篇论文曾有一个观点流出：“要重视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一时间，“文科生误国”的论调不胫而走。不过，比起提出“文科误国”，人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中国当代大学生就业与市场人口需求之间，是否存在矛盾？

一方面，中国高学历人才正在持续增长，远超历史任何时期——数据显示，中国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360767人。另一方面，当越来越来多的高学历的人才，开始从事“底薪低能”工作的新闻不再新奇，同时企业用人难、短缺问题越发凸显。此时，最该责备不是这一批年轻人能力不足，或价值取向出现了问题，而是应该先问：中国高等教育与市场用人之间是否真存在着结构性矛盾？如果有，是否应该将优化尽快提上日程?

二是，对待人才，应该更加体面。

某种程度上说，当下这一群“人才红利”面临的困境，竞争压力恐怕比密集型劳动者更加错综复杂：他们对生活有着更高的预期，也有更大的压力，诸如买房、生育等。可以说，住房和教育的开支不仅是影响生育最大经济因素，也给了人们更大的生存压力——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住房支出在居民所有的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最高。而从2012年年底全部金融机构消费信贷情况来看，个人住房贷款占全部消费信贷余额的比重约为76.3%。

此外，《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显示,学前教育阶段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26%，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21%，大学阶段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29%。

这是一组沉重的数字。更不要说，“六个钱包”供一套房的反面，则是：这一代人将承担起三代人的养育压力。此时，如何给予这一群人相对友好一些的生存境遇，既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更是社会公平的要求。

三是，正确的决策既需要广开门路，也要负责到底。专家建言献策是仅次于政府自发决策的一个重要来源。可是，细看近些年的所谓专家们的建言，时常教人惊掉下巴——这些建议，是否经过实地调查，是否有科学的数据支撑，是否有真正的见地与思考？

“不要让屁股决定脑袋。”进一步说，近来社会上某些“专家学者”涌现出的奇葩观点，背后是否有利益集团的推动？这非常值得进一步观察。

而以上种种问题出现的核心，则在于：专家们提出建议，似乎无需负责。可以说，缺乏明确的惩戒措施，正是建言质量下滑乃至堕落的根本。

最重要的是，正确的决策需要正确的数据，更需要敢于解决问题的勇气。

03、普查之外的几点思索

解决问题需要时间。但前提是：不要让人口普查成为情绪的宣泄对象，而是要成为解决问题的催化剂。

除此之外，还有几点想法分享：一是，不要忘记人口红利中，那些“沉默的大多数”。

中国劳动人口的主力近2.8亿的农民工群体正在“加速老化”——2017年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已经达到了39.7岁，50岁以上占比重为32.7%。2020年，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41.4岁。这意味着未来十年内，将有三分之一的农民工将退出劳动力市场。

教人心情复杂的是，农民工变老的速度已经超过了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水平：以2019年为例，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7.8岁，农民工人口的平均年龄已经达到了40.8岁。

对这一批用汗水和辛劳浇灌出共和国长青的人们，他们需要更多的关怀，和善意。

二是，人口普查的项目应该加宽、加深，实际上，目前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九大项：人口总量、户别人口、人口地区分布、人口地区分布、性别构成、年龄构成、受教育程度人口、城乡人口、流动人口和民族人口，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九大项基本一致。如今，在拥有了远比十年前更加高效、先进的数据处理技术，数据的渗透力理应加强。尤其是在盘家底方面，人口普查数据应该更加广阔、深度的应用：

比如，中国人均医疗资源、教育资源到底有多少？比如，存不存在少数人钻空子，占用了太多的社会资源？比如，整个社会的财富在不同职业、不同年龄段的分布情况、地域发展的真实差距是多少？

可以说，深度可靠的数据是政策决策的基础，也将带给社会发展更多的正向作用。

三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思维，是否该从吃“红利”中尽快转变？

曾有观点指出：现在中国面临的根本不是人口问题，而是发展思维的问题——人口越多，用人口红利谋取短期利益，不负责任的思维方式就越突出。

若此时此刻，还在谈论人口红利，还在对“血汗工厂”念念不忘，还在对“劳动力优势”不肯放手，那么，由此带来的问题，或许将比人口问题更加严峻。

或许，这也是最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袁国宝：比起人口下降，人们更应该关注什么？

袁国宝：小罐茶杜国楹的“魔幻人生”

“8大名茶，由8位制茶大师，严格遵照传统工艺悉心制作......”

当以上广告席卷各大电视台和媒体，乃至机场候客厅屏幕多年以后，“小罐茶”这三字，似乎逐渐成为中国茶文化同等符号：格调雅致，匠心独运。一如小罐茶slogan：小罐茶，大师作。

荒唐是有实证的。

“道德与商业道德不能划等号。”

这时常成为中国这一批“杜国楹”们洗刷自我的理由。“鸟为食死人为财亡”本属客观规律，而利用人性弱点获取利益也是商业获利的核心。

实际上，再次回顾杜国楹多次营销案例，他比谁都能洞穿人性的弱点——以背背佳和好记星来说，杜国楹将其与“孩子的未来”与“学好英语的秘诀”相捆绑，赋予产品远超实际但并不存在的价值，向用户输送安慰最后获利——正如一位知心大姐对一位失恋女青年全情安慰，最后只为推销自己的面膜。

另一个角度来说，杜国楹利用了人们心理弱点，例如贪慕虚荣，寻求攀比——在E人E本和8848中，杜国楹为产品赋予了一种主观的“象征价值”：E人E本象征商务范，8848则象征成功人士。王石攀登珠峰，是早些年被舆论语境授予成功色调的案例，那么，与之代言捆绑的8848自然意味着成功人士的高度。

这些似是而非的问题，讨论无法有尽头。毕竟，谁都不是傻子，但最后赢的一定是“杜国楹”们。

袁国宝：黄光裕不懂认命，张近东不知进退

人生没有如果。

如果黄光裕肯认命，51岁的他现在应该是一个抱孙子的农民，而不会在16岁辍学，背上蛇皮袋跟着哥哥从老家潮汕，一路北上到呼和浩特倒卖电器。

如果黄光裕懂认命，在人生前二十年的商海沉浮里，看到兄长因触犯法律先后几次入狱，这位曾建立中国最大家电连锁帝国、三次登顶中国富豪榜的最年轻首富，就应该知道，在2008年前他曾有无数次机会收手，但都毁于自己勃勃野心。

如果张近东肯进退，在淘宝和京东初露峥嵘的2008年，刚目送黄光裕入狱并在同时期靠着更大规模线下门店扩张赢得“美苏大战”的他，应该早一点收起对电商以及刘强东的轻视，而不是沉溺在线下零售老大的虚衔中沾沾自喜，而对新生事物横加批驳拒不接受。

如果张近东懂进退，在黄光裕入狱漫长的12年中，他应该清楚时代从未主动抛弃过苏宁，自己也并非输给了互联网新零售的冲击，而是在面对多元化三个字的巨大诱惑时，这位安徽男人不知收敛，仍延用旧时代大开大合的打法铺大了摊子，更花了大钱去结交了一帮表面兄弟，最终自己打败了自己。

人生是残酷又壮丽的。强如黄光裕与张近东等初代商业大佬，也存在着性格的命门；可没有这些性格缺陷与战略失误，他们的故事，也不会那么传奇与悲壮。

1.黄光裕不甘心

让国美（真快乐）重新伟大。

今年2月，黄光裕立下军令状：“力争用未来18个月的时间，使国美恢复原有的市场地位。”随即，将国美APP更名为真快乐，开启娱乐化营销战略。

十二年弹指一挥间。

画面中，没有了咄咄逼人，意气风发的青年，只有一个面态和善，稍显发福的中年男子。很难想象，这就是黄光裕，一个脱离公众视野十多年的中国前首富。透过言语，藏着一丝不甘心和壮志难酬。

“江湖没有黄光裕，但处处有他的传说。”这些年，每次黄光裕“提前出狱”消息不胫而走，市场总能在第一时间给予热烈的反馈。没有任何人会怀疑，黄光裕三个字的能量。

他是一个手比嘴快的人。

4月7日晚间，黄光裕在出席国美零售的全球投资人电话会议时，谈到：“我们虽然丢失了时间和机会，但是学到了很多，算是有成有败。国美零售将从全供应链、零售商用户的角度，进行全面的整合和优化。”

“谁也灭不了谁。”谈到当下竞争格局，黄光裕表示：市场很大，国美还有机会。不过，说到具体的对手他态度暧昧：不排除与京东、拼多多等任何一方合作的可能。当然，包括最熟悉的老对手苏宁，以及张老板。

量化下来，“18个月”的口号黄老板是这样拆解的：线下门店，国美计划在未来18个月内将以“自营+加盟”的模式，将3400余家门店扩展到6000家以上；线上平台方面，以线下引流线上，将“真快乐”App月活用户由4千万提至1亿。

黄光裕还是那个黄光裕。当天，国美零售的股价一度飙涨超过25%。

更快的还有资本运作。重新掌舵国美，黄光裕先是配股融资44.49亿港元，随后，又将国美管理旗下三个自持物业提前出租予国美零售，后者将以发行代价股份的方式支付租金175.76亿元。

这是熟稔资本腾挪术的黄光裕看家本领：左手倒右手，快速抽出资本弹药——一如当年，国美借壳上市，不出一分反倒白捡几亿真金白金。更不要说，黄光裕还拥有一位银行出身的老婆杜鹃。

更重要的是，黄光裕这三处物业，给他留下了充分的后招——北京中关村的国美商都、北京朝阳区的鹏润大厦，湖南长沙的湘江玖号，哪一块不是价值千金。更不要说，最值钱的国美商都现在估值已破百亿。

去年4月，拼多多认购国美发行的2亿美元可转债，期限三年，成为国美潜在的第三大股东，双黄“试婚”，震惊四座。

拉帮结派，搭台唱戏，准备弹药——这是黄光裕出狱后筹备的一系列手段。

有人说：在京东与腾讯的合作不算坚不可摧，苏宁与阿里又沦为表面兄弟时，拼多多和国美，黄光裕和黄峥一经联手，就撕开了中国电商零售的第三极。

一切都变得有趣起来。

2.张近东的哨声

曾有一个观点：如果2008年黄光裕没有入狱，中国零售的格局将彻底改写。

最不愿听到这句话的，或许就是张近东——因为，观点还有后半句：如果黄光裕不进去，有张近东什么事？

作为黄光裕当年最大的对手，张近东领头的苏宁在2008面对国美激烈的扩张，一直处于极度被动和守势之中——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十多年过去，张近东和苏宁如今却更加被动。

在2021年2月25日，深交所发布公告宣布苏宁易购临时停牌。28日，苏宁易购公告宣布引入国有战略投资——深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与深圳市鲲鹏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148.17亿元收购苏宁易购23%股份。

这是一份让心情无比复杂的公告。

自黄光裕入狱12年以来，张近东的朋友圈中坐拥了中国最顶级的商界大佬：他与王健林相谈甚欢，与许家印喝交杯酒，与马云世纪握手促成“阿苏”联姻。但2020年疫情袭来，线下零售遇冷，张近东的钱包开始干瘪，苏宁现金流前所未有的紧张之时：

张近东那些好兄弟的朋友圈，似乎只对他开启了三天可见。

在上一次曝出财务危机时，张近东不得不把自己控股的股权抵押给马云，最后只筹资到10亿，远低于市场价位——早些年，张近东和马云“世纪联姻”后交叉持股直到2019年，期间，前者靠卖阿里股票赚到百亿，后者持有苏宁股票倒亏百亿。钱包一增一减，或许才招致今天兄弟们的嫌隙。

更不要谈许家印和张近东这一对“难兄难弟”。许老板能有什么坏心眼，只是恰巧2020年遭遇“三道红线”重压，实在没有办法只能向兄弟们开刀。2021年初恒大一系列骚操作，又恰好把好兄弟张近东早些年支援的200亿来了一次债转股，终成为压倒苏宁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个春天，许家印和张近东都是落寞的——前者将自己最仰重，也是全网年薪最高的网红宏观经济学家，连带着他手下20多个恒大研究院的研究员扫地出门。后者则咬牙解散了刚获得中超冠军的江苏足球俱乐部，即便，他是南京紫金山最喜欢足球的安徽人。

这两年，大家日子都不好过。虽然，张近东掌舵的苏宁集团业态繁多，包含零售、物流、金融、地产、物业、酒店等块业务，但属于商品零售板块的苏宁易购，则占据苏宁集团总营收超九成比例，枯荣同步——自2014年到2019年，苏宁易购已连续六年亏损，扣非净利润分别为-12.52亿元、-14.6亿元、-11.08亿元、-0.88亿元、-3.59亿元、-57.1亿元。

到了2020年，苏宁易购财务各项增减指标，全面变成负数。

自2008年打赢“美苏大战”之后，张近东先是继续在线下门店施行大规模化扩张，随后又大举多元化发展，但两者相连，张近东还是没有写好“转型”两个字：他总是喜欢追随其他大公司战略方向，随后以第二名的身份狠押重注。

这是一种别人吃肉自己喝汤的思维方式，现实结果往往是：老张连一口汤都没能喝好。

比如，苏宁易购聚焦的主业：线下零售领域，自2008年后苏宁持续狂飙，开店不断。在“两大、一小、多专”方针指引下，苏宁广场、苏宁易购广场、苏宁小店，苏宁易购云店、红孩子、苏鲜生、苏宁体育等等各类门店，从南到北，再一路向西，穿过整个中国。

可在2020年，除开苏宁易购零售云加盟店的增长，苏宁各类线下门店闭店潮过于惨烈：苏宁易购直营店关停702家、家乐福超市关停20家，苏宁红孩子关停41家——自营店面合计关停1047家。

其中，曾被寄予打通苏宁物流最后一公里与线上线下智慧零售厚望的5000多家苏宁小店，因2019年亏损22亿元，自此便被剥离出苏宁易购。但其2020年日子同样充满艰难——从大本营南京，到北京、成都，全国各地苏宁小店大规模闭店。

而早些间张近东曾连续斥巨资收购37家万达百货，并买下家乐福中国80%股权后，随后也跟着王健林玩起足球——不管是苏宁少主张康阳在意大利，几年花费了老爸上百亿投资国际米兰，还是在PPTV上斥资几百亿购买全球各大足球赛事版权，最后，都给当下苏宁紧张的资金链最为沉重的一击。

昨天的因，造成了今天的果。

某种程度上说，当年与国美的线下“搏杀”，拼规模拼速度，用大量开店的方式抢占市场的战略思维，真正造成了今天苏宁的困境——这是一种典型的以战术勤奋掩盖战略懒惰的案例。

对时常出现在足球与商业双料杂志封面的张近东而言，2021年的哨声，是开场、中场、还是终场，他已经没有上演帽子戏法的实力。

3.往事历历在目

“我要做不过你，就送给你。买，你是买不起的！”

这是张近东曾对黄光裕说过的话，彼时，正是苏宁和国美在2008年前争斗最激烈的时刻，彼时，黄光裕曾一度扬言要收购苏宁。而这，不过是两人自1990年以来相互缠斗一个片段。

经过了30多年的博弈，张近东和黄光裕两个年龄相差6岁的男人，在2021年又一次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张近东焦头烂额，黄光裕重出江湖。

往事历历在目。

1987年，黄光裕首先在珠市口挂出了国美电器店的招牌，随后一路攻伐，迅速扩张。三年后，张近东在南京创办苏宁交家电公司，与“八大商场”荡气一战，自此剑指全国。

国美从北向南，苏宁从南向北。两位零售1.0时代的最强者，在命运安排下终于会面，开始毫不留情地争斗。2004年，苏宁电器A股IPO申请通过仅6周，国美电器借壳中国鹏润在港上市。

两人拼底价，争门店，缠斗不休——当时，苏宁和国美互不相让，势力范围犬牙交错，一条大街上经常能看到苏宁和国美门对门，甚至门挨门。

黄光裕率先出击，靠蚕食对手，开始规模化运作——2006年7月24日，国美以52.68亿港元股票加现金的形式，全盘收购永乐。并购以后，国美门店数量、销售收入、盈利能力几乎达到苏宁的两倍，两者的门店数量差距增加到300家，苏宁落入下风。

2007年，张近东大举反攻，打算一举并购大中——经过一番商谈，张近东对大中开出30亿。但签字前黄光裕半道杀出，向大中电器开出高于张近东6.5亿元的价格，完成截胡。

一时间，张近东难掩失意：“我不懂资本运作”。

市场开始进入双寡头的竞争模式，但是，全国各大零售巨头先后被黄光裕收服，彼时国美扩张速度已经远超苏宁。意气风发的黄光裕甚至直接喊话张近东，要收购苏宁。

张近东难掩火气，黄光裕则针锋相对：“企业并购是整个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需品。假如有些企业连这样的一些基本规律都看不清楚，或者说不敢尝试的话，那么它的发展前景肯定就会有缺陷。”

随后，黄光裕对张近东步步紧逼：“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讲，苏宁这个企业股价的估值应该是被高估了，是脱离事实的。”此话一出，苏宁股价立跌5%。张近东愤怒地表示：“是谁在咄咄逼人，这个在业内是有公论的。以光裕和陈总这样的身份和地位，怎么能对媒体说出那样不负责任的话！”

2008年，国美已把除苏宁以外的中国市场其他电器连锁巨头永乐、三联、大中都顺利并购，全年销售额更是突破1200亿元，成为世界500强企业。

同年，黄光裕迎来了人生高光时刻——当年奥运会，黄光裕和自己母亲成为奥运火炬手；10月，黄光裕再次以450亿元身家，第三次登顶胡润中国富豪榜。

在39岁的这年，黄光裕将个人与家族都带到了巅峰。在45岁这年，张近东遭遇到了人生最强大的对手，显得有些束手无策。

但就在奥运会过去3个月、登顶富豪榜40天之后，黄光裕突然被警察抓走。

一切戛然而止。

4.山腰上的人

关于黄光裕及其家人的入狱，或许永远都是一个谜团。

2008年5月1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宣布了判决书认定，黄光裕犯有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罪、单位行贿罪，三罪并罚，入狱14年。其妻子杜鹃也因内幕交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二审中，黄光裕维持原判，杜鹃被改判为缓刑三年，当庭释放。

在另案中，黄光裕的哥哥黄俊钦因内幕交易、偷越边境、单位行贿三项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半，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万元。

至此，黄光裕篇章宣告落幕。而对于国美和苏宁来说，黄光裕的入狱更是一场转折点——

表现上看，后黄光裕时代国美内部权力纷争不断，战略布局滞后，业绩一路下滑，直至今日体量跌落至不足苏宁的两成。苏宁和张近东则迎来了激进狂飙的几年，一举超过国美，成为中国线下零售的新任一哥。

但从深层来看，2008年更是中国零售深层的转折，打败黄光裕和张近东的，也不是他们彼此，而是另外一个赛道的新兴玩家。

在2009年，淘宝第一次发起双十一大促活动，到第三年时，双十一全日销售额突破191亿，同比增幅高达260%，成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购物节日。

在2012年，在资本的助力下刘强东带领京东，率先对苏宁和国美挑起价格战。同年8月，刘强东在微博喊话，京东所有大家电将在未来三年内保持零毛利，保证比国美、苏宁便宜至少10%以上。

淘宝和京东崛起，相随而生的，是苏宁国美的衰落。

在张近东的战略规划里，他曾将苏宁类比成沃尔玛，将实现O2O的共生，做一家百年企业。但行业趋势终究不可逆，传统的渠道始终在节节败退。

当下，苏宁和国美，曾经两位霸主的地位则更加尴尬——如今，苏宁易购的股权结构中，淘宝是苏宁易购第三大股东，而国美，在相继拥抱京东和拼多多后，更多为补充零售短板。

再次回顾苏宁和国美这一场持续的争斗，不禁感慨且唏嘘：十数年前，他们相互掣肘，但同在高位，江湖除了他们，没有谁可以傲视群雄。但现在，他们已经沦为后浪们博弈时手中的旗子。

“年少时他们都曾以为自己是风，后来不曾想自己是草。”

他们都只是山腰上的人。

5.黄光裕还是黄光裕，张近东还是张近东

有一个观点：如果黄光裕和张近东在各自顶峰，购入腾讯和京东的股票，那么两人的身家将翻十倍。

假如真开天眼，中国商业会少很多意思。可是，性格终究决定命运。再度回顾黄光裕和张近东两位中国零售业的枭雄——他们成就自己，也打败了自己。

前者不懂认命，后者不懂进退。

一个出身赤贫的农村孩子，16岁辍学经商，一路摸爬滚打，快速崛起，直登中国民营企业家首富之位，转瞬星落——黄光裕的经历不可谓不传奇。

不过，黄光裕兄弟俩却总是游走在法律边缘，甚至不惜铤而走险、以身试法，以至于两次三番入狱，又不得不令人扼腕叹息。但另一方面，从1985年开始经商以来，黄光裕兄弟二人即便屡次被抓，却不坠其志，依旧活跃在商界之中。这也是中国现代商业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案例。

但是，黄光裕和自己的哥哥始终在想尽一切办法，用最快的速度赚最多钱的欲望，既受家庭影响，更是性格使然。这让他快速登顶，也让他受尽磨难。后来黄光裕为让公司做大，玩转各种灰色甚至黑色的操作，无疑是性格使然，更是咎由自取。

另一方面，黄光裕的性格堪称霸道。在《大危局》一书中，曾提到黄光裕两则小事。他的亲妹夫，曾任国美总经理的张志铭，在黄的办公室里“低眉顺眼像个小媳妇”，而其他员工在谈到他时，更是连大气都不敢出。

另外一则著名的故事则发生在2004年国美全球战略合作高峰会上，当时，黄光裕对供货商凌厉喊话：“我做事的规律就是——你对我信任，我就给你越大的信任；你能给我付出，我就带头扶持你的品牌。你若拿我黄光裕平衡我的对手，我就有办法去平衡你的对手。”

黄光裕早年的高调言行，性格霸道，过于激进，以及对于资本运作热衷过度，以及政商关系的不清不楚，早已为自己2008年的入狱埋下祸根。

但不管是曾经，还是现在，黄光裕似乎从不认命——哪怕在十多年的牢狱之灾后，他依旧想让国美：“十八个月重回顶峰”。

黄光裕时时刻刻，都想急切地证明自己。但是，黄光裕重回江湖，要想枭雄归来的剧本，实在不容易——如今的国美，收入规模不足苏宁的1/5，京东的1/7。而在业务层面，国美零售的高负债率也非常棘手：截至2020年末，国美零售有息借款总额为329.28亿元，同比增长22.63%，同期，国美零售资产负债率高达98.20%，并已连续六年增长。

更重要的是，黄光裕从线下向线上转型的路上，并不比老对手张近东更高明。实际上，张近东已经用了十年去证明：传统零售企业从线下转型线上，再到双线协同发展，似乎是一个伪命题。

在自己老婆杜鹃掌管国美的十多年里，国美也尝试过“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的模式，但结果却是在在“新零售”提出的2016到2020年期间，国美营收从766亿锐减到441亿元，而净利润从3.25亿元变成倒亏近70亿元。

但此时此刻，黄光裕在业务上仍延用这过去一套铺开摊子的打法，外加资本腾挪术开路，黄光裕一如十多年前：

他不懂认命，也不认命。

与之相比，性格更加沉稳、低调的张近东，虽不如黄光裕的强势、果断那般具有话题度，但张近东这一位同样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同样具有常人难以企及的的手段，以及巨大的魄力。

他能在创业初期身家只有10万时对租金7万的店铺孤注一掷，也能在苏宁做经销商时力排众议率先转型，并说出：“谁再反对我就干掉谁！”

但是，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张近东始终慢人一拍——对电商，苏宁易购更像是一个被动妥协的产物，面对新零售，苏宁小店扩张和大手笔收购家乐福等一众线下重资产，更是一种战略的被动跟随。

一如当年黄光裕在不断进攻时，张近东的应对手法往往是见招拆招，以规模化对规模化，以体量对体量，反应迟缓但尚可招架。可到了零售2.0时代，在“互联网+”思维下，苏宁的弱点就几何倍放大。

2009年，苏宁曾力压国美，成为中国最大的家电连锁企业，而张近东以280亿元的个人财富，在胡润百富榜上位列第10，力压88位的马云。彼时，刘强东还未上榜。

张近东那时的假想敌，不是京东阿里，而是外国零售巨头。而面对电商冲击，张近东不仅不看重，甚至有些轻视：“我们不要把它过于夸大，不要用‘先进’等词形容它。线上永远都不可能取代线下的渠道。当人们都习惯了网上购物时，我们也可以在一夜之间转过来。”

可在2010年，淘宝双十一销售超9亿，京东商城筹划上市，张近东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在2011年内部会议上他提出“再造苏宁”，计划到十年后的2020年，成为电商行业第一。

但是，商业的时代是那么残忍：他不会去考虑一家企业在过去三十年做对了多少，但是只要在当下走错了一步，就将受到不可逆转的惩罚。

随后几年中，苏宁被动应对京东的价格战，逐渐掏空了自己——2012年7月，苏宁定向增发47亿，紧接着在8月13日，又发行80亿元公司债。两次共计融资127亿元，相当于苏宁2011年净利润的两倍半。

某种程度上，与淘宝、京东刺刀见红的价格战，也正式拉开了苏宁庞大负债的序幕。

再加上多元化转型的大刀阔斧与屡屡接盘——张近东为抗衡万达的商业地产王国，在近些年向商业地产领域投入巨资。而当王健林开始逐渐剥离实体资产的时候，张近东在2019年通过资本运作，又将37座万达广场收入麾下，一时震惊了整个地产界。

而在体育领域，张近东的步子迈得太大——一方面购买国际米兰的控股权，把少当家张康阳派过去担任董事会，投入巨资扶持国际米兰：据意大利媒体统计，自2016年正式入主国际米兰后，苏宁为其投入了约6.25亿欧元(约合近50亿人民币)；另一方面，2015年苏宁全盘接手江苏足球俱乐部后，仅第1年就投入近6亿的巨额资本，而连续大手笔的投入在2020年达到巅峰，结果是到2021年解散这只球队。

张近东甚至将钱撒到了文化领域——2013年，苏宁云商和弘毅投资联合宣布向PPTV投资4.2亿美元。其中，苏宁投资2.5亿美元，占股44%成为最大股东。但两年之后，PPTV被苏宁收购时两年内亏损超过10个亿。据不完全统计，5年来pp体育仅在海外体育版权的购买上，就花费超过100亿人民币。

曾有观点认为：“中国企业家不转型是等死，转型是慢慢等死。”多元化或许是时代开给中国初代企业家们最大的难题，但张近东交出的答卷却离及格线还有很大的距离。

最重要的是，在黄光裕离开的十多年里，中国网上零售规模已从不到3000亿涨至超过10万亿。但苏宁和张近东，已经被时代远远甩开。在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中：2020年阿里+京东网上零售交易份额超过八成，苏宁仅占5.4%。

这或许是一组“盖棺定论”的数字，十年过去，苏宁线上转型近乎彻底失败。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2009年苏宁市值就已突破千亿，彼时京东的估值不到20亿。但12年过去，当京东市值朝万亿冲击，苏宁的市值已经不足700亿：

张近东不肯进退，也不懂进退。

“能抓住一个时代，就能成为一家全国性企业，能抓住两个时代，就能成为一家与国运捆绑的企业。能抓住三个时代，就能成为一家伟大的企业。”

某种程度上说，黄光裕和张近东，前者抓到了一个，后者则抓到了一个半。但无论是谁，他们终差临门一脚，他们不再是时代的宠儿。

但黄光裕依旧是黄光裕，张近东依旧是张近东——假若真有落幕的一天，这一批代表中国初代企业家的灵魂人物，理应赢得鲜花和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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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国宝：滴滴如何给网约车司机们，系上温情的“安全带”？

宝哥说

中国“零工经济”，还好有滴滴。

一则消息不胫而走。

2021年4月21日，滴滴成立了网约车司机生态发展委员会。其中，网约车平台公司CEO孙枢将担任委员会主任，并直接向滴滴出行董事长、创始人兼CEO程维汇报。平台司机负责人刘西帝任副主任，滴滴安全、规则、产品、供需、区域、沟通、公益等部门负责人担任常设委员。

信息时代，消息灵通——此番公告一经滴滴出行官方微博发布后，吸引了众多网友的留言与关注。

用意何在？网约车司机权益是否能得到保证？

作为如今中国网约车服务的最大平台，滴滴不仅有着海量的乘客群体，更有大批的网约车司机——这一庞大的司机群体，从滴滴诞生之日起，便在平台兼职从而开拓了自己经济的第二曲线。

而随着滴滴平台发展越发成熟，八年过去，这一批网约车司机职业素养也在也同步增强，个人收入逐渐上升。此时，滴滴跑车悄然间已成为可他们第二，甚至第一的经济来源。

从这点上说，网约车司机和外卖小哥、快递员等一道，逐渐掀起了中国互联网“零工经济”的波澜。

1、滴滴的“双向服务”，司机也是重要一环

滴滴的服务理念从没有被框住。

从乘客服务至上，到司机服务并重，如今，滴滴成立网约车生态委员会（下称生态委员会），最直接的“动机”：便是为完善自己“双向服务”，从而做出的一种完整且体面的尝试。

原因何在？

从生态委员会服务的内容上说，滴滴的一系列举措，直指网约车司机的权益痛点。

比如，在司机收入上，委员会将推动建立稳定又灵活的收入模式，确保司机收入可感可知、账单公开透明；在司乘关系上，委员会会围绕司乘纠纷、费用纠纷、虚假投诉等场景进行平台规则的升级，避免司机在接单服务中受到不公平对待。

可以说，从收入透明、权益保护、再到平台规则更加公平合理，生态委员会的服务内容，无疑是想的比较全面了。

此外，从人员参与方式来说，滴滴这一项“自我监督”举措，并非止于表面。实际上，为了确保平台规则的公平与司机权益得到深度保护，“监督”是由内及外，逐渐打开的。

在内部人员监督层面，此次滴滴生态委员会的主任，便是网约车平台公司CEO孙枢——滴滴高层亲身参与，并直接向滴滴出行董事长、创始人兼CEO程维汇报，可以预见，围绕网约车司机的权益保护措施，将得到最快速、有力的执行。

而从外部人员来说，滴滴生态委员会的参与人群面极广——比方说，委员会将邀请法律及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作为顾问，并持续通过线上调研、司机开放日、司机共创会、司机恳谈会等形式，面向司机群体征求意见和建议。更重要的是，滴滴会向政府主管部门和劳动者权益保障部门寻求指导意见，共同推动网约车司机群体的权益保障尽快升级试行。

值得一提的是，滴滴网约车委员会也不流于形式，此次“出击”，落地执行是真正的重点——实际上，委员会现已在线上公开征求意见，并计划今年在线下同步举办1000场司机恳谈会，届时，将持续收集、归纳司机关心的共性问题，并陆续对社会公示进展。

这一切举措，其核心不过六个字：公平、尊严、实在。

那么，网约车司机权益是否能得到保证？要解决这一问题，需先搞清楚：网约车司机想要得到更大权益保障，最大的痛点何在？

实际上，网约车行业近些年持续发展，在提高着乘客出行体验提升的同时，司机群体却面临着收入波动、权益保障不够健全、平台规则不完善等现实，这也是目前网约车行业普遍存在的症结和司机师傅们高度关注的焦点。

此时，滴滴先面向司机群体征求意见和建议，汇集问题，梳理合并，并成立网约车司机生态发展委员会，专事专办，结合具体问题制定出一系列操作性极强的举措，不仅能切实解决司机权益，更将给行业痛点的解决方案，写下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从另外一个维度而言，保障网约车司机更多、更全、更深的权益，不仅是滴滴开启网约车服务下半场闭环的一次收官之战，更是互联网科技向善、以人为本的基本诉求。

从比拼价格，到比拼服务，网约车行业价值驱动的重心，近年来始终在乘客一方。不过，随着互联网经济的逐渐成熟，科技向善，以人为本的观念，正成为互联网巨头们战略调整的重要准则。

对滴滴而言，司机群体既是平台的价值创造者，更是平台服务的重要对象——此时，如何让司机更满意，如何让司机待遇更好，如何让劳动者更有尊严，如何让司机们工作得更加体面，从而在源头上提升效率，这成为滴滴战略倾向的一个风向。

从这点上说，此时滴滴推出网约车生态平台，以“双向”服务完善自己的服务闭环，正是战略挑战的一个重大方向。

更重要的是，如滴滴这样尝试更多方式保障新业态劳动者权益的行动，也是中国“零工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大势所趋。

2、保障“零工经济”劳动者权益大势所趋

社会劳工关系的多元化是经济发展从青涩到成熟，必然且有效的补充。

其中，零工经济，尤其是互联网“零工关系”发展与完善，无疑将带给中青一代劳动者群体，越发温情、体面且完整的权益保障，更是时代大势所趋。

为何这么说？

不妨先看看“零工经济”的定义。美国学者马尔卡希曾在《零工经济：推动社会变革的引擎》中解释道：用时间短、灵活的工作形式，取代传统的朝九晚五工作形式，包括咨询顾问、兼职、临时、自由职业、个体经营、副业，以及通过自由职业平台找到的短工等。

可以说，这是一项集具灵活、多样、效率的工作方式。而这，正是中国经济始终焕发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视线拉长。改革开放初便已诞生，并持续发展至今的“零工经济”，早年间，实际以外企为其“主战场”——在此基础上，外企选用劳动者标准往往采用第三方机构，对劳动者进行选拔与任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劳务派遣也成为外企乃至中国企业常用的雇佣方式。

而在几十年的实践过后，“零工经济”已成为盘活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增加居民就业多元化的一股重要力量。

但是，“零工经济”为经济提供了巨大助力与提供越来越多就业岗位时，于劳动者本身而言，权益并不能得到全面深入的保障——比如，规避社保、公积金、个税等一系列问题的频频爆发，就成为零工经济下劳动者们心头之痛。

换句话说，中国“零工经济”劳动人群虽然增长迅速，贡献巨大，但他们依旧是沉默的大多数。

正因如此，伴随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成熟，“零工经济”要持续进化，最大矛盾便是：利他性的对象，必须从企业转移到劳动者。

可以说，从当下到未来，政府与企业都需要去做出更多的尝试与担当。

而将视野聚焦下来，中国网约车的司机群体，便是在当下中国“零工经济”转型中，最先受惠的那群人。

事实上，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包括网约车司机在内的新业态从业者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关怀。在北京、浙江、广东、重庆等一些城市，地方政府纷纷出台了保障新业态从业者权益的政策。

此前，广东省在4月1日起推出网约车司机可网上办理工伤保险参保，浙江立法规定网约车平台可单独为司机买工伤保险，重庆将网约车司机被列为社会保险补贴对象等消息陆续传出。

可以想见，时代、国家、以及一众企业正在为中国“零工经济”的劳动者们，尤其是网约车司机群体，不竭余力地努力着。

正因如此，滴滴此次推出网约车司机生态委员会，正是一种大趋势下，一家有责任的企业一次锐意温情的尝试。

3、道阻且长，永远在路上

中国的“零工经济”经济依旧在路上。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曾先后在全球6个国家，对8000人调研后，出具过一份调查报告：其中，有高达10%-15%的适龄工作人口通过打零工谋生。

这只是一个缩影。事实上，在美国和欧洲的15个国家，共有1.62亿自由职业者。根据报告预测，到2025年，各种在线人才平台有望贡献约2%的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并创造高达千万的就业岗位。

这是一股不容忽视的世界经济洪流，也是一群能量巨大的劳动群体。由此出发，更可以预见：对于快速增长与不断转型的中国经济来说，“零工经济”势必将在未来爆发出更为强大的力量。

而对于滴滴来说，作为中国互联网对“零工经济”发展提供最多贡献与可能性的舞台之一，这些年这家公司也在用自己的积极行动，为中国“零工经济”不断赋能。

实际上，中国网约车行业，已经不可小觑——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共享经济年度发展报告(2019)》数据显示，2015至2018年，网民对网约车的使用率从26.3%提升至43.2%。由此可见，我国民众对网约车的需求增长迅速，未来也将有更多的劳动者投入到网约车司机职业之中。

其中，滴滴也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实际上，自滴滴上线8年以来，已有累计逾3100万司机和车主在滴滴平台上获得灵活收入，超过21%的司机以此作为家庭唯一收入来源，这一群体中，有237万是女性——他们奔波在路上，只为自己的子女、父母、爱人创造生活。

在滴滴活跃的司机，分布在全国2200多个城市中，为超过5.5亿的乘客服务了上百亿次。不管是急病送医、见义勇为、还是拾金不昧，这一群体不仅守护着乘客的安全，更坚守着自己的正直。

而随着滴滴网约车司机队伍的不断壮大，这一群体更是携手滴滴，共同创造了越来越多，具有社会高尚道德的标杆性事件——比如，在2020年疫情期间，有超过16万滴滴司机志愿加入滴滴医护车队。他们从武汉启程，在全国15个城市为4万名医护人员提供了100多万次免费接送服务。

不过，成立网约车司机生态发展委员会这仅仅是一个开始，道阻且长，需要滴滴们永远在路上，努力去做更多。

袁国宝：182亿天价罚单，中国的“阿里巴巴”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袁国宝

互联网趋势观察家、知名财经作家、新盟创始人、资深媒体人、新媒体营销和品牌传播专家。

收到182亿的巨大“福报”仅两天，阿里系又遭到了迎头重击：

2021年4月12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等金融管理部门再次联合约谈蚂蚁集团，召开记者问答会。被问到“金融管理部门再次约谈蚂蚁集团有什么考虑”时，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答到：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经济工作会议及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明确提出，要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切实防范风险。要从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高度出发，建立健全平台经济治理体系，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切实防范风险。”这是一句极为关键的话。

随后，官方就蚂蚁给出了五个方面整改措施：

一是纠正支付业务不正当竞争行为，在支付方式上给消费者更多选择权，断开支付宝与“花呗”“借呗”等其他金融产品的不当连接，纠正在支付链路中嵌套信贷业务等违规行为。

二是打破信息垄断，严格落实《征信业管理条例》要求，依法持牌经营个人征信业务，遵循“合法、最低、必要”原则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保障个人和国家信息安全。

三是蚂蚁集团整体申设为金融控股公司，所有从事金融活动的机构全部纳入金融控股公司接受监管，健全风险隔离措施，规范关联交易。

四是严格落实审慎监管要求，完善公司治理，认真整改违规信贷、保险、理财等金融活动，控制高杠杆和风险传染。

五是管控重要基金产品流动性风险，主动压降余额宝余额。

联系4月10日，阿里巴巴集团垄断案公布的处理结果——因实施“二选一”垄断行为，阿里被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行政处罚，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其2019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557.12亿元4%的罚款，计182.28亿元。同时，发出《行政指导书》，要求其全面整改并连续三年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提交自查合规报告。

可以说，一张182亿天价的罚单，两项势如千钧的“整改”措施，直指阿里电商与金融的核心业务——“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这一句话，正如一张铺天大网牢牢裹住了阿里。事情总会有一个结果。

但面对这一起2020年至今，中国影响力最大、舆情最汹涌、讨论最激烈的商业动荡，以下几个问题仍值得深思：

一是，一系列的整改措施下，阿里迎来靴子落地，还是真正拐点？

二是，阿里系接连遭遇“重击”，到底做错了什么？

三是，国家如此密集的措施，传递出什么信号？

四是，以“阿里”为代表具有垄断倾向的公司是否为个例，在世界范围内有普遍现象吗？

五是，阿里事件带给中国互联网巨头，乃至整个商业社会什么启示？

1、形势依旧严峻！

先看第一个问题：一系列的整改措施下，阿里靴子落地，还是迎来真正的拐点？笔者认为，靴子还未真正落地，阿里系的形势依旧严峻！

虽然，在被监管再次约谈的4月12日当天，阿里巴巴董事局兼CEO张勇表示，国家开出的182亿“反垄断”罚单不会产生实际负面影响。

并且，在收到182亿罚单后，阿里美股股价大涨逾9%——有观点认为，资本市场对阿里的信心出于两点：一是阿里惩戒措施已经具化，以往风险的不确定性彻底消除；二是阿里182亿罚金虽为迄今为止国内企业因反垄断被罚金额最高一次，但在1—10%处罚比例中阿里的4%仅处中段。

但是，4月12日公布监管约谈的内容后，阿里最为倚重的蚂蚁金服无疑被戴上“金箍咒”——实际上，借呗、花呗等消费信贷正是蚂蚁乃至整个阿里巴巴的现金奶牛。以2020年上半年为例，该项业务收入285.86亿元，占总收入比例39.41%。五条措施，条条直指“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条条如千斤重担压在蚂蚁身上。

比如，整改措施第一条：纠正支付业务不正当竞争行为，在支付方式上给消费者更多选择权，断开支付宝与“花呗”“借呗”等其他金融产品的不当连接，纠正在支付链路中嵌套信贷业务等违规行为。

这是一条卡脖子的“手段”——从淘宝购物到支付宝付费，多年来人们在网购付款时常出现默认开通花呗的情况——这就是支付宝与花呗“不当连接”，而花呗与借呗5亿多用户很大一部分就源于此。正因如此，“不当连接”一经掐断，蚂蚁集团的用户源头将受到极大影响。

更重要的是，整改措施第三条中：蚂蚁金服整体申设为金融控股公司，集团内从事金融活动的机构全部纳入金融控股公司接受监管。 这是一条最为重磅整改的措施，可谓直抵命门。某种程度上说，蚂蚁集团在去年上市前夕将名字改为“蚂蚁科技集团”，这便是打着科技旗号逃避银监会的监管——据相关报道显示，蚂蚁金服曾以30亿本金撬动了3600亿放贷规模，杠杆率足足120倍。

可以说，在没有监管之前，这只“蚂蚁”杠杆就一度突破天际——这在任何国家都极度危险！但这次蚂蚁集团在纳入金融机构监管后，也意味着它躺赚时代彻底结束。

 

举个例子。在没有接受监管前，假若蚂蚁借出10000元，利息可达2000元，但是，与蚂蚁合作的银行要出9800元本金，可蚂蚁只用出200元，2000元的收益两者需对半分——这意味着，蚂蚁200元可赚了1000元，收益率高达500%。但在蚂蚁纳入金融监管后，借出10000元需承担30%本金，假若利息不变，那么收益率就降到了33%。

正因如此，只此一条整改，就将蚂蚁赚钱能力拦腰截断，如此冲击力度，远非182亿罚单能比。 再加上整改措施第四条：“蚂蚁严格落实审慎监管要求，认真整改违规信贷、保险、理财等金融活动，控制高杠杆和风险传染”，与整改措施第五条：“蚂蚁主动压降余额宝余额。”加持下，蚂蚁集团的业务范畴与业务规模，都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更不要说，在阿里集团反垄断事件中，除开182亿罚单之外，阿里集团在未来三年内还需持续整改——换句话说，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里，监管层的视线将一直盯住阿里电商平台，高压将一直持续。

 

而在拼多多、京东等一众电商平台力量逐渐变强变大之时，此消彼长，未来将对阿里电商市占率带来更大的冲击。可以说，在“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与“反垄断”两道巨刃面前，阿里的基本盘受到了前所有为的震荡。

从这一点上说，这可不像是靴子落地，更像是一场拐点。

2、阿里系接连遭遇“重击”，到底做错了什么？

求仁得任，求锤得锤。有观点认为，这一切的导火索，无疑是57岁的Jack马去年10月底在上海外滩发表了那一通惊世骇俗的讲话——在不到四千字的演讲里，马云批评了传统银行的当铺思想，批评了巴塞尔协议是老人俱乐部，批评了政府的监管逻辑。措辞激烈，远超以往。

自此，风暴开始袭来：“蚂蚁金服”变成“蚂蚁今服”，上市被紧急叫停；“天猫”变成“过街老鼠”，国家监管正式入驻阿里总部开始调查“反垄断”，阿里巴巴市值一度蒸发上万亿。以阿里“反垄断”密集爆发事件为例，可见“风暴”激烈程度：

 

2020年12月24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阿里巴巴集团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2020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评阿里巴巴被调查 ；

2020年12月24日，阿里巴巴回应涉嫌垄断被调查 ；

2020年12月27日，调查组进驻阿里巴巴现场调查全部结束；

2021年4月10日，阿里巴巴集团被罚182.28亿元 ；

2021年4月10日阿里巴巴回应被罚：坚决服从；

2021年4月10日《人民日报》评监管部门处罚阿里巴巴； 

2021年4月10日阿里巴巴公开信：处罚是警醒和鞭策。2021年4月12日，阿里巴巴董事局兼CEO张勇表示，这次处罚不会产生实际上的负面影响......

 

在半年不到时间，阿里事件每一次震荡，都点燃着公众的情绪——若翻阅中国企业发展史，有如此巨大影响的事件可谓从未发生。那么，抛开马云的讲话，阿里到底做错了什么？某种程度上说：曾经的言行，正换来了今天的惩罚。

“匹马立高台，单枪挑乌云。”

这是在2019年6月，家电企业格兰仕发布的一则“藏头”声明——自2019年5月格兰仕拜访拼多多后，便遭到天猫限流，淘宝搜索访客数“断崖式”下滑，甚至一度无法搜索到其官方旗舰店，格兰仕损失惨重。罗马并非一日建成，阿里“二选一”的问题也早已存在。

时间往前，2015年京东开始起诉阿里“二选一”，并向其索赔10亿——官司持续了数年，但因为天猫方面主张此案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一度陷入法院管辖权之争。但是，尽管在多家平台以及众多商户的集体抗议与斗争之下，阿里在此期间表现强势，堪称霸道。比如在2019年10月，阿里巴巴集团市场公关委员会王帅甚至如此回应：

“二选一”本是正常市场行为，也是良币驱逐劣币，平台为组织大促活动必须投入大量资源和成本，也就有充分的理由要求商家品牌在货品、价格等方面具有对等力度，这是最朴素的商业规则。

作为一家将“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写进愿景里的行业龙头，阿里“二选一”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讽刺——利用市场优势地位挤压平台商户谋取不正当利益，以及变相打压对手的行为，就这样一直持续着。这已经算是一种“溺爱”。

另一方面，阿里集团的“亲儿子”：蚂蚁金服，在近些年也可谓是在刀尖上舔血。在“消费主义”浪潮洗礼下，消费贷对年轻人的腐蚀作用无需多言。更重要的是，蚂蚁金服的系统性风险若放任自流，势必将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害。在高杠杆的加持下，以及蚂蚁掌握数亿用户的私人数据，占有对私人数据的支配优势后，蚂蚁金服的“嗜血本性”已经抑制不住。

屠龙少年终成恶龙，这是一个教人感慨的故事——而这一切的一切，又回到前文那句话：“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切实防范风险。”

3、国家密集的措施，传递出什么信号？

首先，国家监管的手段是密集而持续的。比如：去年“双十一”前夕，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意见征求稿）》：对二选一、刷单、刷评、大数据杀熟等平台公司的行为做出严格限制——受此影响，去年11月11日当天，阿里巴巴、京东、美团、拼多多四巨头市值共蒸发近万亿元。

到去年12月14日，市场监管总局紧接着对阿里巴巴、阅文集团、丰巢“开刀”——这三起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伴随的是分别被处以5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再到2020年底，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牵头召开了一场规范线上经济秩序行政指导会——会上，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美团、百度、字节跳动、贝壳、快手、滴滴、新浪微博、拼多多、国美等26家巨头被邀喝茶。到今年3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互联网领域十起违法事实经营者集中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十二家企业被分别处以50万元罚款。

最重要的是，十九届五中全会、经济工作会议及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明确要求：要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调子已经定下，暴风雨随即降临。只不过，是阿里率先中招。先前，新财富一篇文章《收割者：腾讯阿里的20万亿生态圈》指出：“通过近年5000亿-6000亿元规模的投资并购，腾讯与阿里巴巴分别构筑了10万亿市值的生态圈，5年间膨胀了10倍。”

这是一组夸张的数字：上海市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总市值为2.8万亿元；深圳300余家上市公司总市值11万亿元；A股总市值10万亿美元。腾讯与阿里的资本能量，甚至已能与一座一线城市比肩。当然，规模不是原罪，但利用规模去垄断，去谋取不正当商业利益和挤压中小企业生存空间，并对平台用户价值压榨，才是互联网巨头们最大的问题——而这，正是国家频繁出手的直接原因。

更重要的是，事情也到了不得不管的地步。事实上，横向扩张的互联网巨头们，正潜藏着巨大的风险——近年来，中国所谓的互联网巨头们在强大资本加持下，肆意横向发展，渗透到人们生活方方面面，一家公司崩溃则势必摧毁掉一群普通人的生活。最直观的例子，无疑是蚂蚁集团花呗、借呗，以及京东白条和各大互联网平台互联网金融，正在肆意摧毁中青一代的意志与人生。

 

此外，互联网巨头们所做所为，正在将风险转嫁给社会——巨头们频繁入侵传统行业时，颠覆性的创新力已经难觅，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凭着补贴与价格战，在打垮了一众中小企业后，不断破坏着行业生态。比方说，共享单车、共享汽车等共享经济，无不留下一地鸡毛。

 

最后，互联网巨头们正在用自己的优势地位谋取垄断利益——在强大的资本助力下，巨头们借助流量、平台、大数据，补贴、优惠、价格战，牢牢控制住了人们的生活，“赢者通吃”的恶性循环压制不住，横加垄断人们衣食住行所有行业，随后再收割利润。美团大数据杀熟是，天猫“二选一”也是。

此时此刻，整个社会，无路可退。

4、这是一场全球的斗争

那么，以“阿里”为代表的具有垄断倾向的公司，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吗？

答案是肯定的。在2019年10月，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就发表了一项针对新技术巨头的调查报告，结论显示：亚马逊、苹果、脸书和谷歌等四家巨头，已从“富有挑战精神的初创企业”变为“我们曾在历史上看到过的如石油大亨和铁路大亨那样的超级垄断者”。

以亚马逊为例。过去二十年，亚马逊收购了至少100家公司——从收购直接竞争对手Zappos、Quidsi，到收购智能家具安防业务的中国初创企业Blink，亚马逊利用大数据储备来确保其垄断地位。更严重的是，亚马逊利用恐吓平台第三方卖家、强制仲裁、增加卖家费用、占用第三方卖家数据和捆绑自家广告的行为，来不断巩固自己的垄断优势。

在互联网巨头的垄断挤压下，美国的各个产业也吞下着前所未有的“恶果”——资料显示，近十年美国针对新企业的早期投资持续下滑，数字市场中的创业率：“初创公司和年轻公司的份额”，更是从1982年的60%跌至2020年的30%以下。

到了2020年10月9日，美国众议院对4家巨头开展了长达16个月的调查，做出了449页的报告——报告显示，技术巨头们在关键业务领域具有强大的“垄断权”，滥用市场主导地位，阻碍了创新，减少了消费者的选择。视野置于欧洲，反垄断的斗争也在一直在持续。

以罚单为例。有人计算过，仅2016年欧盟就对涉嫌垄断的企业开具近了40亿欧元的罚单——有趣的是，2015年美国高通公司因垄断行为被国家发改委处罚60.88亿元，是其2013年在华收入的8%。

相较阿里的4%，国家可谓已高抬贵手。

 

此外，在各类监管措施上，欧盟同样频频出手。比如，早在2018年欧盟就发布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对当时苹果、脸书和谷歌三家公司涉及数据垄断和非法逃税行为重罚。2020年12月15日，欧盟最新公布了两项有关数字服务和数字市场的法律草案，意在实现对对硅谷技术巨头们的监管。全球范围内密集的监管、调查、处罚，正说明一个最直接的道理：当所谓的高科技企业发展到如此规模时，他们已经彻底丧失了自愈与自律的能力。

正如2020年12月，《纽约时报》邀请立法者与科技和政策领域的专家对技术巨头问题开展讨论，得出的结论那样：“（技术企业）自律时代已经结束，需要国家采取行动”。更糟糕的是，受技术的加持下，世界范围的科技巨头们的垄断行为带来了行业生态破坏，更是远超以往——一位谷歌的前雇员在《纽约时报》那场讨论会就说到：100年前反托拉斯，浮出水面的问题看起来像一座冰山，问题都是浮出水面之上的；而数据时代，露出水面的冰山仅仅占了10％，90％隐藏在冰山之下。

可以说，在第四次技术革命下，世界范围内已经掀起了一场的反垄断的战争——而交战双方：互联网技术巨头与各国政府，两者的冲突正在持续升级。从这一点上说，近期国家在“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指导方针下，开具了一系列密集而强力监管措施，不单是就国内“二选一”、或依托算法推荐、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进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一种及时纠正，更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大势所趋。

 

而这，并非是对阿里巴巴的单纯的“教训”。

5、记住课本上的三句话！

回到最后一个问题：阿里事件，将带给中国互联网巨头，乃至中国整个商业社会什么启示？

第一句话，写在政治课本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4月10日，在阿里“反垄断”处理结果公布后，《人民日报》就发文评论：“并不意味着否定平台经济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作用，并不意味着国家支持平台经济发展的态度有所改变，而是要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把握平台经济发展规律，建立健全平台经济治理体系，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对阿里来说，经此一役，可谓警钟长鸣，但未来仍旧可期——只要及时彻底地整改，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放下这些年的傲慢与偏见，阿里依旧有机会去拥抱伟大，去成为一家真正“活102年”的公司。

第二句话，写在党史课本上：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实际上，不少打着创新科技的中国互联网巨头们，近些年多少有些“心术不正”——一方面，他们在终端领域肆意扩张，对零售、医疗、消费金融、网贷、网络支付、出行、住房、媒体、旅游、物流等一切，来钱快、能讲故事、玩得了资本游戏的领域乐此不疲，并以此获得了巨额利润。另一方面，这群巨头们还冠以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概念上市套现，或者借此窥探人们隐私，不断大数据杀熟，挤压平台商户，以垄断地位谋取不正当竞争的利益。

可以说，他们的眼睛始终盯着人们的钱包。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互联网巨们一直缺少内核式创新——在需要时间空间，去真正能带来技术颠覆的创新，他们一直兴趣不大。

 

但时至今日，互联网巨头们横向畸形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据数据显示，2016年之后，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就进入了瓶颈。曾有观点指出，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人口红利，如今红利消失，一切重新开始，在利润下滑后他们则肆无忌惮，屡屡挑战商业和社会的底线。

假若此时此刻，这帮巨头仍不知悔改——阿里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

第三句话，写在历史课本上：商鞅变法，重农抑商。

实际上，而重农抑商经过千年发展，核心在于：保护生产项目，打击不从事生产专门食利的行业。

可以说，在这片古老又新生的大地上，中国的新老一批企业家要想独善其身，一定需引以为戒。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商业的竞争最终目的都在于垄断获取最大收益，这是商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绕不开的困局——而自由经济思潮最大陷阱之一，就在于认为经济能自愈，商业能良性发展，而无需借助外部力量乃至政治力量去主动调控。

但是，在历经多次经济灾难，尤其经历了2020年疫情的洗礼后，人们一定会发现：不靠外在力量干预，商业就能自愈就能良性发展，这无疑是资本家们的一句鬼话。2009年，时年86岁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接受《海峡时报》专访时谈到李嘉诚，就一针见血地指出：

 

“他制造了什么行销世界的产品了吗？没有！他的巨大财富来源于他垄断了房地产和一系列的民生工程，他对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

从这一点上说，在阿里事件临近尾声时，对整个中国影响更为深远的是：起码在今天，靠垄断结盟去谋取巨额的利润，靠挤压人民生存空间谋取畸形发展的商业模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是行不通的。

而对于马云老师来说，半年内经历舆论的刀山火海，人生感触或将更深一些。海明威曾说：“我用几年时间学会说话，但却用一辈子时间学会闭嘴。”

这一次，他终于学会了沉默。

袁国宝：落魄者王石和他的影子郁亮

2021年3月31日，万科公布2020年报《致股东》一节中，有这样一段话：彼得德鲁克在《动荡时代的管理》一书中写道：“动荡时代最大的危险不是动荡本身，而是延续过去的逻辑”。对企业来说，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行业有没有机会，而是 “我们能否抓住机会？”

行业有没有机会万科说了不算。但万科有没有机会，这是税前年薪破1200w的万科董事会郁亮近几年一直苦苦思索的问题——这位北京大学政治经济学出身，中国最早一批职业地产经理人，自1998年开始辅佐王石近二十年，从协理财务到统领全局，从个性特征到职业经历，被誉为王石最大门徒的他是完美“二把手”的代表。

万科有没有抓住机会？

这个问题难以回答。时代推着完美“二把手”郁亮和房地产“一哥”万科大步向前，而一度冲在浪潮最前沿的隔壁老王，算下来，已经陪着朴小姐做了很多年的红烧肉——可就是在这些年里，万科被碧桂园和恒大相继甩在了身后。

 1多元化之困

万科想要抓住机会，世人都看在眼里，也全写在了年复一年的财报里。

万科2020年报公布一周以来，赞扬与利好消息纷至沓来，表面上看，万科似乎抓到了机会——2020年万科实现营业收入 4,191.1 亿元，同比增长 13.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5.2亿元，同比增长 6.8%；每股基本盈利 3.62元，同比增长 4.5%。对体量如此巨大的万科来说，虽不再是房企“一哥”，但营收与净利润仍能双双增长，实属难能可贵。

可是，万科真抓住机会了吗？

郁亮掌舵后，这位常被描述为低调、内敛、精明的职业经理人，生产口号和调整战略的能力直线上升——在郁亮喊出“房地产行业已经度过了最黄金的岁月，进入了白银时代。”著名论调的2014 ，同年，万科第四个十年发展规划中就将“三好住宅供应商”战略定位变为了“城市配套服务商”。

到了2018 年，郁亮在秋季例会中高喊“活下去！”，同年，万科战略升级为“城乡建设与生活服务商”。而在2020年半年股东会上，郁亮更是首提“三个时代”——即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为土地红利时代、第二个十年为金融红利时代、再到如今第三个十年的管理红利时代。

至此，人们可以清晰的看出，无论是什么商还是什么时代，郁亮战略定位始终离不开三个字：多元化。而郁亮调整战略的核心逻辑，则是四个字：去地产化。

可多年过去，郁亮调整万科战略的抓手，似乎更趋近于互联网人惯用捏造概念的打法。

比如，作为“城乡建设与生活服务商”，物业服务无疑是郁亮“管理红利”战略落地最重要一环，可其实际表现却远撑不起应有的战略地位——报告期内，万科物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万物云空间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实现对万科集团内和对外营业收入 182.04 亿元，同比增长 27.36%。

其中，住宅物业服务收入100.52亿元，商业物业及设施服务53.14亿元，智慧城市服务9.91亿元，社区生活服务收入 9.85 亿元，万物成长收入 8.62 亿元。而从总体来看，来自物业服务的营业收入为 154.3 亿元，仅占总营收 3.7%。

这不禁令人好奇：靠占比不到4%的物业，万科的“管理红利时代”从何而来？按照郁亮战略定位逻辑，管理红利的核心应该是人才红利。

可有意思的是，相较于房地产开发系统员工本科及以上学历占 76.74%，万科物业服务系统员工本科及以上学历占仅占13.87%，本科以下学历占比高达 86.13%——下一个十年，万科人才储备如此不足，如何才能撑起多元化的野心？

相形之下，除开物业不能独当一面，万科其他业务表现也不尽人意——报告期内，万科其他业务成本激增203%，利润率降低19个点。

这很难不让人怀疑郁亮的战略定位言过其实。

最关键的是，无论如何鼓吹多元化，万科依旧是一家地产企业——2020年年报显示，万科来自房地产开发及相关资产经营业务的营业收入为 4,004.5 亿元，占比高达95.5%，甚至比2019年还高出一个点。

早两年，郁亮坦言在2025之前，多元业务将成为万科营收的大头——但时间过半，万科的营收大头还在令郁亮头大。

更不要说，2020年，万科的房地产业务增长了11.6%，但毛利率下降4.6%到22.6%，净资产收益率也在下降2.2%为18.5%——对于原因，万科总裁祝九胜解释为行业原因，间接回避了问题。原地打转的万科，是否抓住了机会？

2摇摆的郁亮，给万科开出什么答案

欲戴皇冠，必承其重。

万科还是一面旗帜，始终插在中国房地产业的最前方。而郁亮领导下的万科，也一直试图摆脱房地产标签。

最大的行业，最大的企业，最大的转型。

冲突和戏剧的因素都已具备——“就算我死了，你们搞多元化，我还是会从骨灰盒里伸出手来干扰你。”更不要说，早几年王石还在隔空向万科高管团队喊话，对多元化的抵制坚决如斯。

众望之下，郁亮没有输的余地。但回顾近些年的万科，总感觉哪里不对。有观点认为，比起问：万科还有没有机会，不如换个更直接的问题：万科为何变得平庸？

从“十年后万科不该是地产公司”，到“收敛聚焦活下去”，到“找不到和房地产赚钱前景相当的行业”，再到“房地产向制造业学习”赚慢钱，在众多媒体描述里低调有边界感的郁亮，正在一步一步乱了方寸——作为一家体量近万亿的企业，万科的战略决策在短时间内频繁改变，这不是失误，而是一场灾难。

实际上，除了被寄予厚望的物业，早两年万科多元化的先锋实验品——冰雪事业，就几近失败。2012年万科成立冰雪事业部，立志将其打造为中国冰雪行业第一——但到了去年2月25日，有消息称万科撤销冰雪事业部，新设酒店及度假事业部，新老业务直接整合。

而在万科2020年报中：“酒店与度假业务 2020 年本集团在原冰雪与度假事业部的基础上，成立酒店与度假事业部，以更好地管理集团现有酒店与度假物业资产。”直接表明，曾被寄予厚望的冰雪事业部正式合并，很难再翻起波浪。

有意思的是，作为原冰雪事业部的首席合伙人以及酒店及度假事业部的掌舵人：丁长峰，身为万科元老入职将近30年，此前一度被王石钦点为“太子”——但如今，郁亮上位之后重塑了旧有权力格局，这位昔日的“太子”离万科中心地带也逐渐远去。

战略摇摆与多元化先期项目试点的失败，仅仅是万科趋近平庸的一面。另一面是，郁亮在多元化上可打的牌，已然不多——实际上，自2018年万科公司业务更加多元化，除开物业之外，还有商业地产、长租公寓，还包括物流仓储等其他业务。

细化来看，万科的公寓品牌“泊寓”，表现似乎不错——报告期内，万科长租公寓营业收入 25.40 亿元，同比增长 72.33%。

但从业务内核来说，长租公寓并没有跳出房地产行业旧有藩篱，而在体量上，也很难撑起万科万亿转型。甚至，这一项业务的可持续性也值得怀疑。

前车之鉴即为接连暴雷的蛋壳公寓。

不得不说，多元化转型不力，是郁亮从“二把手”变成“大当家”后，最大的心结。

在2019年9月23日，郁亮曾表示苦恼于地产的转型问题：为什么新业务的价值没有从报表中体现出来？

随即，他将多元化业务比喻成父母养育的孩子，孩子们中有经商的、做科学家的、做教育家的：“经商的孩子给父母的钱最多，可以认为他最有出息吗？衡量孩子是不是有出息，只能看他给多少钱吗？”

这是一个巧妙的比喻——在郁亮口中，万科每一项多元业务都是具有潜力的“孩子”，不仅需要时间才能成长，更不能以创造利益高低判定本身的价值。

但郁亮起码忽略两个问题。一是对于上市公司而言，盈利能力是衡量一个业务商业价值的首要指标，资本从没过多耐心。更不要说，万科所谓的多元化业务，既没有颠覆性商业模式的改变，又无质变性的技术创新，谈何成长？

二是自多年前王石出让股权那一刻起，就决定了万科不是个人意志的产物——交不出成绩单，是要卷铺盖滚蛋的。

王石是，郁亮也是。

3聚焦主业万科做错了什么？

多元化转型不力，只是郁亮战略抉择失误的表层。其核心问题仍在于：在郁亮“二把手”惯有的思维上，摇摆和保守的心态并存，这直接导致万科的主业房地产在近些年失去了往日的光芒。

从规模上说——从2018年末开始，万科共布局67个城市，相较同为龙头房企的碧桂园269个城市、恒大228个城市相比，规模存在着量级差距。

控制规模直接好处在于降低风险，但万科却没有很好规避——自2020年下半年“三道红线”出台后，截至2020年底，万科净负债率为18.1%，现金短债比为2.35，剔除预收款项后的资产负债率上升至81.3%，仅前两项指标达标，但是资产负债率仍在红线之上。

但无论如何，在房地产主业上收紧，这或许是郁亮稳妥的战略——“企业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通过囤积原材料赚土地升值的钱，房地产行业回归实业属性也意味着不能再依靠加杠杆赚金融杠杆的钱，未来竞争会更加全面和激烈。”

正如近期郁亮谈到，应该脚踏实地向制造业学习，不再能赚大钱、快钱，但可以赚慢钱、长钱和老实钱。不过，所谓的慢钱和长钱核心，需立足于品质。

但是回望过去两三年，不管涉及到房屋品质、工程安全，还是在物业服务、虚假宣传等方面，万科的表现却堪称灾难。

去年315报道“万科水帘洞”的风波历历在目——据央视报道，在2018年11月广州万科尚城业主验房时，发现新房在楼上做蓄水试验时，楼下卫生间开始漏水。而在先收房的201户业主中，竟有146户出现漏水情况。能”水“出80%的概率，万科这份数据非常尴尬。

不主动，不承认，不负责——事情爆发之后，万科则频频甩锅，将一众业主晾了两年，直到315来临。

此外，在2019年6月前后，重庆的万科金域华庭、万科御澜道等数个项目，就因装修质量、虚假宣传等问题被投诉——在金域华庭首期3号楼交房时，被超过90%业主拒绝接收，原因为内墙采用新型材料“轻钢龙骨隔墙”，造成墙体空心，且墙面渗水至发霉，存在多处装修瑕疵。

比如，2020年5月的广州，受暴雨影响，黄埔区的万科金色梦想小区负二层地下车库被淹，业主们停放在地下车库的近400台车无一幸免，直接损失数千万元。

比如，2020年7月14日，四川南充万科金润华府三期有多位业主爆料，由于大雨频发，购置的还未接房使用的商墅房漏水严重，在多次向开发商和物业反映后，都没能解决。

从这一点上说，任何一个行业在产品方面的进步，都有赖于头部企业的带动，它们理应应该扮演示范和引领的角色。这叫行业责任。

可万科作为房企的标杆，品质本不该被摆出台面讨论——而现在看来，这个最基础的要求，已经变成奢望：这算什么榜样？

“如果万科一意以利润为导向，那么后千亿时代可能面临覆灭式的危机，最终被消费者所抛弃。”这是王石多年前的一个著名论调，如今读来更令人深思。

“让建筑赞美生命”是万科成名的品牌宣言，可在郁亮战略摇摆之下，万科的身前，多了几位曾经的后辈不说，更让人感叹：是不是房企同人一般，到了中年也会暮气沉沉，甘于平庸？

4造钟者王石，报时者郁亮

“今天，我把接力棒交给郁亮带领下的团队，我相信这是最好的时候。”三年前，当那场前所未有的股权纷争落幕后，王石在朋友圈动情写道。

三年后，郁亮说：“三年前我从王石手上接过这份重担时，曾说过感恩和感谢、责任和压力、信心和勇气。三年过去了，这6个词依然能概括我当下的心情。”从地产发家，又寻求多元转型，最后重新聚焦地产，三年又三年，华润退出，深铁入局，是王石“退休”，也是郁亮升起。

万科的变化，世人都看在眼中——万科到底有没有抓住机会？

到了2021年，或许不用再回答这个问题。后知后觉的感触，也不止这一个。比如：

是离开万科王石遗憾，还是没有王石万科遗憾？

早些年，王石曾在湖畔大学的演讲中提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词，“被动认可”：“我曾经说过，说万科只做住宅。但你会发现现在万科已经不是一个纯做住宅的公司了，现在定位非常清楚，叫城乡配套供应商。这是郁亮带领的团队探索的路线，而我是被动认可的。”

可“被动”认可的王石，在其当家期间，一直在主动作为——尽管，多年来王石身上有着众多被人诟病的点，但仅作为一个企业掌舵人来说，他的坚定决绝，远见卓识，过于超前，甚至显得与世界格格不入。

时间回到1994年。

从部队复员的下海创业的王石，靠着经营办公设备起家，到1991年业务已经涵盖进出口、零售、房地产、投资、饮料、影视、广告、印刷、电气工程等——“除了黄赌毒、军火不做以外，基本万科都涉及到了。”

但是，没有市场占有率、行业规模、品牌知名度，王石面对困境的抉择，是做减法，聚焦主业聚焦专业化——从1994年开始，王石把18个行业，减至1个，走上了专业化发展房地产的道路。

此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万科乘风破浪的时候，天马行空的王石身边的郁亮，则是一个坚定的战略落地者，一个最为优秀的职业经理人。

从2001年郁亮出任第三任、第二代万科集团总经理开始，各种拿地的具体研究与决策，都是郁亮在负责。两人互为表里，行动默契。到了2004年王石主动将郁亮往外推，各种相关的论坛活动以及企业专访，他都建议来者：“去找郁亮”。

也是在那段时间，郁亮对外风格一直不温不火，与王石的激情四射形成鲜明对比。接受记者采访，郁亮都是事先拿到采访提纲，一本正经的回答。

“王石像伯乐一样发现了我、像导师一样培养了我、像英雄一样激励着我。”这是郁亮对王石真挚的感激。

可以说，郁亮在万科的20多年，由总经理办公室职员到财务顾问公司主管，再到公司董事会秘书、常务副总经理和总经理，王石正是郁亮的伯乐。郁亮巨大的成长与万科业绩猛增是同步的。

某次，王石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郁亮帮助自己做了很多大事——比如发行B股、君万之争、申万事件以及长达八年的“做减法”等万科历史上的重要事件背后，都有郁亮的得力协助。或许，郁亮展现出了非凡的管理能力，这是王石愿意交班给他的前提。

但某种程度上说，人的性格在短短几年内形成，但却需要用一辈子时间去改变——财务出身的郁亮，现实、具体、精确、关注短期是其抹不掉的特质，这与王石的个人英雄主义大相径庭。

比如，郁亮执政之后，就剔除了王石时期较为务虚的业绩考核指标，如区域建设等，只看财务报表前三页：资本回报率、利润率、存货周转率等。而在管理万科上，郁亮更是亲力亲为，管得很细——就连员工的健康文化，郁亮都会分解成各种指标，进行定向、定量、定验的考核。

从这一点上说，郁亮置于每一个企业都能取得成功，但唯独不该是一名总舵手。

5万科下一个春暖花开的广阔绿洲

2007年12月，有记者问王石：“进入10月以来，珠三角住房交易量出现不同程度缩水……楼市拐点是否出现了？”

王石回答：我认可你关于“拐点论”的说法。

一时间，王石的言论造成了社会舆论与楼市的剧烈震荡，自己也成为了同行眼中钉。如今十四年过去，没有人再去怀疑“拐点”已至。

当恒大开始新能源造车，近期声称要再造一个“新恒大”，可最近半年却在宝能风波与债务违约的泥沼中不可自拔；当碧桂园开始做智能机器人，但博智林总裁在一年内却多次易主；当郁亮带领万科朝着多元化奋力一搏，在管理红利的时代开始做物业与物流，甚至开始入驻现金漏斗泰禾：

房地产的一众大佬从没有如此的焦虑，这个行业也未如现在这样更像一出闹剧。回到原点，人们不禁再度询问：究竟谁对谁错，谁又将拥有光明的未来？

可套用一个俗套的说法：房地产已经达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万科和郁亮，只是时代在轰轰烈烈的“去地产化”浪潮中，众多《人间喜剧》里的一出挣扎与抗争的故事。

2021年3月31日，万科公布2020年报《致股东》一节中，还有一段充满诗意与理想的话：“我们相信，每一堵难以逾越的高墙，跨过去就是我们与对手拉开差距的屏障；每一片风云莫测的海域，渡过去就是希望无限的新大陆；每一道崎岖坎坷的山峦，翻过去必将迎来春暖花开的广阔绿洲。”

只是不知道，彼时绿洲，郁亮是否还在。

袁国宝：H&M风波之后，民族品牌能否担起大旗？

提要：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这是一条时至今日，仍令人感到愤怒的新闻。

2021年3月24日，国外服装企业H&M集团发布一则声明，提到：

“鉴于民间社会组织关于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强迫劳动和宗教歧视的指控，BCI决定暂停授权使用产自该地区的棉花。因此，H&M集团终止采购新疆棉花，并停止与新疆的服饰制造工厂进行合作。”

牵扯“”问题，断绝商业往来——这一套极为荒谬的说辞，当日，引得共青团微博率先批驳：“一边造谣抵制新疆棉花，一边又想在中国赚钱？痴心妄想！”

随后，多家官媒相继开炮。比如，央视新闻称：“在中国赚个盆满钵溢，却中伤中国、肆意栽赃，这种企业毫无基本商业伦理，逾越底线。”

一时间，民意汹涌，舆论沸腾，大众情绪被推到顶点。

全网几十亿曝光量下，众多艺人与H&M终止合作。而BCI成员诸如耐克、阿迪达斯、匡威、Zara等众多跨国服饰企业，也被“揪”出曾发布抵制新疆棉花的公告，受到大规模声讨。

然而，面对群体愤怒，H&M中国的回应则避重就轻，拒不认错。

旋即，全网掀起了对以H&M为首的BCI成员抵制浪潮：多个电商平台下架H&M以及其他品牌产品，中国区线下门店门可罗雀，人群在各大社交平台掀起热浪。
但是一周过去，大众情绪却开始变得不可控制。

诸如，有相当一部分网民开始对BCI成员的中国从业者，进行着没有下限的人身攻击——一批售卖耐克、阿迪达斯等品牌的网络直播间，迎来了网民的“恶毒”问候，重压之下，营业员甚至一度落泪。

这绝非一个好苗头。

如今，再次回到事情本身，几个问题仍然关键：

一是，H&M事件是为突发事件，还是蓄意为之？

二是，如果没有“H&M”们，什么民族品牌才能扛起大旗？

三是，除了愤怒，国人更应关注什么？

第一段    一场蓄谋已久的“巧合”


这绝不是一起单纯的商业冲突。

H&M事件爆发后一天，拜登在上任后的首场记者会，就表示：“美国必然会与中国发生激烈的竞争，在他的任期内，将不允许中国超过美国。” 

这是一个再明确不过的信号。

此消彼长，冲突难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经济增长最大引擎，中国多年来快速增长正在缩短着中美差距，尤其在2020年世界经济增长陷入停滞阶段，逆全球化逐渐抬头之时，存量竞争让太平洋对面的所谓“世界领袖”，逐渐面目狰狞。

连接落败的川普与新晋大统领的政治纽带，即是“强硬的对华政策”——H&M事件只是一个切口。

时间往前，《纽约时报》在去年9月7日曾报道，彼时，特朗普政府已考虑禁止进口中国新疆地区的棉花制品。同年9月，H&M就宣布中断与新疆华孚（A股上市公司，以纱线制造和销售为主）合作，理由是其“强迫劳动”。

一切都不是巧合。

实际上，夹裹问题进而对某个行业集体抵制，实为封杀中国产业链：这是西方世界常用的招数。操纵国际组织，以问题为借口从而干扰中国内政，也并无新鲜。

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CI），正是这样一枚棋子。
在这一个由采购商（H&M，Nike、Gap、Zara、UNIQLO等）、供应商、制造商、种植者组织、社会团体等组成的供应链联盟里，他们借由成员力量形成行业垄断，掌握定价权，从而去左右区域产业：比如，2019年BCI零售品牌会员的棉花用量超过300万吨，占全球用量的10%，BCI的供应量则占全球的30%。

但这个所谓的“非盈利组织”，却动用自身巨大的能量，做着带有极强政治倾向的事。

禁用新疆棉花是一个缩影——实际上，中国产棉占全球约22%，新疆棉花产量占中国80%，是世界最大棉花消费国、第二大棉花生产国，2020/2021年度棉花产量约595万吨，总需求量约780万吨。有趣的是，美国则为世界上最大的棉花出口国。

“端起碗吃饭，放下碗砸锅。”不是空穴来风。

从总产量和总消费量看，一方面中国拥有大量的纺织企业，其中相当一部分企业为BCI成员的供应商，每年需消耗大量棉花，生产的商品最后转销国内，BIC成员可获得大量利润——这是端起碗吃饭。

另一方面，正由于中国纺织企业众多，中国自产棉花现已无法供应中国棉花消费，需要从国外尤其是美国大量进口棉花。此时，BIC成员在吃下中国市场大量市场利润后，还要抵制新疆棉，借此扩大国外棉花对中国出口量——这不单是放下碗砸锅，更是想砸完锅打人。

这正意味着：抵制新疆棉，意在抵制中国棉出口，更在攻击中国纺织供应链，两者实质，只为打破中美贸易顺差。

这绝不是一种单纯的去全球化浪潮，也不是一种放得上台面的商业竞争，而是一种赤裸裸强盗逻辑。

把时间纵向拉长。过去3年内，从华为到中芯国际，再到今天H&M，可以说，这种强盗逻辑一直在挑战中国的底线。正如任正非所言：“华为在美国的一波又一波严厉的制裁下，使我们终于明白，美国某些政客不是为了纠正我们，而是要打死我们。”

此时，人们更应该确定两件事：

一是，放弃幻想，所谓的“商业冲突”从没有巧合。

二是，准备斗争，H&M事件不会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第二段  H&M之后，民族品牌能否担起大旗？

斗争也要有正确的方法。

当下，最直接的问题是：如果没有“H&M”们，什么民族品牌才能扛起大旗？

为何要提出这个问题?

一方面，以H&M为首的BIC成员在中国占有巨大的市场份额——欧睿咨询数据显示，此次涉事的耐克、阿迪达斯、迅销、 绫致、INDITEX再 2020年中国鞋服零售市占率分别为1、2、4、7、10，占据半壁江山。

另一方面，中国已成为国际服装品牌的重要市场——比如，耐克在2020年中华区收入66.79亿美元，占全球收入19%，中国地区的份额逐年攀升，且同比增加51%。

可以说，中国市场作为“兵家必争”之地，以辩证思维看待以上两则重要的信息，起码有两点结论：

一是，在民众群体厌恶情绪高涨的前提下，毋庸置疑，中国鞋服企业将迎来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
二是，外国品牌市占率巨大，品牌粘度依旧存在，背后利益错综复杂，中国企业要想彻底取代，难度很大。

事实上，尽管舆论一向倾倒，可“逆流而动”的国人不在少数——在HM风波爆发之际，NIKE多款球鞋预售遭到“抢爆”，上百万人提前预付。

可无论如何，经此一役，作为BIC成员的外国企业在大中华区的市场好感度，已经在下降——3月26日耐克股价大跌3.39%，阿迪达斯股价跌超6.4%，耐克合作经销商滔博暴跌超12%。

这对中国本土鞋服品牌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国内上市服饰股价大涨——据事件发生的近两个交易日，美邦、搜于特连续两个涨停板，浪莎股份涨幅超18%，港股李宁、安踏体育大涨近15%。

当然，打铁还需自身硬。从整体来看，中国本土鞋服品牌，品牌力已经在近几年得到了显著加强，企业实力已在近几年取得了长足发展。

作为运动鞋国产“一哥”，安踏2019年的市占率已经高达16.4%，仅次于Nike（22.9%）、Adidas（20.4%）。到了2020年，更以355亿元的营收，52亿元的净利润，实现了连续5年业绩增长，进一步缩短了与Adidas的差距。

此外，李宁也不逞多让——2020年财报显示，李宁营收达144.57亿元人民币，较2019年同期上升4.2%。毛利较2019年的68.05亿元人民币上升4.2%至70.94亿元人民币，集团整体毛利率为49.1%。最近几年，李宁更是主打的「中国风」的影响力，正赢得市场与口碑的双重肯定。2018年，李宁的服装还登上了巴黎时装周。


安踏体育、李宁的成长也受到二级市场的青睐与肯定——截止2021 年 3 月 19 日，在过去一年中两者股价涨幅分别达到132.7%和 171.2%，远超同期沪深300指数 37.1%的涨幅。

更重要的是，在经历了外部环境变化和自身深度变革后，近年来，除开安踏与李宁，诸如波司登、南极人、太平鸟、回力等本土品牌，也逐渐受到市场的追捧，呈现出百花齐放之态。

从这一点上说，H&M事件更多的是，是对外企们的一个警示——2020年疫情袭来之际，涉事多家外企唯有大中华区销量逆势增长，从而挽救了自己。

这一次，也远非道歉的问题——即便，在2021年3月31日H&M再次发表申明称：H&M 对中国市场的长期承诺依然坚定，并希望做“负责任的采购者，不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地方”。

“通篇都是在放连环屁！”H&M模棱两可的说辞，拒不认错的态度，让评论区的网友如是说到。

外边的月亮不一定比自家的圆——如今，这早已不是一句自欺欺人的话。尤其民族品牌具备如此实力时刻，压力，显然不在我们这边。

第三段   比起胜利和胜利，我们更该关注什么？

鲁迅曾说：辱骂与恐吓绝不是战斗。

百年之后，这仍是一针见血评论——自H&M风波爆发一周以来，舆情在持续发酵：

从群体愤怒到激烈谩骂，盲目爱国继而丧失理智，导致攻击面从HM扩散到众多品牌，再从品牌到下落到从业的国人，大众情绪的不可收场，离闹剧仅有一步之遥。

此时此刻，比起中国品牌是否能独当一面，更大的思考应该是，为什么国人总喜欢“窝里横”？

在这一周里，我们看到：成堆的阿迪、匡威、耐克鞋，在镜头下被“扔掉”，被“焚烧”。

在这一周里，我们看到：“穿耐克、HM是吧？别想进我的门。”如此激烈的标语，炒作似地横在一些店面门前。

在这一周里，我们看到：总有一群人站在道德制高点，对相关品牌从业的国人，进行不堪入目的人身攻击。

比如，有人私信HM客服人员：“是中国人吗？”

比如，几十万网民涌进涉事品牌直播间，大骂带货主播：“卖国贼”、“汉奸”、“走狗”，甚至，骂女主播避孕药吃多了。

比如，在很多平时观看量较低的淘宝直播间，几天来人数暴增——网友闻讯而来，义愤填膺地围观叫骂。镜头前女主播被骂滚蛋，被逼着脱掉身上品牌衣服。最后，几个姑娘当场哭泣。

比如，在某耐克分店主播女孩，抽泣着请求：“别骂我好吗，我一件都不卖了，但我每天必须要上班。”

H&M事件总归有解决的一天。可在此之前，人们最该反思的是：这一群在网民口中“无恶不作”的“卖国贼”，只不过，是和你我一样的打工人。

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国人的“枪口”，最后对准的，还是国人。

4年前，因韩国部署萨德事件，抵制韩货的风潮涌现——乐天超市上班的中国员工，被骂“走狗”。甚至新闻曝出，在韩资企业上班的中国员工因购买了韩国车，被敲碎车窗、戳破轮胎。

9年前，钓鱼岛事件全民抵制日货——人群涌上街头，破坏的却是同胞的财产。一家已经关门的4S店被强行撬开，店主一边磕头求饶，一边看着暴徒们将他的店砸得干干净净。而一位名叫李建利的西安市民，在开丰田卡罗拉载着妻子回家时，遭到手足同胞同胞围殴，最后右肢体完全瘫痪......

往事不堪回首。

曾有一位思想家这样说到：“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有三个方面的改变：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和经济的改变。”

如今看来，任重道远。

袁国宝：中国华为 向死而生

这是一架伤痕累累的烂飞机。

这是一架在二战中被打得成筛子、浑身弹孔，坚持飞行，终于安全落地的伊尔2飞机。这也是一架谈到华为时，绕不开的一张飞机——“没有伤痕累累，哪来皮糙肉厚，英雄自古多磨难！”。

近几年，在华为屡遭非市场因素重挫，任正非不止一次将亲手选择的这一张图片，配上以上文字，公之于众。

从2012年直到现在，美国众议院对举全国之力，施压、联合盟友，向华为和中兴通讯为首的中国企业，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为由，步步紧逼，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打压、封杀手段，世所罕见。

华为度过了艰难的8年，2021将会是更艰难的一年。

被美国禁令制裁后，华为手机业务首当其冲，销量遭遇暴跌：今年2月19日有消息称，华为供应商已接到通知减产，预计今年手机出货量将下降逾60%至7000万台左右。

回顾2020年，这一组数据则更加惨烈。IDC发布的数据报告显示，2020年全年华为手机的出货量为1.89亿部，同比下降了21.5%。

根据华为2020年半年报披露，上半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4540亿元人民币，其中消费者业务收入为2558亿元人民币——这意味着，占据华为营收半壁江山的手机业务遭到重挫。

此外，芯片供应被美国“卡脖子”，自研麒麟芯片在去年9月停产终成“绝响”，随即导致2020年11月整体出售荣耀手机业务，加之运营商业务海外发展屡次遇阻，华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你们要走了，没有什么送你们的，除了秋风送寒吹落的一地黄叶。”被迫剥离荣耀业务时任正非的一席话，如今读来，仍感心痛。

但是，战斗才刚刚开始。

面对层层重压，华为没有停止“战斗”。

“我们太忙了，发展太快了，没时间收取专利费，当我们不忙的时候，闲下来的时候，即使要专利费，也不会像高通一样要那么多。”不常露面的任正非在谈及近期华为开始征收5G专利费时，言语中透露的，是轻松。

轻松之下，则是华为一个“大动作”：

近期，华为发布《创新和知识产权白皮书2020》明确表示，将在2021年按照一定标准，对5G多模手机收取专利费：对遵循5G标准的单台手机专利许可费上限为2.5美元，并提供适用于手机售价的合理百分比费率，将从2021年开始收取。

换句话说，华为将在全球对满足条件的手机征收5G专利费——不少人解读这是华为的“反制”手段，是对以往不公正待遇一次重要反击：比如，预计2019年至2021年期间，华为将从专利授权中获得约12亿美元-13亿美元的收入。

但是，这并非华为的“斗争”手段。

实际上，包括华为在内多家产商，多采用专利交互手段：比如，在过去20年里，华为与ICT行业的主要专利持有企业进行了广泛的交叉许可谈判，签署了大量的专利许可和交叉许可协议。

但是，如今在美国的限制之下，荣耀被迫脱离，使用国外专利的场景变少：走原有的交叉授权的模式就不再值当。

正如任正非表示：华为的知识产权不会武器化，但是相互之间的交互许可是必要的——这是一种战略考量，更是一种胸襟，而非“打击报复”。而华为真正的“反制”，真正的底气，则在于自身5G领域巨大的专利优势。

以下数据，可供参考——截至2020年，华为拥有超过10万件专利，其中5G相关专利占比超6%。此外，截至2020年10月，华为的5G专利申请量，以6372件排名世界第一，远高于高通、三星4590件和4052件。

可以说，作为全球最大的5G专利拥有者，科技战场上，华为早已一骑绝尘！这也是多年，任凭美国一味打压，华为反而能屡次于绝境中，重获新生的真正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3月23日，《2021数云·胡润中国大消费民企百强榜》榜单显示，华为再一次1.1万亿价值成为中国大消费领域价值最高民营企业。

2021年，初春已至。

华为凭什么行？

数据显示，2020年华为从事研究与开发的人员有10万人，占公司总人数的50％左右。2019年，研发费用支出为人民币1317亿元人民币，约占全年收入的15.3％。而近10年来研发投入近千亿美元。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不如举一个形象的例子。2019年，A股研发费排名前10名的企业分别为：中国建筑、中国铁建、中国中铁、中国石油、上汽集团、中国交建、中兴通讯、中国中车、中国电建、中国中冶。其中，中国建筑投入达173亿元。

华为2019年的研发费用，就为以上所有企业的总和。更夸张的是，10年来华为在研发上已经累计投入6000亿元——这相当于中国中等发展水平省份全年的GDP总量。

可以说，前所未有的资金投入，持久的时间作用，华为的科技实力已经达到世界顶级。

从这一点上说，美国意在以芯片限制华为手机业务，短期内虽带给华为重创，但长久来看并不现实——实际上，在2020年12月，由中建八局承建的华为国内首个芯片厂房：武汉华为光工厂项目(二期)正式封顶，加上2020年9月2日华为宣布，不依赖先进工艺芯片的华为“鲲鹏云手机”正式上线公测。华为在手机芯片上的反击战，已经正式吹响“冲锋号”。

此外，在业务销售领域，华为把手机作为业务核心的同时，更在积极拓展硬件，扩充至8类硬件设备，包括VR眼镜、智能音箱、智能手表、笔记本电脑等，并提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品牌。

可以说，科技实力的支撑，也让华为的增长区间，难以被某些国家“一棍子打死”——实际上，即使在芯片受制，手机业务遭到重创后，华为的营收增长的可能性从未消失。

比如，近期“”华为机器视觉领域总裁段爱国就在微头条爆料称，华为机器视觉推出了“智慧养猪方案”：包括仪表盘监控、大数据分析、数字化管理，支持AI识别、AI学习、AI预测、AI决策等，可以实现全感知监控、机器人巡检和自动/远程控制。

这意味着，华为在将来用机器和AI替代人力，对猪进行生长进行“监管”。

“我们本来是一棵小草，这两年的狂风暴雨没有把我们打垮，艰难困苦的锻炼，过几年也许会使我们变成一棵小铁树。铁树终会开花的。”

在告别荣耀业务之时，任正非的讲话中，不止有“黄花落地”的离别伤感，也有“铁树开花”的光明和希冀。

但是，华为从不孤单。

危难时刻，国家永远是诸如华为这样的民族企业，最大的后盾——在2020年8月，中国政府颁发《国务院关于印发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优化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发展环境，深化产业国际合作，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和发展质量。

这标志着，国产芯片和软件行业，最高可享10年免所得税。这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消息。

另一方面，在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名单后，华为的“战友”中芯国际随后表示：感谢美国将中芯国际与华为逼入绝境，这将是伟大的合作的开始——实际上，华为和中芯国际一旦联合，坚定去美国化技术路线，去设计芯片，去自主可控地持续研发和升级晶圆加工技术，势必将奋起直追。

时间回到2000年。

这一年，中国即将加入WTO，美国经历纳斯达克的泡沫破灭，正在股灾余波中疗伤。也是这一年，任正非发表了一篇《华为的冬天》：

今天也许是华为的春天，但是冬天马上就会来临——企业跟人一样都会死，但我们要“向死而生”。

尽管，直到今天华为依然没有在芯片危机中突围，前途依旧充满变数——“华为在美国的一波又一波严厉的制裁下，使我们终于明白，美国某些政客不是为了纠正我们，而是要打死我们。”

但是，正如任正非早些年所言，不管身处何处，我们要看着太平洋的海啸，要盯着大西洋的风暴，理解上甘岭的艰难。

“要跟着奔腾的万里长江水，一同去远方，去奔赴战场，去谋求胜利！”

苦难终究孕育伟大。

直面磨难，不屈不挠，这是华为感动人心的地方。对个人如此，对企业如此，对国家和民族也是如此。

那些打不倒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

袁国宝：生意人潘石屹

袁国宝

互联网趋势观察家、知名财经作家、新盟创始人、资深媒体人、新媒体营销和品牌传播专家。

“作为一个奸商，你有没有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

早些年，当一位大学生如此质问潘石屹的时候，没人能想到这句不留情面的话，在多年后竟快一语成谶。尤其最近几年，人们对潘石屹所做所为，已经逐渐丧失了耐心。

商业上，SOHO中国的颓势不可逆转，在各大核心资产相继出售后，潘石屹夫妻大口吃下了房地产时代红利，出售资产套现近300亿元，同时，又在国外加码注资不断收购，誓做“李嘉诚第二”；私德上，这位最早一批的中国房地产弄潮儿，又三番几次挑战公众良知底线，包含自己妻子、儿子在内的潘氏家族，屡发神论，多次诋毁人民英雄，引得这一家子的人设风评，形成了规模性坍塌。

以至于此时有观点认为，对潘石屹人们不知道的，或许只有三件事：

一是潘石屹到底什么时候跑？

二是对潘石屹除了骂，人们还能说什么？

三是潘石屹的结局，究竟会如何？

可除此以外，要说的还有很多。

90年代与潘石屹一起在海南房地产“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冯仑，曾经说过：“对我们这些民营企业家来说，最大的考验是如何收场，而不是开场。怎么把过去的这些成绩画个句号。”如今，潘石屹这个句号怎么画，又为何而画——甚至，当“潘石屹们”已演变成一个不小的趋势时，真正留给人们的思考该是什么？这不单是传统语境下关于一个人、一群人“盖棺定论”的历史使命评述，也该是现代中国营商环境中，关于企业家与商人的边界，个人财富与安全感应有的讨论。

潘石屹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鬼精鬼精”的潘石屹

潘石屹老被骂是有原因的。近期，海淀公安分局就发了一则通报，指出在2020年6月23日，30岁男子潘某，于微博评论区发表造谣诋毁英雄烈士的言论，造成了恶劣社会影响。随后，北京警方依法对该男子开展追逃。

而这位潘某，正是潘石屹之子潘瑞。在潘瑞的评论中，不仅将中印冲突虚报为“听说至少一个营被印度活埋了”，制造谣言，扰乱视听。更称牺牲的烈士“好像没有机会天葬”：其中暴露的，是对人民英雄的不尊重，对生命的漠视与冷血。这不禁令人侧目。

而回顾以往，号称“京城四少”的潘瑞，更是多次于各大平台，发表过众多刺痛社会良知的言论。

愤怒也开始由点及面，逐渐抑制不住。对此，微博大V司马南连发数条微博，将潘瑞近年来的恶劣言论一一截屏发送，并质问：小小年纪（就有）如此咬牙切齿的这种愤怒的言论，对中国体制、中国制度、中国政治的一种愤怒的情绪和原生态的家庭有没有关系？ 原生家庭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潘石屹的妻子张欣，情况则更加复杂——这一位海归女精英，被惯称为“白左”：这一批人，不仅对自己的丈夫有着一种凌驾感，更对整个中国社会有着一种高高在上的“不耐烦”。

“太太不断地高标准、严要求。”潘石屹接受在采访时曾坦言，和张欣相处压力很大。不仅如此，张欣对于国内生活也很不满意：“她说要回英国去，她基本上看见所有的东西都不好，穿衣、吃饭、说话，对问题的看法、工作的方式都不满意。”

“不满意常常是吃饭的姿势、刀叉的使用、喝汤有没有声音”。

乃至回顾早些年对外媒的发言，不少人指出这个女人有着“精美”倾向——张欣曾受访于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频道时，称：“如果你问中国人，你最渴望什么？他们最渴望的不是食物，不是房子，而是民主。”

这无疑是一种匪夷所思的说法。更诧异的是，潘石屹本人在公众视角下的表现，也堪称一场灾难。

先前在2020武汉疫情期间分文不捐，引得网民群起攻之，是这位坐拥近2300万粉丝的微博网红关闭评论区的直接原因。而潘家公子潘瑞公然发声：“口罩都发不明白，还想碰我钱？”则直接引爆了舆论。如今，打开潘石屹的微博，哪怕评论关闭了一年，还是挡不住网民在转发他微博时激烈的攻讦。而时间线往前，潘石屹独有的“招黑”特质，也不止一次引发人们热议。

2018年8月21日。SOHO中国房源租赁竞拍发布会，潘石屹就“中产阶级贩卖焦虑”回应道：“我不是中产阶级，所以我没有这种焦虑。我是无产阶级。”

话音刚落，舆论哗然。与马云“我不爱钱”不同的是，前者尽管口无遮拦，但社会公益的“作业”好歹没有落下。反观“无产阶级”的潘石屹，夫妻俩近几年套现300亿不说，至今社会捐助的新闻更鲜少人知——常被潘石拿出举例的，是为甘肃天水农村老家卖苹果，以及投资3000万为老家天水盖学校。

可钱一花出去，潘石屹总有办法让事情变味。

比如，2017年潘石屹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就率先开炮：我帮家乡人民卖苹果，回家却发现祖坟让人扒了——事后，天水官方将一封潘石屹老乡写的公开信作为回应：

“你爷、你婆、你妈的墓，还有你家的祖坟明明都在。以后你说话要注意影响，伤感情的话千万不要乱说呀。”

相形之下，潘石屹夫妇被人熟知的最大的一笔公益投入，则是把钱投入哈佛、耶鲁等海外名校搞合作，捐款1亿美元设立助学金——2014年时，潘石屹夫妇就向哈佛大学捐出了1500万美元，随后成立基金会再次对哈佛大学捐助1亿美元。同年，向耶鲁大学捐赠了1500万美元。

这件事引得刘强东和金星接连质疑。

在一次访谈节目中，金星质问潘石屹：中国好大学这么多，你怎么不捐，而要捐给美国？

潘石屹反驳称这是捐给中国留学生的。金星表示怀疑——能上哈佛的，很少贫困，即使贫困，凭借个人能力也可申请到奖学金。哈佛是有门槛的，学费很高，不是一般家庭没法上，在哈佛留学的中国学生真没多少。最后，金星不忘补刀：“你们有钱人，就是喜欢帮有钱人。”潘石屹哑口无言。可没有话说，不代表没有动作。“让中国的贫困学生到世界一流大学去读本科。”这是张欣捐款时对外界的说辞。但人们很快发现，捐款后，潘石屹的两个小儿子先后入读耶鲁和哈佛。

加上如今被追逃的大儿子潘瑞——早年在英国亨利商学院读房地产博士，并于当地成立Estates房地产公司，拥有多个大型地产项目。

潘石屹的儿子们都离开了中国，剩下两口子又在国内继续说着让人“听不懂”的话。

很多年前，潘石屹在公众视野中出镜时，伴随的是对人与宇宙等宏大主题的探求，禅宗、哲学是他的最爱。甚至，潘石屹搞过一个“向西50°”的活动。他从北京出发，一路向西，途径内蒙新疆，见识芸芸众生，体察世间百态。

有个建筑师表示：人一生的追求就是做一个善良的人。潘石屹听后，觉得不够纯粹：只留下一个“人”字，活出人的本色，就很真实，就很好。

但多年以来，潘石屹活得却不够真实，起码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时。

玻璃大王曹德旺，对此也评论到：“存在的都是有道理的，潘石屹跟他的太太，都是鬼精鬼精的。”

2、薛定谔的猫和潘石屹的跑

不过，作为一个商人，从甘肃天水走出来的潘石屹，十足精明。

他被人称为“笑面虎”，一副黑框眼镜是其标配，常年西装革履，外表温和斯文，看似谦谦君子，却从不做亏本买卖，不仅打得一手好算盘，而且城府很深。

“老说我跑了跑了，都是谣言！”

尽管这些年有关自己跑路的“谣言”四起，但潘石屹的屡次回应，都称其不存在。但薛定谔的猫和潘石屹的跑，是同一个问题。

潘石屹说自己不跑，是经不起揣测的。从2014年开始，潘石屹开始相继变卖资产：

2014年，出售上海SOHO静安广场、SOHO海伦广场、凌空SOHO十万平米物业；

2015年，出售上海外滩国际金融中心8-1地块项目50%的股权；

2016年，出售上海SOHO世纪广场；2017年，出售上海虹口SOHO、凌空SOHO。

到了2019年，潘石屹开始计划出售自己口中“永不出售”、总价值约80亿美元的“八大金刚”，包括：北京望京SOHO、光华路SOHO二期、前门大街、丽泽SOHO，上海外滩SOHO、SOHO复兴广场、古北SOHO、天山广场项目。

这是一个微妙的信号：一旦上述八个项目出手，SOHO中国将清空在中国境内的全部资产。不过随着疫情袭来，SOHO中国去年3月与美国黑石的交易随之搁浅。

即便没人愿来接盘，即便这些年潘氏夫妻将SOHO中国这头“奶牛”挤得皮包骨——从2012年到2019年，SOHO中国营收由153.05亿元缩水至18.47亿元，萎靡至极。

但一正一反间，潘石屹夫妇已经套现近300亿元。按潘张夫妇所占SOHO股比计算，夫妻二人累计取得分红现金约133亿元。到了去年11月，潘石屹家族以212.2亿元财富荣登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175位。

相比中国互联网人制造风口，鼓吹泡沫的击鼓传花，潘氏夫妻更懂得闷声发大财。更顺其自然的是，这位精明的商人又将揣在怀里的百亿资金，相继转手撒到了海外。

据媒体报道，潘石屹家族有大笔投资海外资产，特别是爱在纽约买楼。比如：

2011年，7亿美元拿下纽约曼哈顿广场旁的港务局长途巴士站办公大楼；

2012年，6亿美元拿下曼哈顿公园大道广场49%股权；

2013年，14亿美元与巴西财团联手买下美国通用汽车大厦40%股权。

加上被北京警方追逃的大儿子潘瑞早已在英国成立房地产公司，抓紧海外投资布局。人们不得不感叹，这一家子的算盘都打得太过溜圆。

更微妙的是，2019年计划出售“八大金刚”后，从2019年12月18日至2020年1月14日，潘石屹累计在境外注册了7家公司，注册资本从150万元至2亿元不等——这被人怀疑是转移资产的预热动作。

“我只是一个商人，在商言商！”这是中国人民曾经的老朋友，李嘉诚的观点。

事实上，资本来去自由，这不是红旗往何处扬的政治问题，也不该是“外面月亮圆”的意识形态问题。仅从商业角度而言，SOHO近年来“半死不活”的状态，也是“鬼精鬼精”的潘石屹最大的考量。

比如，仅2019年前三季度，北京全市和五大核心商圈写字楼的空置率同比上升40.9%和20.6%；上海2019上半年优质写字楼空置率同比升至18.0%，三季度空置率高达20%。望京SOHO空置率也一度高达12%，这甚至让“无产阶级”潘石屹感叹，收租的日子真不好过了。

另一方面，人们在看到潘石屹清仓中国资产的时候，部分人心里很不是滋味——起码，在小潘潘身上，人们是看不到先富带动后富的，看到的，是先富如何教后富如何花样跑路的。

这种名人示范效应其实很不好。尤其对一个在2012年还登上过中国微博意见领袖排行榜第一名的潘石屹来说——当时，他的名气压过马云、李开复、郎咸平、方舟子等一众名人。甚至，有媒体报道称，当时消费额度超过5000万元的客户可以和他吃个饭，犹如“中国版巴菲特的午餐”。后因人气火爆，饭票门槛很快涨到了1亿元。如今想想，也不知道这些花钱吃饭的人，究竟想向潘石屹请教什么。乔布斯曾说：“我讨厌一种人，他们把自己称为‘企业家’，实际上真正想做的却是创建一家企业然后把它卖掉或上市，他们就可以变现一走了之。”

在商言商本没有错，可潘石屹实在太纯粹，纯粹到和企业家根本不沾边儿。

或许，他也不想沾边。

3、“纯粹”的潘石屹

2010年是SOHO中国最高光的一年。也是潘石屹历经“小三”风波、被正宫“抢班夺权”后，最春风得意的一年。

实际上，潘石屹曾在05年被妻子严重限制出行，最后以馈赠SOHO中国一半自持股份给张欣而收尾。

随后几年，为了更好地卖楼，潘石屹曾四处跑穴：拍电影、做主持、著书立说，他不竭余力低把自己打造成地产、娱乐、文学三栖明星。

潘石屹的光芒照亮了全国地图。其中，以山西和内蒙古为首的一众煤老板们，纷纷为潘石屹个人魅力折服，被绕得天旋地转，大量购入SOHO旺铺。这一年，SOHO中国销售额达到创历史新高的238亿元。部门会议上，张欣提出：SOHO中国要在5年内超越万科。

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到2012年，SOHO中国营收缩水到153亿，同一年万科营收首次破千亿。往后几年，作为前辈的SOHO中国，与后辈们的差距越拉越大。即便2012年SOHO中国宣布转型，计划自持物业模式，试图靠只租不卖来抓住市场机遇，但这家公司创始人的炒作正在透支着市场的信任，加上中国写字楼商业模式的不成熟，共同作用下，SOHO出租回报率长期连3%都不到。这就回到了前文的一幕：

2014年到2019年期间，潘石屹几乎每年都在大手笔出售资产，只能靠卖卖卖，勉强维持着潘氏家族朴实无华的生活。另一方面，人们的质疑声也逐渐变大。

比如，2010年北京SOHO尚都和朝外SOHO发生数百名业主维权事件——据商户们反映，SOHO对物业缺乏统一规划，火锅店旁是足疗，外语教学、美甲店和健身房同在一层做邻居。而花了大价钱买单的煤老板们，逐渐发现潘石屹口中的黄金旺铺，有的两三年租不出去——一位SOHO尚都业主算了一下，按当时的租金回报，他收回购楼款的成本至少要28年。这直接导致了那一年，几十名业主不顾冬日严寒，身穿大写的“惨”字T恤，在SOHO办公楼前大叫：

“潘石屹，大骗子！”

 潘爱豆的节操瞬间碎了一地。

但无论怎么说，这一个1963年诞生于甘肃天水，一路从廊坊杀到海口，再战到北京、上海、纽约波士顿的地产奇才，以其特有的狡黠精明，一路领跑行业三十年：你说他不懂商业，这无疑是个天大的笑话。

他可以在1988年率先从体制辞职下海，跟随牟其中南下海南，承包砖厂，和冯仑一起学习借用杠杆在海南炒地皮，最后“凭着一袋橘子”窥视到红头文件，说服冯仑抛空了所有资产，几个人带着钱连滚带爬地逃回了北京，从“尸横遍野”的海南楼市中全身而退。

他也可以在海南回京后，尽管自己一句英语都不会说，但可以穿着紫红色西装，白皮鞋，于1994年向认识不到4天的高盛年轻分析师、归国女精英张欣跪下求婚，随后拿着从万通分家得来的一百万，和张欣一起开了夫妻店，两人联手，不到十年就打下SOHO中国千亿资产。

可你说他懂商业：他懂的又是一种原始、纯粹、古老的买卖。一切如他所言：“低买高卖是做生意遵循的永恒不变的规律。”

但这个规律始终具有时代的局限性。最终，他没能挡住自己商业上的败局，任凭人设崩盘，舆论倾倒，一步一步朝着商人另一个极端远去。

4 、“潘石屹们”做错了什么？

将潘石屹定义成什么，直接影响人们听他说话时的心情。

被喷了这么多年的潘石屹也渐渐接受了这个现实。在2021年1月8日，SOHO中国举行了2020第四赛季线上租赁表彰会。潘石屹隔着电子屏幕，开始了自我反思。

他说10年前有人骂他，他总会骂回去，5年前有人骂他，他能忍住不回骂。而现在，经过2020年的疫情，他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学会了谦卑：

“现在网上还有人骂我，我不生气了，更不会对骂了，我就是盖房子，租房子的普通人，做好分内事，不要是是非非。”

他不找是是非非，可是是非非总会找他：只因多年来他的所做所为，早已做不了普通人。

多年前，潘石屹曾谈及梦想。说要回到西北老家，住窑洞，放牛羊，面前河水青青，网上没人骂骂。

不过，衣锦还乡这四个字，终究是扯远了——此时此刻，除了潘石屹，全世界都知道这位天水娃娃，更向往太平洋的风。但某种程度上说，他也知道自己是时代下“潘石屹”。就如他感慨的那样：改革开放后，我可以在北京建房子，在长安街上盖楼，这都像做梦一样。

他终究不敢背杵底线。

但所谓的底线，又该是什么？这些年，在潘石屹开始变卖资产时，社会上一直有很大的呼声：

潘石屹吃了时代多少红利，怎么老想着把资产转移出海？

这是一个永恒的争论，也是一个没有答案的争论。

但回到商业本身，即便人不厚道，道德层面也不尽人意，可潘石屹终究是在现行的游戏规则中，脱颖而出的头部玩家。

更重要的，是诸如潘石屹的人物，不是一个，而是一群。

他们或许称不上企业家，反而更像是一批纯粹的商人。趋利避害，贪财逐利，所有人性中最原始、最纯粹的弱点，他们都有。他们身上始终带着浓浓的个人烙印，与“精致的个人主义者”无限趋同。

但令人深思的是，这一批时代孕育出的众多地产大佬，在某个阶段里，却被全方位打造成了青年人学习的榜样。

可叹的是，这些大佬们对此也深信不疑，甚至飘飘然以精神领袖自居，讲创业故事，爬珠峰，写剧本，弹吉他，开演唱会，玩得不亦乐乎。

如今，回头再看看这些所谓的地产大佬，他们多年来坐拥着顶级社会资源，既没有带来实际的科技进步，也没有推动文化发展。更多催生的，是给社会带来千千万万的房奴。

彼得·德鲁克说：企业是社会的器官，是为社会解决问题而存在的。

在商言商没错，但到了巨富的层次，在意的依然只是户头的数字，这无疑是一件可悲的事。从这一点上说，“潘石屹”们其实一直没变，他们依然是当年那个单纯想要出人头地，赚大钱的农民。

错的是我们，误把这些由欲望驱使的投机者，当成了时代的灯塔。

潘石屹曾在《潘石屹：王石还年轻》中感叹：“我有些伤感，感到一个时代结束了。”不过，对整个社会来说，如此时代落幕，或许是一件好事。但对潘石屹来说，他自始至终，都欠时代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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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国宝：阿里、京东、苏宁争抢的这个领域，会成为互联网的新战场？

当拼多多从“五环外”走上了纳斯达克，人们发现，原来在阿里和京东的严防死守中，拼多多找到了一条缝隙，并迅速成为了中国电商的第三极。原来，只要找到合适的市场，机会依然有。

在拼多多的“农村包围城市”获得成功后，下一次机会在哪里？

现在来看，线上的机会或许还并不明朗，但是，线上赋能线下的机会，大概率会在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夫妻小卖店里。

不过，巨头们显然已经看到了这里的机会，小小的夫妻店，已经成为巨头博弈的新战场。

巨头相继加码“小店经济”

不同于拼多多、趣头条和快手这下沉三巨头，在“小店经济”这个领域，后发者已经几乎得不到机会了。巨头已经纷纷占领了这个领域。

苏宁小店虽然一直并不怎么赚钱，但在“太子”张康阳掌控之后，依然在调整。比如，与冯氏零售达成利亚华南的股权转让协议，再比如，进行门店优化，现在，苏宁小店已从最多时的5000多家关至1400多家。

不过，苏宁显然并不死心，作为渠道下沉载体，苏宁小店依然被寄予厚望。最新消息显示，苏宁小店宣布全面开放门店加盟，设立3年内加盟10000家门店目标。虽然加盟方式让外界颇多质疑，但以加盟方式进行扩张，不但可以缓解苏宁的资金流问题，还能够将散落的众多小店集纳到苏宁的体系里来。

除了苏宁，张近东的老对手刘强东也在做同样的事情。7月31日，京东新通路发布消息：京东便利店将在全国多地开放特许加盟合作，北京、上海、成都、济南等城市在列。据悉，京东便利店除了提供优质货源外，京东还将输出品牌、模式和管理，实现对传统小店的升级。

而早在今年6月2日，京东还发布了“星星之火”地摊经济扶持计划，组织超过500亿的品质货源，为每个小店提供最高10万元无息赊购，布局地摊和小店经济。

同在6月2日，支付也对外宣布，面向平台超5000万小微商家，将推出“全国小店烟火计划”，在线下线上一体化、福利补贴、商家教育指南、经营保障支持方面输出四大全新数字化政策，助力小微商家。

线下的门店商家，可以通过小程序店铺模板快速搭建线上门店，录入门店商品并生成下单码，一键发送给顾客好友；同时通过“朋友会员”功能配置折扣优惠活动，在朋友圈及社群宣传拓展客户流量，为线下摊店引流提升复购率。

按计划，商家不仅可免费获得20万保额的“安心收款计划”保障，还可通过“收款小账本”小程序的“商家保障中心”升级为100万保额的“收款安全险”保障。

此外，商家可积累积分免费兑换支付多元化的生意、生活资源，包括腾讯王卡、读书券、腾讯视频VIP卡等。

小店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升级，会成为今后线下一个巨大的流量入口，按每个数字小店每天接待200个消费者计算，150万家小店带来的线下人流量将达到3亿。这是一个巨大的线下流量，同时也是一个全新的运营阵地。

布局新零售的阿里自然也不能放过。8月28日，阿里零售通对外发布“W计划”，向其所覆盖的150万家社区零售小店全面开放数字操作系统。

据悉，作为国内的最大的快消B2B平台，零售通已覆盖全国150万家线下零售小店，并已和95%以上的知名快消品牌建立了可持续的发展关系。在后端，零售通联合菜鸟打造了强大稳定的供应链系统，阿里仓已覆盖全国210个城市和83%的街道，承诺送达准时率达96%以上。

而“W计划”则是零售通向其所覆盖的150万家小店开放包括POS机在内的数字小店操作系统、10000款小店渠道专供新商品，向小店提供包括免息赊购、滞销赔、过期赔等金融扶持政策，并打通支付宝、淘宝、饿了么、大润发等阿里经济体资源帮小店引流增收，打造更多的日销万元的小店。

阿里的零售通，京东的新通路，苏宁小店，还有支付，巨头们已经开始在夫妻店这个领域跑马圈地了。

一方面在于，政策层面的支持。今年7月，国家发改委等13部门发布《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提出发展15种新业态新模式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明确鼓励发展新个体经济，包括支持微商电商、网络直播等多样化的自主就业、分时就业，发展微经济、鼓励“副业创新”，着力激发各类主体的创新动力和创造活力，打造兼职就业、副业创业等。

而另一方面，线下的一个个小店，会大概率演变成全新的流量入口。巨头们自然不会错过这个布局的机会。

不过，这些小店，未来的方向，究竟会是什么样的呢？

小店的未来：社群团购or松散式便利店

从目前来看，作为距离消费者最近的入口，巨头们将小店聚集到自己的麾下之后，最有可能的方向就是两个。

第一，巨头整合供应链和品牌，小店店主负责日常经营。这些小店就变成了加盟形式的便利店。其实，线下的商业连锁机构，已经开始逐渐数字化。

7-11、罗森、全家等传统连锁超市，在选址、运营、人员标准化培训，以及供应链管理方面，都是非常成熟的。主要的弱点就在于数字化赋能层面，而便利蜂这样的新生力量，给了他们全新的启发。

而京东、阿里这些由线上转线下的巨头，数字化、智能化是长项，更需要在商品结构、区域内物流配送等方面进一步提升。聚合起来的夫妻店，就成为了他们的试验场。所以我们看到，虽然这些小店业务并不能带来高额利润，但流量入口和区域物流配送经验的积累，让这些互联网巨头难以割舍。

第二条路，就是转向社区团购。据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0年国内社区团购市场发展迅猛，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720亿元，同比增长高达112%，预计2022年中国社区团购市场规模有望达到千亿级别。

而上半年，由于疫情的影响，社区团购发展极快。兴盛优选、十荟团和同程生活接连完成大额融资。十荟团接连完成3轮共计2.5亿美元融资，同程生活完成一轮2亿美元融资后，宣布与邻邻壹完成战略合并，兴盛优选也传出完成8亿美元融资的消息。此外，美团、拼多多等互联网公司也开始在社区团购业务上投入重金。

所以我们看到，腾讯押注了“兴盛优选”；阿里选择了“驿站团购”和“十荟团”；滴滴推出社区团购业务“橙心优选”；美团成立“美团优选”；拼多多推出“多多买菜”；同程旅游孵化“同程生活”等。 

社区团购的生意模型是，平台在小区招募团长，团长运营小区社群，每天集合所有的订单，次日集中进行配送。团长按成交额提取一定的佣金。这种模式，天然适合深入社区的小店。

也就是说，这些夫妻小店，成为了区域物流最后一公里的天然节点。可以说，这些小店，天生就适合社区团购这种全新的业态。

据悉，零售通已成立创新部门，其中一个业务方向就是社区团购，与大润发的生鲜供应链紧密配合。快消与生鲜，电商渗透率都比较低，仍以线下为主要消费渠道，恰恰顺应了即时消费新趋势。

在阿里巴巴数字经济体内部，从服务半径来看，大润发辐射10公里，盒马打造“3公里生活圈”，以百万计的零售通小店将中间空白填满，完成了对线下即时消费场景的全覆盖。零售通还持续推进小店接入饿了么配送平台，打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社区商圈”，让小店的“腿”延伸至300米之外。

线下小店是无法被取代的，相反，在OMO越来越普遍的今天，“小店经济”反而能够焕发更大的生命力。

中国600多万家社区零售小店，互联网巨头在“小店经济”上跑马圈地，不但能够提供上千万个就业岗位，还能够为自己拓展更大的流量入口，同时获得数据、资金的沉淀，成为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帕累托改进”。